资深出版人贺圣遂：对优秀作者，编辑要充分尊重、理解和容忍

2013年，资深出版人贺圣遂从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职位上退下来后，并没有远离出版业，依然是上海出版界的一份子。不过对贺圣遂来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这几十年，可能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近日，复旦大学出版社老社长贺圣遂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回顾与学术界泰斗的交往细故，重新勾勒出版人内心思量及出版界真实生态。

贺圣遂

《中国文学史》是著者和出版人顺应时代精神使然

作为草创之初就躬身于斯的过来人，贺圣遂无疑见证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成长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才成立，其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真正建立，和全国大部分出版社延续事业单位的发展老路子相似，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发展缓慢，规模一直比较小，影响力有限。1992年复旦派张德明主持复旦社工作，他事业心很强，立志要将复旦大学出版社做大做强。张德明策划《狮城舌战》一书时，我进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工作才两个礼拜，该书的成功营销是我进入出版业初试身手。《狮城舌战》于1993年11月上市，两年销售近60万册，这样的销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谓出色。我的出版生涯正是从这里开始，后来相继出版章培恒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葛剑雄《中国人口史》、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通史》以及葛兆光等主编的‘从周边看中国’（《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韩国燕行文献选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选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这些书确实给复旦带来了一定声誉。”

贺圣遂坦言，“出版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时出现很多周折。该书1994年立项，1996年出第一版，当时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大新闻，5万册图书上市一个月之内售罄。但在《中国文学史》第一版出版后，章、骆两位主编都觉初版还不如人意，他们有意进一步完善理论、观点和资料，打算花两年时间重新修订以推出新版，这是作者对读者负责、治学严谨的表现。但其时复旦大学出版社没有经验，和章先生的合作发生了一点矛盾。2004年，章培恒先生罹患癌症，文学史的修订工作不得不一再拖延。尽管其间有很多困难障碍，我动议复旦大学出版社与章先生修好，后来也幸而冰释前嫌，第二版仍是归于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后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于2007年正式上市。”

对于章、骆二人《中国文学史》的价值，贺圣遂至今盛赞不已，“这套书的写法极具个人特色，是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对中国传统文学做出新的诠释。在这套书中，爱国主义、人民性不是唯一的主题。章、骆二人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理解文学，把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和自身逻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掘和描绘，将人们渴望了解而在以往文学史中又鲜有着墨的东西，如那种传统文学中被遮蔽压抑的个性和人性精神呈现给了读者。可以说，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畅销，是著者和出版人顺应时代精神使然。”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重视学术最新走向，参考国外研究方法，有时亦紧跟社会思潮。其中不乏十年磨一剑的好书，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皇皇十二册，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从最初三卷本的构想一直到现在出满十三卷。诸多代表性著作亦奠定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地位，出版高品位的原创学术著作和高质量高校教材成为复旦出版社的宗旨与特征。

然而，亦有毁誉参半之时。

1985年南怀瑾通过门生与复旦有所接触，198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南怀瑾《论语别裁》，开南怀瑾著作在中国内地大规模、高规格出版发行之先河。从《论语别裁》开始，复旦大学出版社统共出版南怀瑾著述计三十余种。而此举却遭到王元化、朱维铮等学者的批评，“野狐禅”“不学有术”等指摘更使复旦大学出版社徒惹聚讼。

朱维铮

听此疑议，贺圣遂并不讳言，“当时我只和朱先生讲，中国像您这样的学术泰斗毕竟是少数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香港和内地开始有文化交流，同《曾国藩》《胡雪岩》应和时代脉搏，流行于干部阶层一般，在台湾，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南先生就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以期将最能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知识向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国人进行普及。如何通过中国文化提升个人教养，是南先生在当时主要的考量，事实上也的的确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当时，多数学术著作为小众服务，但复旦出版社一直也在考虑满足社会更广泛群体的精神需求。南怀瑾先生的著述从商界成功人士、企业家圈子中开始流行，相信南先生的自由发挥亦满足了另一群读者的精神寄托和思考。”

章培恒

“尽管朱维铮先生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复旦社出版的，但是他的《中国史学的进程》没能终稿出版，是我心底之痛。朱维铮先生、章培恒先生、陆谷孙先生被复旦人誉为三道风景线，他们特立独行，但又是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风范的知识分子，都有兼济天下、舍我其谁的胸怀。”

“1979年章培恒先生代表国家到日本讲学，有留日机会却毅然回国，章先生博通古今，一代宗师，尤其是为朋友、学生常常仗义疏财，是我这辈子最崇敬的先生。朱维铮先生处世恒毅，陆谷孙先生持身正大、德高望重，虽专研外语和外国文学，但有着传统中国士人的烙印。我有幸和这些先生交往，他们是真正的性情中人，当头棒喝都足以令吾辈醍醐灌顶、七窍生慧。”

出版工作事涉多方人马，接洽斡旋难免互生龃龉。然怀此崇文敬贤之心，危难关头双方多是放下成见、同舟共济。

陆谷孙

陆谷孙先生编《中华汉英大词典》最大的问题：手下没人

陆谷孙先生的《中华汉英大词典》1998年开始决议编写，直至2015年才出版上部，当中自然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波折。

不比陆谷孙早前编写《英汉大词典》那样，由于属国家项目，有政府出钱出力支持。其时的社会状况和知识界的氛围也容易使参与专家们通力合作。然而，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决定编纂《中华汉英大词典》差不多是出版社和作者个人的发愿。

贺圣遂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这17年的艰辛：“倡议请陆谷孙先生领衔编纂《中华汉英大词典》，首功要记时任复旦社总编高若海和外语编辑室陈锡镖主任，他们是此项目的真正策划者。此后十几年间，栾奇、黄昌朝、孙晶等近十名复旦社编辑辛勤努力，都功不可没。从早期购买语料库，到搭建编写班子，都是出版社出人出钱出力。而编写开始时，最大的问题是陆先生手下缺少助手，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编词典不算学术成果，不算工作量；二则商业时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陆先生虽耻言阿堵物，但其他人未必可以无视经济利益。”

编写《中华汉英大词典》举步维艰，在此困局下，陆谷孙先生提出请调其弟子，洛阳解放军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赵翠莲前来上海参与编写，复旦校方毅然支持，同意由复旦出版社负责所有薪酬待遇，将赵翠莲调入复旦。后赵翠莲、万江波、沈园由陆先生提名，成为该书三名执行主编。

2008年，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完成，贺圣遂分别致信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和校长王生洪，为保障大词典顺利编写求援，受到书记、校长高度重视，特批示由校方有关部门、外文学院领导、出版社、编纂人员专门召开协调会。在时任外文学院院长黄勇民大力支持下，在人力、财力、待遇上给予充分保障，极大地鼓舞了编写者的积极性。这才有了《中华汉英大词典》今天的成果。

贺圣遂感慨地说：“复旦社十数年磨一剑，仅在财力上至上册出版，出版社总计投入就不下300万。听闻现在国家特拨300多万元作为该项目的资助鼓励，这使在项目上所有付出艰辛劳动的人都深感欣慰。”

为何甘愿斥巨资出版半本大词典？贺圣遂表示，“因为《中华汉英大词典》是一部面向中国及世界其他华人社区的大型汉英工具书，该词典以引进的美国MRM汉英词库为基础，遵循方便使用者的词典编纂理念，设计了完善的编写体例；收选词条以充分体现中国深厚人文背景知识为其基本特色，又采取兼收并蓄的收词原则，兼顾各个时期、特别是时下新出现的词语，同时适当照顾外国人学用汉语的需要，具有浓厚的人文底蕴和鲜明的实用性，显然优于迄今已面世的所有汉英词典。陆先生能够用最好的英式语言将中国文化的词汇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出版不仅仅是走一套流程，出版人其实肩负文化组织者的重任，好的出版者可以起到推进文化向前发展的引擎作用。复旦版《中国文学史》、陆谷孙《中华汉英大词典》等重量级著作、辞书的最终出版，令贺圣遂感慨颇深。

“《中国文学史》出版机会的获得，首先是我们对这部书‘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的突破性价值有准确的判断和深刻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全力以赴做好全面周密的出版计划，争取并赢得作者的信任，获得宝贵的出版机会。我觉得《中国文学史》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编辑慧根、慧眼、慧才完美结合的产物。编辑出版工作是传播而不是创造知识，这就要求编辑要为创造知识的作者服务好。编辑要有真诚为作者服务的思想，越是优秀的作者，其个性越强，编辑越要充分尊重、理解和容忍，有些时候，甚至要有牺牲自我，不怕委屈自己的精神。” 回顾半生出版生涯，这位资深出版人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