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文学的翻译家”曹靖华：为起义的奴隶提供军火的人

2017年是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先生去世30周年。他曾经将苏联著名革命小说《铁流》译成中文，在革命战争年代鼓舞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投身革命洪流，因此而被称为“为起义的奴隶提供军火的人”。

与鲁迅的友谊

曹靖华（1897-1987年）原名曹联亚，生于河南省西部卢氏县一个远离县城的小山村。父亲曹培元（字植甫）是晚清秀才，因痛恶时政腐败，又悯家乡文化落后，中举后毅然放弃功名，终身从事山乡教育。曹靖华六岁读书，1916年考入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二中学。入学不久，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曹靖华就在国文课堂上和主张“书不读秦汉以下，意常在山水之间”的教师就白话文进行舌战，又写了万言长文为新文体辩护，以致该教师愤然辞职。

1920年他中学毕业后辗转来到上海，进入“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俄语。“实际上，这个补习学校的代号，就是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由SY组织派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入东方大学学习俄语和文学，从此与俄苏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到了1922年秋，曹靖华等人经批准护送同去的生病学友回国。返华后，他在北大俄语系旁听，并旁听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因而认识了鲁迅。曹靖华后来回忆，“鲁迅先生的课堂堂都是挤得满满的，连站的地方都没有。”1925年5月时，当时担任国民革命第二军顾问团翻译的曹靖华，为协助苏联汉学家鲍•瓦西里耶夫（汉名王希礼）将轰动文坛的《阿Q正传》翻译成俄文，与鲁迅建立； 通信关系。为了让《阿Q 正传》“在中国大革命前夕好像第一只春燕衔着友谊的花蕾在风雨交加中冲破了封建军阀的天罗地网横越浩瀚的蒙古沙漠飞到苏联”，鲁迅先生不仅作了详尽的解答，还专为解释绍兴的赌博方法绘了一张图，按图说明“天门”等等的位置及如何赌法，而且还应邀为译者写了生平第一篇自传（后来收入《鲁迅全集》第七卷）。这是鲁迅先生最翔实地解说《阿Q正传》的第一手材料。

从曹靖华与鲁迅通第一封信到鲁迅逝世（1936年10月19日），仅据鲁迅日记中的记载，十一年中，他们之间的通信就多达二百九十二封。 曹靖华成了除鲁迅夫人许广平之外，收到鲁迅信件最多的人，鲁迅与苏联方面的联系也是由他翻译、“中转”。两人之友谊由此可见一斑。

也是在1925年的夏天，在鲁迅倡议下，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和鲁迅一道创办了进步的文艺团体——未名社，出版自己的译作。当时除鲁迅先生拿出200元外，其余每人交50元作为公积金，并“立志不做资本家的牛马”，从写文章到跑印刷厂，事无巨细均亲自动手。从此曹靖华在鲁迅和瞿秋白的关怀鼓舞下，开始将自己的翻译事业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鲁迅历来十分重视翻译介绍进步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把它比作是“给起义了的奴隶偷运军火”和“普罗米修斯取天火给人类”。曹靖华同样秉持这个主张，专力选译那些能够鼓舞斗志、激起革命热情的苏联革命文学作品，以声援国内的革命斗争。他早年所翻译的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等俄苏文学作品也是由未名社出版的。

曹靖华最著名的译作是《铁流》。这是一部俄（苏）进步作家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年）在192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描写的是苏联国内战争初期塔曼（今属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十月革命前，土地肥沃的塔曼半岛被哥萨克缙绅所统治，从俄国各地跑来谋生的“外乡人”和贫穷的哥萨克备受压迫。十月革命爆发后，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下翻了身。可是紧接而来的白匪叛乱使红军家属和其他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劳动人民遭到残酷迫害和屠杀。为了死里逃生，他们用所能找到的最原始的武器武装自己，推举郭如鹤为首领，在缺乏衣食和弹药的情况下开始了从黑海沿岸库班草原到北高加索与红军主力会师的历时三十二天、长达五百俄里的行军。这支队伍沿途英勇战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成为一往无前的“铁流”。

《铁流》在中国的流行“是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1930年上半年，上海神州国光社为着“显示自己的前进”起见，约鲁迅编一套新俄文艺作品丛书，鲁迅应约拟定了10种“世界上早有定评”的剧本和小说，名为《现代文艺丛书》。绥拉菲莫维奇的代表作《铁流》亦在其中。之后，鲁迅即写信请当时二度来到苏联的曹靖华翻译。曹靖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列宁格勒读到《铁流》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对于在黑暗中挣扎、在血泊中抗争的我国人民来说，这样的作品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鼓舞力量。因此，我便动手翻译了它”。

翻译过程并不顺利。因《铁流》的原文里夹杂了不少乌克兰方言，曹靖华曾多次写信向作者求助，好在热情的绥拉菲莫维奇将书中难解的地方一一用俄文作了注释。在翻译中曹靖华唯一可以依赖的工具书是一部俄日词典。隆冬时候，他在室内还要身着大衣、脚穿胶鞋、头戴皮帽。为防书稿在邮寄中被没收，他要复写三份；那复写纸和稿纸又粗又厚，一笔下去要力透六层，每笔每画都得全神贯注，写不到多少字，手指上就出现了老茧。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31年五一节，曹靖华终于将全书译毕。这部译稿总算平安地寄到鲁迅手里。

不幸的是，当鲁迅收到译稿时，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发生了变化，“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在国民党当局反动统治的文化高压下，上海神州国光社被迫毁约。对此，鲁迅也很无奈，“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为了传播革命的火种，鲁迅假托一个“三闲书屋”的名义，亲自拿钱印了一千册《铁流》。其时为1931年11月；但书一出版即遭国民党当局查禁，所印出的1000册大多是通过日本友人在上海开的内山书店一册一册地半秘密卖出的。

一直到了抗战爆发后，文网稍宽。《铁流》才得以在1938年重新排版印行。尽管国民党当局仍旧是明开暗禁，采用种种手法控制它的流通，这本书“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下”，终于“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林伯渠说过，“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看过《铁流》的。在长征途中，这是大家抢着要看的书，因为它鼓舞着大家去完成艰苦的长征。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它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毫无疑问，这是对作者绥拉菲莫维奇与译者曹靖华的莫大褒奖。

“俄苏文学的宣传者和翻译家”

1933年秋，曹靖华再度由苏联返回祖国，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东北大学（校址在北平）、中国大学等校任教。“七七”事变后，随校迁到西安，后又到汉中。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以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名”从西北联大解聘。在政治环境险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境况下，他带着一家四口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重庆，找到共产党组织。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将他安排到改组后的“中苏文化协会”，并让他担任该会理事，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又翻译介绍了大量反映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的文艺作品，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编辑《苏联抗战文艺丛书》，有计划地翻译出版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包括高尔基的《仇敌》、列昂诺夫的《侵略》、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作品。就像邓颖超后来所说，“您（指曹靖华）的文学活动总是和我国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您翻译的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影响了无数的青年走向革命。”鲁迅对他也赞赏有加：“然而也有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象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曹）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出了《铁流》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令无煊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曹靖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自1951年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建立时起至1983年，一直担任该系系主任。在教书育人和其他社会活动的间隙， 他继续着自己的翻译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曹靖华翻译出版的作品有：列昂诺夫的《侵略》、克雷莫夫的 《油船“德宾特”号》、肖洛霍 的《死敌》、高尔基的《一月九日》及《契诃夫戏剧集》等，还编译苏联民间故事《魔戒指》、《列宁的传说》、《斯大林的传说》、《夏伯阳的传说及其他》、《蓝壁毯》等，据不完全统计，曹靖华的译作共计约40种，近300万字，称得上是著作等身。

1987年5月15日，“鉴于曹靖华对发展科学、人民教育及人类知识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苏联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术委员会授予曹靖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到了1997年，在曹靖华百年诞辰之际，当时的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罗高寿更是称赞“曹靖华教授不仅是一位精通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学的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俄罗斯语文、俄罗斯与苏联文学的超群非凡的专家，是俄苏文学的宣传者和翻译家”。这个评价，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