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史︱张侃：民间文献收集的学理与实践

【编者按】2017年8月26日—28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活动。与一般高校经常组织的学术活动不同，本次研修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史志机构，常年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本次活动邀请到相关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并设有交流讨论、圆桌座谈等环节，让专家学者与地方文史工作者充分交流，互相学习。本文整理自研修班上的专家讲座，文章已由主讲人审订。

8月28日，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届地方文史研修班上做了题为“民间文献收集的学理与实践——以村落文献的田野调查为例”的学术讲座。张侃教授以村落文献的研究为例子，交流了在民间文献收集过程中的学术思考，并介绍了收集整理民间文献的规范方法，以及对民间文献研究的展望。

村落文献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托

张侃教授认为，民间文献作为有别于传统文献的一种文类,现在越来越被重视，其背后是学术转型所致。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们讨论国事、研究问题、引入主义，关注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乡村社会和农民生活是相关论述必须重点论述的问题。但传统史学仍以宏观论述为主，微观研究比较欠缺，农村研究以宏大的整体中国为基础，不重视村落的时空差异和历史个性。也就是，历史解释的骨架可能完美，但与历史事实的血肉之躯却相离甚远。在此状况下，即便应和“新史学”，可能只是“概念的搬运工”，“书斋里闹革命”罢了。然而，人类学家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来得深刻，他们以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为手段，触及了中国社会深层结构。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指出的，村落研究可以“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述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于生活的社会结构”。如果把一个村落研究清楚了，就可以知道地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地方社会的整体变迁搞清楚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过程可能也就搞清楚了。小地方反映大社会，通过田野调查、社区研究、民族志研究，借助村落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们的家庭、村落或社区的研究，往往对历史学家自以为是的规律总结与粗线勾勒的历史图景产生冲击。

受到其他学科冲击而产生危机并非坏事，只有这样，历史学才有可能脱胎换骨为梁启超所说的“新史学”，实现从“王朝史”向“民众史”的转变，不再以帝王将相“作家谱”为“正途”。尤其重要的是，史学通过与人类学的砥砺，也发现了这门西方舶来的学问擅长于无文字社会的研究，但进入具有文字和文献传统的社区时，会产生研究困境。即无法很好处理无文字的历史叙述与有文字的历史描述的矛盾？于是，部分人类学家出于对文字魔力的恐惧或对村落文献的无知，甚至主动屏蔽了民间文献提供的信息。当然，对于现代学科分类而言，术业有专攻，这可以理解。而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借鉴其他学科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目光投射也调整了焦距与焦点，这是史料观的转变点。古董猎奇式史料收集具备了学科化的可能，原来“乱七八糟”可以如此有魅力。

意识到民间文献的重要性，并不能说在保护与利用民间文献上形成系统思考，这是一个漫长学术发展过程。甚至受到历史条件与主观意识的限制时，会出现倒退现象。民间文献属于零次文献，没有明确的分类方法。现有图书馆分类中被归到杂类，被视为杂七杂八的资料，这对于文献保存与利用形成了很大困难。再加以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动乱、军事破坏、自然灾害频仍，文献消失频率加快。即便到了当下，形势更不也不乐观。一方面，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推土机，不仅推平了村落，也埋没了文献。另一方面，民间文献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后，其市场价格也在上涨。散存在私人手中的文书流入市场，不仅脱离了文献产生与流传的时空体系，而且文物贩子为谋取暴利，打散系统，拆分出售，文献价值受到了极大的磨损。虽然村落文献保护与利用存在很多问题很多，收集整理仍任重而道远。这些文献不仅可以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献，而且是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的基本材料，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托。村落文献保护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它承载地域文化资源和传统生活形态，可以成为重建人文系统，重构人伦关系。

收集整理村落文献是系统工程

村落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是系统工程，工作流程大致可分为三个环节：规范收集、有序整理和尽快数据化。第一个是规范收集。所谓“规范”，就是保存文献的地方性知识属性。层级划分是体现差异区分的基本手段，为此，首先按照城市—县区—乡镇—村落的行政层级，或者自然环境如水系分布的地理层级，或者按照市场的区位层级去建立地域性的资料保存题。其次在特定层级内，以村落为单位有序铺开收集文献，而不是蜻蜓点水地进行挑选式收集。第二个是有效整理。所谓“有效”，就是编制完整的目录或索引。村落文献是零次文献，目前的文献定名、目录编排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文献归户整理，并以民众日常生活类型来定名或编排是比较常见的方式，更为合理或规范的模式在探索中，也是目前倡议建立“民间历史文献学”最为迫切的任务。第三是及时数据化。所谓“及时”，就是利用新技术保存资料和公布资料。收集村落文献固然有抢救和保护功能，但最终目标不是为了保存，而是为了展开创新性研究。村落文献的独一无二性固然会生茶“新史料”标签的学术成果，但学术创新不能以史料垄断为前提，“土狗打洞”也容易在在研究上造成盲区。而这些文献为学界所知，进行充分讨论，既可避免研究盲点，也为跨学科合作提供便利。

张侃教授认为，收集是村落文献保护与利用的基础工作，也是在实践不断积累经验的技术活。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提供了一些工作建议。第一是资料摸底，到公藏机构了解村落的历史背景，如图书馆收集的文献，地方志、族谱、文集、民间故事等；方志办或史志办的的方志、年鉴、乡镇志、地名志、地图以编志过程中留存的原始文稿；政协文史委的回忆录或文献；文物部门普查的建筑、碑铭、摩崖、老祠堂，古遗址、庙宇、祠堂、桥梁、碑刻、民居、楼亭等登记信息或实物照片；文化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名录等。尤其是后两者者涉及了大量的物质文化和非文字资料，特别要引起注意。比如声音作为社会文化内容的重要部分，有时具有文字所无法揭示的历史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提供更多线索。前期准备是否齐全，挖掘的线索是否充分，与后期收集文献的深度与广度有密切关系。

前期准备中，与当地群众进行座谈相当重要。座谈会是了解村落保存献的现状，了解地方性知识，同时借机熟悉村落中的部分民众。座谈有几种方式，一种是有针对的座谈，或者结构性座谈。目的是了解与村落文献有关社区环境。通常就像社会学或者人类学调查那样拟定提纲，然后根据提纲去问。结构性座谈可以层层深入，所要了解的信息事情已预设逻辑关系，因此比较符合科学的知识逻辑，适应研究者的惯用思维，利用这些访谈所得的知识，比较容易让研究者建立起对村落的基本认知。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村落事实远远不是调查提纲能概括，因此就需要进行非结构性的座谈或聊天，如果对某个问题有兴趣，就随机展开来问，有时可以座谈者自己讲，甚至多人进行争论，人类学家称其为“自愿的陈述”，有时比计划性提纲更有用，乡村中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是闲聊中得来的。聊天、座谈一种是技巧，是田野调查的基本功，在这个方面，历史学者要向人类学家学习，因为他们的田野周期比较长期，“在地化”经验比较丰富。历史学者在实践过程的重点之一是学会适当的问，按乡民的生活思维和当地的日常话语去问，其次要学会聆听，学会辨析当地人表述的轻重缓急，要在散漫的谈话中抓住问题的聚焦点。

历史学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远远不止被外界所概括的，“进村找庙、进庙找碑”。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极为丰富多元，村落文献也是一个庞杂的体系。除了常见的族谱、契约、科仪本外，还有碑刻、日记、笔记、自传、年谱、课业文章、书函信札、生活杂记等；与此同时，村级档案；商业文书，日用杂书，唱本剧本，法律文书，乡规乡约，以地理书、及善书、医书，乃至于庙宇红榜、村头村尾的张贴告示，均可视为村落文献的一种。

根据田野经验，张侃教授举例说明了部分村落文献的特点与收集方法。比如南方村落较为常见的族谱，他认为即便名称相似，但体例、格式等也往往差异甚大。而且同村的大姓、小姓的族谱内容参差不齐，不同时代编修的同族谱牒也前后不一。其实，族谱不是血缘关系的直接记录，而是某一社会群体的协商结果。为了维护协议的有效性，编撰族谱成为了增加或减少支系，或挪借、伪造文献的工作。当然，这种工作本身是社会变迁所致，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内容。如果把族谱视为“家族档案”，也会存在类似“档案的虚构”那样有意思的社会文化史命题。其实，刘志伟教授等对此有较为深刻阐述。那么，由此而看展的族谱收集原则是，同一村落的不同姓的族谱尽可能收集完整，同一家族的不同时代的家谱也要收集，以最大限度保持文献的系统性好完整性。与此同时，尤需重视的是，族谱无法反应宗族生活的全部，跟祠堂、墓葬以及牌位、墓碑等也是宗族关系的载体，而围绕着此进行的仪式也同样重要，甚至这些实物与仪式为我们展现完全不同于族谱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因此收集民间文献，必须结合田野调查，记录空间构造与实物形态。

契约文书在中国老百姓的社会生活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往往是村落中较为大宗的文献类型，目前学界对此研究也最为深入。张侃教授指出，目前学界利用的部分契约文书是经不同途径流入公藏机构，不是研究者直接从村落收集所得，性质有所不同，所蕴含的史料价值也有差异。现在所谈的契约文书是保存在村民手中的文献往往要经过很细致的工作才能获得。文书年月久远，保存状况也差别很大。一般而言，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保存者不会轻易同意有收集者借走复制。收集者只能当场拍照或扫描。在此过程中，保持着原始状态成为了工作关键。归户为契约文书复制的首要原则，打开一包处理一包，以免打乱分类次序。文书保留了较好的归户性，才最有可能理顺上手契与下手契关系，复原产权交易程序，展现地权流转的形态。除此之外，契约文书并不孤立于村落的人际关系或社群活动，比如租佃契约、买卖契约与账簿、族谱、誊契簿、分家文书、赋役合同等文书具有内在关联性，应该多多加以追踪收集。

数字人文可能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以民间文献展开历史研究，收集村落文献和展开田野调查是同一工作的两个面向，须臾不可离。张侃教授，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教授生前讲过一段话，说历史学家研究不能光坐在书斋里，要接触社会。只有进入乡村，收集村落文献，与乡民进行交谈，才会懂得文字上、传统文献上没有的材料，才会看懂传统文献所不曾揭示的历史。虽然傅衣凌教授当时是在“社会经济史”论域而提出他主张的研究方法而提出的，但这一看法开枝散叶，薪火相传，已影响了几代人的学术追求。张侃教授说，大家热议的“历史人类学”的基石之一就是村落文献或民间文献。制度史的旧貌换新颜，主要依托村落文献的不断收集与出版，比如卫所、户籍、差役、漕运、税收等无不如此。何以如此？是国家制度的传递末端在于基层、在于百姓，而基层保存的民间文献恰恰最为鲜活地展现了制度的实践过程，这为研究“活的制度史”提供了极佳的载体，也是其他文类所不具备的。

张侃教授说，不少高校成立了机构致力于民间文献或村落文献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目前进入到了一个研究的高潮。那么，我们会有怎样的更多期望呢？张侃教授热认为，可以以数字人文的思路，以村落文献为基础联合各方力量构建数据平台。他说，郑振满教授和丁荷生教授花了二十所年时间，在莆田平原对1000多个村开展田野调查，收集村落文献，而后将材料数据化后输入到地理信息系统，这个数据库跟地图结合在一起，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历史因素在不同时代的组合变化与社会效果，为解释区域性乃至于全球性的历史变迁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维度。而这种做法，就是目前大家正积极推进的“数字人文”。就村落文献层面而言，除了上述莆田平原的数据平台之外，台湾大学项洁等人完成的台湾数位历史图书馆（THDL）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数据库集成了4万余件馆藏地各不相同的契约文书，可以实现频率、关联等多种不同的检索，并加载工具软件而进行跨学科研究。从这些已经开展的工作看，规范收集村落文献并进行数据化后，随着样本量的扩大和数据库容量的增大，数字人文的运用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