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戈尔丁：我们还会看到人口和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吗

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在1984年，那是33年前了。那时候浦东还是稻田，那里没有酒店，其实整个上海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酒店，我当时是住在国宾馆的。今天我来到上海，来到高金的这栋大楼，看到30多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重大变化，我的理解也更深刻了——我们在中国所目睹的一切是举世瞩目的，中国这个国家能够反映出新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

33年前我之所以来上海，是因为我从南非流亡。我出生于南非，参加了种族隔离的斗争，当时我以为有生之年再也不能回南非了，所以就到很多国家工作，包括中国。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全球社区也导致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地方，还有我所在国家的重大变化。所以，当1994年曼德拉被释放——他在监狱里面一共度过了27年——他邀请我回南非做他的经济顾问，帮他经营国立银行的时候，我照做了。

这段时期，也就是从大约1990年或者1980年代末到现在，我所目睹的这些变化是整个世界都无法想象的。而高金所代表的，正是这些变革的力量。这些变革让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加入了全球社区——只有很少的特例。1980年代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大概只有2亿人那时候是互联互通的，大部分人都与世隔绝。可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大概有70亿人都已经互联互通，变革的速度正在加快。

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变化。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整个世界的相互关联性越来越强。全球新增20亿人口，创意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流通，人民的寿命更长，也变得更健康。平均寿命预期大大提高的地区数量增加，儿童死亡率下降得很快。一些简单的创意，多洗手、少抽烟都能够带来重大的健康改进。当然，这些创举里还包括科学界的进展，比如疫苗的发现，诸如此类。

思想的传播成为了一切的基础。而高金的宗旨，我想就是培养新的理念，把新的理念带到中国，以及把中国的理念带往全世界——中国现在也成了世界的理念工厂。

与此同时，1990年早期或80年代末期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因特网，也称作万维网的诞生和发展。正如政治和经济的变化，万维网根本性地改变了我们的一切。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贸易和金融的壁垒都在消失，而互联网创造出的思想传播的工具，也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才是随机分布的，在1980年代，大概只有5亿人能够贡献他们的理念，但是现在，60亿人都在群策群力创造我们新时代。无论你在孟买或者圣保罗的贫民区，还是在上海的街道上，杰出人才已经成为我们所称的天才，然而改变世界的不仅仅是个人，更重要的是集体和团队的力量。人们会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激发理念的火花，正是这种多元化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变化。现在，这样的趋势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创新和学习的速度，以及社会的演进也在不断加快。

很多人在通过微信这样的平台学习，通过非正式体制学习，他们都在不同的维度上获取知识。非正式的学习平台正在变化，与此同时，正式的教育体系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正是高金所代表的全新的体制。

如今，大学，以及其他研究机构和实验室，都具备了这样一种新的能力——不仅仅自己开展研究，还会相互学习和借鉴，很多人在世界各地学成之后回到母校，分享他们的学习和经验，这也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本质特征。这是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一个全球网络时代，多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可能性成为了现实。这要归功于新技术的发展，而新的技术也在不断地演变：我们在牛津大学的团队正在研究新的癌症治疗药物，不断在云平台上使用数据对其进行分析。不管是孟买、纽约，还是在上海，大家都通力合作，你可以看到人类学习的速度正在加快，学习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多元，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的创新得以延续。

由于这种变化，未来与当今时代也会大相径庭。看看我们的过去，你会看到一个惊人的故事：这是过去2000年来，全球人均收入是呈指数级增长的；人口也是一个递增的趋势。我们这个学习的时代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高速的人口和收入的增长。我们还可以看到，收入增长正持续超过人口增长，这也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这其中，中国是一个主要贡献力量，在过去35年里，中国的国民收入每十年就翻了一番。

在展望与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可全新的视角，它可以更好地让我们了解所生活的时代，那就是500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500年之前，因为人口和收入的增长并不惊人，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500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时代。

也就是说，在我们观察未来、思考未来的时候，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进程还会继续吗？我们还会看到人口和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威胁就是对全球化的威胁，比如说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保护主义，但新的趋势不会受到这些威胁的影响。我们为什么能够快速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互联互通，因为这些融合，我们将其称呼的“全球化”。所谓的全球化，就是融合、开放，让商品、服务、资金，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思想能够自由传播和流动。

所以我们要观察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才能够更好地判断未来。

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发展进程面临着两大威胁，尽管高墙已倒塌，我们也看到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一方面，新兴市场的增速是旧经济体增速的3到4倍，它们在融合，差距在缩小，但是各国之内的不平等现象反而在增加；在全球化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平等的现象在蔓延，为什么？

弗里德曼说世界是扁平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个世界里的高山丘陵在增加，也就是说有更多的起伏和不平。如果你生活的时代对了，你选的地方对了，那么你可能会占据优势，否则你可能会被抛弃，被时代所抛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高金，在中国金融研究院这样的地方去掌握学习新的技能，这对我们而言是很宝贵的，然而，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选对地方、选对时机。

上海这样的地方生活成本很高，学习费用也很高，在纽约、伦敦或者在全球任何一个有活力的城市要获得某个机会，你都得付出代价。这里的代价包括交通，包括道路的堵塞——现在，这些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了，因为越来越多人希望来到这些特殊的地方，希望走在全球化的前沿。

我们看到了不平等的现象在蔓延，但这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这是因为有人被全球化排斥和抛弃而带来的问题，所有人都希望能够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但只有少数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找准了地方。

收入的不平等在增加。同时，健康，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平等也在增加，有一些人被时代抛在了后面。其实投票脱欧的人并不是在洛杉矶或者在伦敦的那些人，特朗普之所以当选，也不是因为身处波士顿、洛杉矶或者纽约的人，而是那些没有抓住机遇的人。。

第二个威胁，来自于“互联互通”。因为它不仅可以带来好处，也可以带来坏处。我写过一本书叫《蝴蝶负效应：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及对策》，我们可以建立一体化体制，但它也会带来蔓延的现象。我们现在有很多大的机场，人流、物流都非常发达，但是一旦某个地方有流行病毒，就会马上传播。另外在互联网上，网络病毒也会迅速传播。这样相互依赖的现象便会导致脆弱性。我们越开放，越互联，对其他人的依赖程度也会越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多举措确保这个体制的稳定性。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如果我们只是在从国家层面来考虑，那就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这些体系是全球化的，我们必须进一步推动这个体系的一体化和融合度。

另外，全球化还有第三个挑战，也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大家都想获得这些资源，然而我们并没有如此足量的供给。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和体系是否可持续？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可以让我们的生态和资源继续维持下去？这背后将导致的是一个典型的问题：气侯变化。

有一小部分国家对资源的需求非常强烈，随着能源的需求增多，不节制的行为将会引发灾难性气候问题。最后，没有能源和资源可用，矿物燃料就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如今问题越来越多，比如说越来越多人吃寿司，金枪鱼就会灭绝；越来越多人要犀牛角，犀牛这个物种就会灭绝。大自然正在要求我们付出代价，鱼也是有限的，无论动物还是树木也好，再生的速度要远远慢于我们消耗的速度。一方面我们有大量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它们都在不断萎缩。经济学家曾经表示，工业方面的供应是缺乏弹性的，我们需要在资源配置上做更多的工作，这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健康方面面临同样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吃抗生素可以帮助我们有效预防疾病，然而，抗生素吃得越多，它对人体的抗药性也就越强，抗生素的疗效反而在削弱。当我们越来越富裕，我们的决策对我们相互之间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国家与市场之间就要把握平衡，如果中国或者美国失去约束，就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巨大的影响，就像抗生素一样。

我们要应对这三个挑战，全世界的发展才可以持续。现在有哪些未来的趋势？我们先看一下人口和经济上的趋势，再回到全球挑战上来。

首先，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并且各国趋同：我们的平均寿命每2个小时就会延长25分钟，这就是医学发展的速度。35年前至今，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了20年，这是一个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让我惊讶的是生育率的下降，中国跟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都走在了生育率下滑的前列，中国的低出生率其实并不罕见，世界上一半国家都是如此，包括一半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生育率都不足以覆盖老去的人口，目前只有在非洲，出生率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我们预计，老年人口会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则会影响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而在中国，情况将更加严重：再过30年，中国会有7亿人口在60岁以上。

至于未来的经济状况，我认为新兴市场会继续增长，增长速度将是发达国家经济体的3倍。中国的经济也将继续增长，增长率会保持在6%或以上，接下来10年都将如此。印度接下来10年也会保持6%的增速，整个亚洲的总增长率会保持在5%，非洲大约是3%，拉丁美洲是3%，美国是1.5%，欧洲是1.5%，日本则为0。目前，新兴市场成为世界变革的动因，显然来自于经济变革。全球增长80%的经济体量一半都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占据世界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部分，而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世界的增长可能在3%，甚至是3.5%以后会稳定下来。尽管随着美国经济放缓，美国感冒了，其他地方也不一定会发烧。这是因为我们有了新兴市场，更多的其他国家成为了经济的驱动因素。新兴市场吸取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好。现在我们的增速越快，就越有助于投资未来，新兴市场有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和健康领域，可以再分配财富。这些事情在发达国家经济体里目前无法实现，因为它们没有增长，所以只能拿到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而经济的变革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中就会容易得多。如果你想理解欧洲、政治和美国政治的僵局，那就应该先从经济切入，在经济的基础之上你考虑快速老龄化的现象，你会获得更多的洞察力。

我们现在目睹了新中产阶级的崛起。49亿新中产阶级消费者出现了，2/3来自亚洲，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增量。

目前，我们还很难预测未来会有什么伟大的技术变革。其实任何预测都很难，技术尤甚。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定的现象，那就是计算能力将会持续更加强大，增速会非常快，接下来20年都是如此。这是摩尔定律，这个没有什么可以争论。在牛津马丁学院，我们一共有35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很多计算机学家和物理学家，我们进行过很多辩论，最后的结论是，同样的价格买下的技术，再过20年就可以拥有100万倍更快的速度。现有的很多的体制系统，包括商业贸易等等都会改变，包括人类的健康。人类基因组方面的变革将会更快。大家看，这些是小白鼠，前面的小白鼠是转基因的小白鼠，后面是相对照的小白鼠，转基因小白鼠跑的速度是比正常的10倍。因此，我们也应该预计未来在医疗卫生领域世界将有剧变。而基因组DNA方面的技术也将产生一些非常重大问题，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在胚胎里面重新编辑基因，就意味着可以设计婴儿，这便产生了伦理、法律、经济上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设计胚胎？新技术打开了很多扇门，而这些打开的门需要人类的判断力，需要社会的参与和讨论，然后，它会我们带来机会。

门打开之后，也会涌入诸多风险。在金融领域，我们看到这些风险到来的速度可能很快，金融是走在全球化的前列的，是世界体系中最精深的一种，有最大的专家体系，也拥有最多的投资、最多的工具，当然挣到最多的钱。它得益于全球化，因为金融交易的速度可以很快地全球化，但危险到来得也很快。

大家知道，银行，抵制了最最不同寻常的，来自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威胁，它都没有倒下。但是有一天，管理层早上醒来，就发现这个银行不再存在了，因为有一个交易员做了一些杠杆率实在太高了，就利用新技术借了太过的杠杆率，而他的做法管理层却不理解，其实这个交易员本身也不理解，所以我们在这个例子中看到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解新的金融体系新的做事方法，我们需要政府、需要业界密切的关注。

系统风险这个概念现在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更新的是，现在因为全球化风险规模和速度的变化，问题更严重了。比如说猪流感快速传播到了全世界。牛津马丁学院的研究追踪了全球飞机的交通运输情况——飞机，或者说全球化本身成为了病毒的超级传播者。上海显然是一个关键的地点，它会越来越重要：在上海所发生的事可能会改变世界，也许是好的改变，也可能是坏的改变；可以传播机会，也可能传播风险，所有类似关键地点都越来越重要。

如今，全球网络系统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新神经网络，它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增长。物联网出现了，我们看到在各个维度上的变化：中国，包括我所在的上海的共享自行车都是联网的；我们让身体也装上了可穿戴的设备，信任和诚信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机器会做很多我们人类目前担任的工作，你可能从牛津马丁学院的研究成果中看到，47%的美国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取代，而这将会发生未来20里。在中国，这个数字更高。在未来，重复性的工作岗位会是怎样的？在社会上它将如何调整，新的岗位将如何出现，资本和劳动力又会如何决定我们新的生产力和决策？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你需要投资，就需要看资金，而不是劳动力，你可以看到人和机器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技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为它们带来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作为个人，如果你去钓鱼，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人人去钓鱼就会出现大问题，气候变化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走在了应对气候文化挑战的前沿，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让我们感到非常乐观。原因是现在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规模也很大，你看一下全球体系——其实现在全球治理体系完全是不适应于21世纪的，它们只是有一些小的变革，就像稍微调整家居位置一样。现在我们就像坐在一艘大船上，但是现在我们却没有一个船长能够真正引领我们的前进方向，很多的国家都是各自为政，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

全球化当然有很多的后果，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好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已经变化了，不是几个老男人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抽雪茄来做决策，我们看到世界在变化，我们也看到新的强者在涌现，新的事物在涌现。

你们今天参加我们的讨论听我们的演讲，是因为你们对金融很感兴趣。金融也是我们责任之一，金融可以说是全球最复杂的专业系统之一，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全球层面，都是如此。中国、美国及所有国家的央行财政部以及金融控制体系其实都已经非常复杂。在全球层面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复杂的金融机构，更多的人、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权利，比联合国或者世界银行更具有影响力。世界银行当然也代表了全球金融的精英，但这些精英机构却没有一家能够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为什么？

其实你们可以思考一下，以下会给出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系统性风险和其复杂性。现在我们看到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复杂，这是因为世界互联互通所造成的，所以在理解风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理解“互联互通”的含义。

第二个原因，是不管是在当地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这领域在治理上的空白。各国的举措和事件都会影响全球的体系，我们要好好思考，怎样协调各方利益。

第三个原因，就是全球技术的演变。它太快了，也太庞大。所以我们必须要充分理解技术，包括技术的利与弊。

第四个原因就是全球的监管体系，包括会计准则，其实导致了一种同质化的短视主义。很多的市场经济强调的是短期信号，而很多长期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比如稳定性、可持续性，都被人们忽略或者低估。所以监管和长期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忽略了长期的问题，短期的决策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误导；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短期利润，短期不能生存，就谈不上长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短期的成功，也要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一个挑战，不是数据太少，而是数据太多。数据就像暴风雪一样导致我们无法看清前进的方向。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证据，不是因为人们不理解，也不是因为没有专家，而是因为人们没有真正找对视角，了解问题的根本所在。

人们看到了失效的全球体系之后，感到非常愤怒，认为全球体系没有真正的长足增长。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人会投票决定脱欧，为什么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极端主义活动出现，人们认为贸易全球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帮助，风险反而在上升，有一些人受益，但大部分人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

为什么我们能预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我们写了这本书《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吸取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文艺复兴时期是百花齐放、天才涌现的时代。技术在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进步，可是却出现了一系列的灾难：极端主义活动、宗教战争、传播真理者被焚烧。

500年来，我们一直在说文艺复兴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辉煌，可是那个时代发生的灾难，更说明我们需要从根本上理解这个变革，理解为什么当今世界千丝万缕，诸多问题缠绕在一起，如果能从正确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很多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借鉴意义。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智慧，希望我们的新书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启发，谢谢。

（本文为伊恩·戈尔丁教授8月30日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CAFR名家讲堂：新文艺复兴时代的风险与机遇”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