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刊文评14年前杀人案改判：疑罪从轻到从无需艰难一跃

入狱14年后，曾被认定杀害前女友并伙同家人分尸、抛尸的缪新华最终被判无罪。14年前发生在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的这起杀人分尸案，让缪新华背负了杀人罪名，他的父亲、弟弟及叔叔4人也因这起案件被判入狱。经过两年多复查，9月12日，该案在建阳区法院再审宣判，法院最终改判缪新华等5人无罪。

“14年的光阴，5个人的一生。”这是新闻跟帖中，网友留下的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叹。诚如律师所言，这起案件与其他的申诉案件相比，存在物证不足，定罪依据不确实、不充分等共同特点，而另一方面，像这样一家五口同时蒙冤的案件也是极其罕见的。这种罕见，不仅让人看到冤假错案的代价之大，也折射出发生错案本身的荒谬——能让一家五口同时蒙受冤屈，当时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作案工具菜刀、砧板均未被警方发现人的血液成分，缪新华等人供述的现场也未检出被害人杨某的血迹；所谓抛尸现场、抛尸用的塑料袋均没提取到缪新华等人的脚印、指纹等痕迹，被害人物品的去向亦没有查清；缪新华等5人的供述前后不一致……仅凭常识就不难判断，凭当时的证据链条，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疑案。然而，最终仅通过DNA鉴定发现的3根死者毛发，该案就被坐实。在当事人经过两次上诉后，福建高院最终对缪新华改判死缓，而对其余4名被告人，维持一审判决。而上述改判，在当时被称为“留有余地”。

“留有余地”的改判，最让人唏嘘。一方面，要庆幸，若不是这一纸改判，或许缪新华就将复制聂树斌的命运，无法等到14年后迟到的正义；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一“留有余地”的操作，让人看到由“疑罪从轻”到“疑案从无”，虽只有一字之差，其结果却往往是判若云泥。所谓疑案，就是证据不足的案件，那么遵循程序正义和证据链条的完整性，疑案自然就应该作无罪处理。但囿于“破案指标”等外部行政干扰以及受“不能错放一人”的复仇司法观的影响，疑罪从无却总是呈现出“知易行难”的尴尬。就此而言，缪新华一家五口的无妄之灾，再次警醒社会：无论如何，从司法理念，到司法实践，再到社会心理，都有必要跨越“疑罪从轻”“疑罪从挂”这道坎儿，迈向真正的“疑罪从无”。

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撰文谈及“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时曾指出，于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更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此番言论从观念层面厘清了社会对于“疑罪从无”所可能存在的偏见。

而在实操层面，“疑罪”之所以难“从无”，更与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不足、律师权利未得到足够尊重等司法漏洞有着直接关联。事实上，这次的缪新华案，也曾被指存在刑讯逼供现象。由此也说明，冤假错案虽各有各的不同，但制造冤案、错案的原因，往往大同小异。近年来被平反的冤假错案繁多，首先当然是对当事人的正义送达，但同时更是对司法制度与痼疾的检修过程。那么，在新的案件审理上，理当充分展示冤案平反过程中吸取的教训和制度修复的成果，从“增量”角度，防范冤假错案的再生。

另外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对于像缪新华案这类明显存在“留有余地”操作的案件，到底如何对案件相关的司法人员进行追责，往往成为一道难题。其实，沈德咏大法官也曾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法院虽在防止错杀上是有功的，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因此，就个案来看，虽然缪新华及其家人已获平反，但后续的追责、赔偿，乃至对案件真凶的调查，所有环节都不该落下。

（原题《“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需要艰难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