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刚︱利哈乔夫：二十世纪苏俄历史的见证人

到9月30日，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院士（Д.С.Лихачев，1906-1999）去世十八周年了，但依然有许多人记得他：他的著作在不断再版；他所工作过的俄罗斯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每年都会有以他为主题的研讨会；甚至2006年（利哈乔夫诞辰一百周年）俄国政府与利哈乔夫基金会还共同设立了利哈乔夫文学奖，以表彰为保护俄罗斯文化遗产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利哈乔夫院士一生经历了沙皇时期、苏联时代和叶利钦时期，去过集中营，遇到过列宁格勒围困，可谓是二十世纪苏俄历史的见证人，极富传奇色彩（正如俄国作家法吉尔•伊斯康捷尔戏称：“利哈乔夫给自己的任务是要体验苏联政权。”）。俄国作家瓦列里•波波夫所著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于2013年，被收入著名的“名人传”，中译名改为《从囚徒到文化大师：利哈乔夫传》，谷羽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就详细介绍了他漫长而又精彩的一生，尽管有一些为尊者讳的地方。

中译本的腰封上写着非常动人的宣传词：“说起20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绕不开利哈乔夫”，以及“当代俄罗斯民族精神之父的首部中文传记”。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读书界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美好想象：真诚、勇敢、敢于为真理对抗强权，诸如此类——利哈乔夫显然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然而联系到二十世纪苏联的现实，我们不免会有一个疑问：假如利哈乔夫果真如我们所想象的那般英勇无畏的话，那他是如何逃过大清洗，又是如何跻身于苏联官方学术权威的行列的呢？波波夫对此的解释是运气：“利哈乔夫生平的每个阶段，任意抽取一章，都可以加个标题：‘绝处逢生！’”比如大清洗时期，正好他妻子的同事是人民司法委员会委员、老布尔什维克克雷连科（Н.В.Крыленко，1885-1938）的发小，妻子就以一件漂亮上衣的代价请同事去老朋友那里代为说情。于是过一阵子，对利哈乔夫的起诉取消了。但读完整部传记不难发现：波波夫所谓的“绝处逢生”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在于，利哈乔夫善于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寻找平衡。传记作家显然是过于强调利哈乔夫与官方的冲突，以至对利哈乔夫与官方的合作只能一带而过了。比如说，传记有两章分别谈了“老爷的愤怒”及“老爷的关爱”，重点还是在于强调利哈乔夫与“老爷们”的各种对抗，从而塑造出一位“伟大的受难者”、“首屈一指的正义捍卫者”形象。

1928-1932年在索洛韦茨基岛上的四年集中营生活，给年轻的利哈乔夫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集中营里，死亡几次与他擦肩而过，这使他养成了谨慎低调的行事作风。即便在出狱之后，听到母亲议论时政，利哈乔夫也忍不住会训斥她：“妈妈！再不要这样说啦！我已经坐过牢了，不想再坐了！”既然现实充满危险，不容置喙，他也只好将精力投入俄罗斯古典文化研究中去。这种迫于时势而借学术为避难所的做法，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阿赫马托娃不再写诗了，开始做一些翻译和普希金研究；巴赫金把研究视角投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小说等等。毕竟，相较于动辄有讽刺之嫌的现当代小说、诗歌创作来说，古代世界显得过于遥远，因而也相对安全。

更何况，正如传记所言：“利哈乔夫学术研究的最大功绩——是他为我们挽回了七个世纪的俄罗斯古代文学。”这种“挽回”，无论是在斯大林时期，还是在以后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是弘扬民族文化，宣扬爱国主义的好材料。利哈乔夫在1948年就担任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52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4年获得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奖……..可以说，跟巴赫金、洛特曼等那些被打入另册，流放他乡的苏联学术大家相比，利哈乔夫在主流学术圈的发展道路是顺利的，虽然也不无坎坷。

顺利来自于沉默的态度和勤恳的工作。波波夫说：“的确——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利哈乔夫没有在任何反抗宣言上签过名…….我认为……成功地研究我国历史与文化是同样重要的贡献。”无需讳言，后一句话多少有点为利哈乔夫辩护的意味。利哈乔夫是一位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浓浓的贵族气息，尽管他并非如纳博科夫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因为利哈乔夫所成长的年代，正好是1905年革命之后，知识分子告别革命、投身文化建设的白银时代。因此，逃离政治，献身学术成为他最自然不过的选择。正如利哈乔夫所说：“十月革命事件几乎跟我无关。我对那些动荡风波很难理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但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抉择呢？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要求，利哈乔夫敢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去批判，那我们今天很有可能就见不到他的著作，更不知他为何许人。

但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毕竟要与人打交道，即便是古典文化中的人，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像理工知识分子那样对现实始终抱着超然的态度。从利哈乔夫的一生来看，他敢于站出来对现实发声，主要是在1953年苏联文坛解冻之后，这个时候利哈乔夫已经是博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及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在学术界乃至文化界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时任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别里契科夫（Н.Ф.Бельчков，1890-1979）在所里大搞政治斗争，“不断布置那些毫无意义的任务，让工作人员感到屈辱和痛苦”。利哈乔夫像“巨人似的挺身而出”，身为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的他联合西方文学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谢耶夫院士（М.П.Алексеев，1896-1981），跑到莫斯科找了科学院文学语言部的书记维诺格拉多夫院士（В.В.Виноградов，1895-1969），当面与别里契科夫院士辩论，最终使之被免职，挽救了研究所。此外，利哈乔夫还利用自己的权力，竭力保护那些受到批判、衣食无着的有才之士，将其招入研究室从事研究，甚至为此不惜与克格勃、区党委会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方面固然是利哈乔夫爱惜人才，另外也是他现实中具备的话语权加上骨子里的正义感使然。如果他只是书呆子一名，即使再有正义感，想必对工作中的不平之事也只能望而兴叹吧？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利哈乔夫声望日隆，与当权者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正是在一次次的冲突中，利哈乔夫在民众中确立了“列宁格勒乃至全苏联知识分子代言人”的形象。七十年代初，他为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写作提供关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材料；1975年，他公开声明拒绝在开除萨哈罗夫院士的信上签字。多年以后，利哈乔夫的这一举动使得他在后者的追悼会上被叶利钦赞为“唯一没有污点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作这样的表态显然需要付出代价。尽管利哈乔夫已经成了科学院院士，但仍遭到当局有意无意的打击和迫害，比如为他出国设置障碍；利用他家人的经济问题予以刁难；甚至到他家去纵火等等。

除了在政治上的顽强抗争之外，利哈乔夫的另一关注点在文化保护上，这使他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为此，他与戈尔巴乔夫合作，在1986年11月12日成立了苏联文化基金会。利哈乔夫希望借助戈尔巴乔夫的力量来保护、拯救俄罗斯文化遗迹。倒过来说，戈尔巴乔夫也企图树立利哈乔夫这样一位文化大师来标榜自己思想上的开明，为此还授予利哈乔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快体现出来了：利哈乔夫想做事但没有权力没有经费，他多次要求拨款保护普希金手稿等珍贵文物，但每次都被敷衍搪塞。直到他发表公开声明：如果再不拨款，他就宣布放弃院士称号！于是，他获得了最低额度的经费。

斗争是艰难的，因为利哈乔夫所接触的很多民众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文化遗产。比如谈到保护弗拉基米尔市乌斯宾斯基教堂里的安德烈•卢布廖夫壁画时，当地官员居然说：“没有这些壁画，上帝也无所谓！”还有人嫌教会祈祷用的古俄语听着吃力，建议用当代语言祈祷，这样大家都轻松些。利哈乔夫回答说：“这还不算轻松！把我们七个世纪的历史全部抛弃，那就更轻松了！”利哈乔夫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坚持不懈，四处奔波呼吁保护俄罗斯文化遗产。这不仅需要斗争的勇气，更需要斗争的耐心和艺术。

利哈乔夫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坚持。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忘记过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那段经历，也没有忘记死在那里的无数难友。为了拍摄纪录片《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我回忆》（1988），他亲自在运河里划船，为了让年轻人体会到当初集中营单人牢房的恐怖。利哈乔夫又是睿智的，他的睿智在于他审时度势，立足于专业，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固然潇洒，但却无助于改变社会现实。纵观整个苏联文学史，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为斯大林写过祝寿诗，译过格鲁吉亚的诗歌；布尔加科夫还主动要求为领袖的生日撰写一部剧本《巴统》，并无数次梦想着与斯大林的见面；至于肖洛霍夫与斯大林的联系就更密切了。难道我们能够因此去质疑《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静静的顿河》的价值？利哈乔夫还是勤奋的，著作等身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有学者概括他一生的四大贡献：研究《伊戈尔远征记》《往年纪事》等俄罗斯古典文献；在古俄罗斯文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对古俄罗斯文学、历史和文化出版物的编辑和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保护俄罗斯文化（参见孙玉华：《利哈乔夫：丰硕成果与学术价值》，载《俄罗斯文艺》2016年第3期）。传记后面附录的七十一种著作名称，足以证明利哈乔夫一生的伟大价值。

生活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世界，要学会斗争，更要学会妥协，如此，社会才会进步，世道方能太平。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指出社会的种种弊端。但指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退一万步说，即便知识分子掌握了改造社会的权力，恐怕也未必能按理想来改造社会。波波夫在书里提到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改革期间，包括利哈乔夫等在内的诸位知名知识分子被选入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民众对他们寄予厚望：“既然利哈乔夫参加了最高苏维埃，一个公正的生活时代开始了。“但结果证明：即便睿智如利哈乔夫、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等人，面临公开性改革那种政治局势，也改变不了什么。这就是文人与政治家的区别。利哈乔夫的一生以研究文化、呵护文化为己任，这是他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专业抉择，也是他的人生智慧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