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长空｜美式训练助华重建空军，比翼雄鹰闪耀华夏苍穹

【编者按】

飞虎队的介入，终于止住了中国天空向日本航空兵倾斜的颓势。但是，抗战仍在继续，胜利依然遥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已正式参战，没有必要借着中国政府的名义派遣志愿军在亚洲打仗。因此，飞虎队在1942年7月4日撤编，美国改派正规部队来华作战。

引人瞩目的是，在驻华美军航空兵力量增强的同时，中国空军的力量也在重建和成长。作为战时盟国，美国不仅为中国空军提供了较为先进的装备，更重要的是帮助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由先进的美式训练和战术理念武装起来的飞行员。他们既成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主力，也为中美联合作战单位的组建提供了可能。

在中美航空健儿的共同努力下，日本在华航空兵渐无招架之力，中国天空在沦丧数年后终于重回国人手中——历史可以远去，却永远值得铭记。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奋战

到1943年，随着战争后备力量的逐步动员，美国决定在中国战区投入更多的空中武力。1943年3月3日，陈纳德晋升美国陆军少将。3月10日，在昆明正式成立美国陆航第十四航空队（14th Air Force)，仍由陈纳德担任指挥官。

第十四航空队成立后，旗下各部队陆续编成，主要包括第68混合联队（68th Composite Wing)、第69混合联队（69th Composite Wing)、中美空军混合团（联队）（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简写为CACW）、第312战斗机联队（312th Fighter Wing)、中国战区勤务指挥部（China Area Service Command，简写为CASC）等，还有其他轰炸、侦察等部队，逐步成为能和日军一较短长的、实力雄厚的空中力量。

第十四航空队的主要任务包括：保卫驼峰航线，搜索、攻击日本航空基地；轰炸日本在华军事设施；破坏中国沿海的日本航运；在印度支那、缅泰及台湾地区破坏日军供应和军事设施，帮助中方抗日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援地面部队。

第十四航空队的作战范围，东至中国沿海，西至缅甸，北至黄河流域，南至中南半岛，涵盖大半个中国。美国制造的一线战斗机，包括P-51“野马”、P-38“闪电”等，相继进入中国，这些飞机性能远胜日军部署在中国的一式、二式和四式战斗机。特别是P-51，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先进的战斗机，时速比日本对手高出100公里左右，火力强大，且各种亚型的作战半径均在1000公里以上。从中国西南的基地起飞，即使是日军设在台湾的后方基地都在P-51的打击范围之内。

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第十四航空队在抗战期间，总共摧毁日机2315架，桥梁356座，机动车辆1225台，火车712列。

需要说明的是，在飞虎队解散之后和第十四航空队成立之前的空档期，美国还成了了驻华航空特遣队，其最重要的使命是保护从印度加尔各答到昆明的“驼峰航线”的东侧和南侧，包括空运终点站的昆明。驻华航空特遣队是第一支驻华的正规美军航空兵部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过渡性质比较浓，因此不单独讲述。

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组建

除了来华作战的美军航空兵，重建的中国空军同样是抗战后期的主力，而且对华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其中一些飞行员日后加入新生的人民空军，继续拱卫祖国的天空。

早在1942年1月，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在重庆与蒋介石会晤、洽谈飞虎队回归美军体系时，就提出帮助中国培养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及中国空军人员加入美军作战的建议。最后，中美双方达成共识，利用美国租借法案条款，在美国训练中国飞行员。1942年10月，首批中国飞行学员到达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雷鸟机场，学习美国陆航的标准课程。

飞行员的训练与普通士兵不同，确为“烧钱”之举。民国时期中国积贫积弱，从物到人，无论是教练机、燃料还是教官都极为匮乏，飞行员训练水平很低，这是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屡战屡败的症结所在。而在美国受训，以上缺陷均大为改观。在国内时，飞行员每星期有几个小时的的飞行训练就很不错，但在美国，每天均要升空，最多时须飞满4个小时。虽然所有中方学员都在国内完成了基础飞行训练，但在美仍要接受初级2个月、中级2个月、高级2个月、战斗训练（Operation Training Unit）3个月的课程方可毕业，且为小组教学，每四人一组，由美国教官带飞。必须承认的是，在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的训练强度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这是他们回国后与日军作战屡占上风的重要原因。

中方学员在美使用的教学机，战斗机有P-39、P-66、P-40、P-38等；轰炸机则固定为B-25。P-39在美军中也是公认的难飞，出了几次事故后基本不再让中方人员驾驶。P-66是不成熟的机种，但也被美方推销给中国，来华后战绩极差，很快就从一线部队中淘汰。而P-38价格昂贵，中国战场少有使用。中国学员学习的主力机种依旧是P-40。可以说，P-40堪称是抗战后期中国空军的代表机型。

此外，1943年6月，中国战区接受陈纳德的提议，在英属印度的卡拉奇（现属巴基斯坦）成立战斗机飞行训练中心，派中国飞行员前往印度受训。训练科目有驾驶技术、编队和战斗飞行、轰炸、射击、战斗机与轰炸机协同作战等。第一批受训部队有第一、第三大队，与1943年7月抵达印度，在4个月的训练后，于11月完训回国。第二批受训的是第五大队，从1943年11月开始受训，与1944年4月归国。

1943年6月，为使中美空军更好地协同作战，同时将接受美式训练的人员集中使用，陈纳德提出由中美两国飞行部队组成混合团，此建议被中国军事当局采纳。11月5日，中美空军混合团在桂林成立，前线指挥所设在桂林。

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编制

中美空军混合团由中国空军第一大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部分人员共同组成。从混合团司令到中队长各级指挥官，均由中美双方各派1人担任，飞行员和勤务人员中方约占2/3。混合团司令中方张廷孟上校，美方摩尔斯上校；中方副司令蒋维黻中校，美方副司令裴纳特上校；第1大队（轰炸机大队）大队长中方李学炎少校（后王育根接任），美方布兰奇中校；第3大队（战斗机大队）大队长中方苑金函少校，美方贝内特中校；第5大队（战斗机大队）大队长中方向寇生少校（后张唐天接任），美方劳斯中校。每个大队辖4个中队：第1大队下辖第1、第2、第3、第4中队；第3大队下辖第7、第8、第28、第32中队；第5大队下辖第17、第26、第27、第29中队。

中美混合团成立初期，每中队美籍飞行员有7至10名，主要担任主官职务，至后期美籍普通飞行员的比例有所提高。这些飞行员中，有几位经验丰富的成名人物，比如前“飞虎队”队员威廉•里德（William Reed），后来担任第三大队美方大队长。而中方飞行员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类是在抗战初期就与日军作战的资深人员，但这种老手为数不多，主要还是从1942年起赴美受训的飞行员，总共8批，其中第7批于1944年12月回国，而最后一批回国时抗战已经结束。

这样，在1943年11月后，中国战场上盟军存在着三支空中力量，即国军系统的中国空军、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以及由这两支部队各拿出部分兵力组建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当时的中国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彼此独立，均接受中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中美联合空军名义上是第十四航空队的下属部队，但也可领受中国空军的命令。三支空军力量并存的状态必然会产生指挥和管辖上的问题，但由于事实上的总指挥陈纳德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和全力支持，所以三者之间并未发生太大的内部摩擦。

走向胜利

中美空军混合团各大队的作战区域不同，基本上第三大队的任务区域为长江以北的华北地区，驻地分布在梁山、施恩、安康、汉中、老河口等地。第五大队则以长江以南的区域为主，驻地最初在桂林，后来转场至遂川、衡阳、零陵，1944年6月后大队全部进驻湖南芷江。第一大队的B-25中型轰炸机，则依据任务需要分别进驻各个基地，由战斗机护航，执行轰炸任务。

由于美式训练战术理念先进，重视实战，再加上装备精良，故重建后的中国空中力量，整体技战术水平较战前有了巨大的提高。而反观日军飞行部队，其主力深陷太平洋战场，驻华作战的日本陆航到1943年后，无论是装备质量、后勤补给、人员递补都远不能和中美方相比，双方力量可谓此消彼长。

除了装备、训练与战术（“一击脱离，不做缠斗”），中美空中力量重夺制空权还有一项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人忽视的优势，即优良的通讯指挥系统。

无论是早期的中国空军还是苏联援华航空队，所使用的飞机都缺乏先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而作战预案却又往往超乎寻常的复杂。再加上平时训练中对编队战术涉及过少，因此等到实战中多只能靠手势、飞行动作进行基础的联络，有效的作战战术很难得到执行——这是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航空队多次在占据数量优势的情况下，却被日方击败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日本飞机无线电通讯工具也很落后，但战前受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以长期配合形成的默契部分弥补了这一缺陷。到战争后期，日本人将缺乏训练的新手投入战场时，一样碰到这种问题）。

陈纳德从来华之日起就非常重视预警、指挥通讯网的建立。P-40先进的机载电台，也让空中-地面乃至各架飞机之间建立即时无线电联络有了可能。整个飞虎队的通讯组织相当严密，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 各中队无线电通讯：分为飞机装置、维护、及收发报四项。

* 指挥网：陈纳德于云南保山、云南驿、蒙自、霑益、雷允、缅甸腊戎等6处设置无线电话指挥站，作战时，可向空中机群发出即时命令，或进行站点之间的联络。

* 行政网：由专门发送密码行政电报的电台组成，设在四川重庆、云南保山、云南驿、荣自、昆明、雷允、缅甸腊戎、印度新德里、菲律宾的克里加多（Cregador）等9处，以昆明为中心，与指挥网交线使用。

* 大队无线电器材组。

* 大队无线电管理处。

飞虎队的通讯组织功能完整，对于敌情的掌握及实战指挥帮助极大。鉴于这种通讯组织的有效性，第十四航空队等美军单位均设置了相同的组织，而中美混合团与中国空军也建立了类似的架构。有效的通讯很好地起到了“力量倍增器”的作用。

1943年11月的打响的常德会战，是中美空军混合团的首次亮相。中美航空兵联手出击，轰炸日军的船只、军事设施、指挥部和地面部队，积极配合我陆军作战并运输补给物资，还与日本陆航进行了空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中美航空兵在常德会战期间共计出动战斗机 1467 架次，轰炸机 280 架次，宣称共击落敌机 25 架，击伤 19 架，击毁地面敌机 12 架。在会战期间，我方作战基本以主动出击为主，除在常德及其周边作战外，还不时深入广州、香港、台湾、海南等地攻击日军基地和海上补给线。

常德空战的胜利，标志着过去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的中国飞行员终于扬眉吐气，抗日战场上的制空权已然易手。根据出击次数、宣称战果等数据，中美空军混合团无疑是抗战中后期中方作战的主力。

中美空军混合团也打出了一批战绩彪炳的空战英雄，其中，第7中队飞行员王光复获八星星序奖章（每单独击落敌机1架获一星星序，可累加），成为抗战后期中国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第8中队飞行员臧锡兰获七星星序奖章；第32中队飞行员谭鲲获五星星序奖章。

在中美空中力量的联合绞杀下，驻华日本航空兵损兵折将，只能疲于应付。至1944年，中美方的优势已非常明显。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中美航空兵对驻华日本陆航最重要的巢穴——武汉基地进行了猛烈轰炸，其中1944年12月18日的轰炸出动飞机154架，包括84架最先进的B-29战略轰炸机，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迫使后者将基地从华中撤到东部沿海。至此，在华日军在关内的航空兵力只余可怜的残山剩水，双方在空中遭遇的次数屈指可数。

1945年8月14日，中美混合团第五大队少尉飞行员沈昌德驾机从芷江机场起飞，到宝庆上空进行气象侦察。这是中国飞行部队在战争中最后执行的任务。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胜利结束。中美空中健儿联手奋战、驱逐日寇的英雄事迹，将永垂青史。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会员，军事历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