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华：袁世凯 “窃国大盗”的形象何以深入人心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唐启华著《洪宪帝制外交》前言部分，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唐启华著《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

中文学界对洪宪帝制相关历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绝大部分集中于中国内政发展，外交史方面的著作数量不多，而且早有定论，即袁世凯为达到称帝目的而向日本出卖国权；并且欠缺与当时国际政治背景相结合，能与他国观点对话的严谨研究。

事实上，洪宪帝制之成败与当时的外交关系密不可分，若只从国内因素考察，很难有较全面的理解。1914年夏欧战爆发，波及远东和中国。欧洲列强分裂成两大阵营，集中全力于欧陆争胜，日本乘势夺取远东外交主导权，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洪宪帝制也与欧战息息相关，诸如英国购械、中国参战、协约及同盟阵营在华竞争、英日争夺东亚主导地位等，都是当时的重要外交背景，与帝制运动的走向与成败密切相关。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袁世凯与北洋派一直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在历史论述中常遭忽视与贬抑，而袁世凯更是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历史评价，可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理解的枢纽之一。然而仅由中国内部的视角，很难突破百年来史料与诠释架构的限制。外交史研究讲求使用中外档案与史料，可提供不同的外部视角与多元的叙事脉络，常可大幅度丰富国人的历史理解。

袁世凯

关于袁世凯卖国称帝的历史论述

近年不少国内学者的研究指出袁世凯并不像过去说的那么不堪，对他在戊戌政变前夕的所谓告密，辛亥革命期间的背叛清室、修改逊位诏书窃取政权，民初的北京兵变、宋案、镇压二次革命、停闭国会等劣迹，都有比较公允的重新评价。……诚如澎湃新闻记者徐萧在《百年回眸：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路》一文中所云：“近些年来，论者对于袁世凯无论如何‘平议’、‘翻案’，都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恢复帝制是他最大的败笔，于己身败名裂、遗恨千古，于国则纷争踵至、细民罹祸。”洪宪帝制最被诟病的地方在于：帝制逆反时代潮流并与“二十一条”交涉失败相关联。前者主要是内政问题。袁世凯为何要称帝？各国外交档案之记述，可以提供理解此问题的不同视角。关于后者，迄今主流叙述皆称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接受日本条件出卖国权，换取日本支持帝制。而在时间点上，中日交涉甫告结束，帝制随即推动，似乎很难厘清其间的关联。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

“二十一条”交涉与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支持帝制的说法，由来甚早。民国初年，革命党对袁氏恒不信任，对其为人行事无不质疑污蔑，对“二十一条”交涉及洪宪帝制更是深恶痛绝。加以护国军起事时，多次发表通电宣言，谴责袁氏外交丧权辱国，作为起事的理由之一。这些谴责虽出于爱国义愤，但多无实据。

民初批评袁世凯卖国诸书，皆出于臆测语气，主要如1917年出版之黄毅《袁氏盗国记》称：

当五月九日袁氏违背民意不顾国体，私允日本种种要索，无故而成丧权辱国之中日新协约，其间密使往还，私情隐约，究起根于何因，结束于何事耶，不特当时遽尔私允要求，而且故留五项悬案，预为日后余地。比时虽盛传袁氏因盗国自帝起见，惹起此种交涉，又为日本所挟制，乃留悬案为帝制现实时之余地。吾于所编中国最近耻辱记书中，亦曾约略记之，因事关暧昧，又属风传，不敢遽以为信。不意于中日交涉结束未久，果然日本公使日置益氏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此中秘幕，杂变无凭，不敢妄为断语。然其不惜断送国权，割弃领土，以图承认帝制之交换品，固有前事可证，是袁氏之惯技，又无须隐讳者也。

1936年出版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述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称：

时袁阴谋称帝，专力对内，无力御外，且愿联日以为援。日本早觊得其隐，有以助成帝制为承认之交换条件之说。袁既屈于武力，乃不顾民意，于九日答复。既未经国会通过，我国誓不承认也。

眉批：日置益公使与曹君汝霖言，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云。

又称：

再证以日置益在破外交惯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有云：“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则蛛丝马迹，事虽奇秘不可究诘，殆非尽诬矣。（据刘彦编著之《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略谓：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帝制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

较严谨的著作则质疑此说，如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评价称：“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若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干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又称：“及二十一条要求提出，中国政府乃聚精会神以应付。自兹以往，中国外交政策颇为正确，在技术上亦多可取之处。”蒋廷黻对该卷的书评亦称：“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王芸生在该书第7卷论及洪宪帝制时称：

今人之论帝制一役者，每谓日本诱之使然，日置益面递二十一条要求时，有“希望贵总统高升”之语云云。编者颇觉其不然。……袁氏对民四交涉甚为用心，不类送礼情形。……最使吾人不信此说之确者，厥为日本之外交态度。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加藤高明狼狈下台，石井菊次郎继任外相；惟外相虽易人，政府未倒，仍为大隈内阁。日政府果与袁世凯有前约或谅解，在同一内阁之下，大隈当然有履约或践言之责。乃当帝制酝酿之时，日本当局如伊集院、日置（时在日）、石井等，均对中国公使陆宗舆切言中国不可多事，劝阻更张。其言可谓出自善意。迨中国政府正式以筹备改制相告，始由代理公使小幡正式质问，而中国不悟，一再以承认改制相聒，弄成僵局。日本一面领袖五国干涉，一面接济南方，制造第三次革命，并援助宗社党，为复清之阴谋，乃一发不可收拾，结果袁死大隈亦倒，可谓两败俱伤，而祸毒之中于中国者，尤深不可拔焉。伊集院彦吉于1914年1月15日被免去驻华公使职，到1916年2月14日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其间两年在外务省担任临时任务。日置益公使于“二十一条”交涉后返国述职，由驻北京公使馆参赞小幡酉吉代办使事。

其说颇中情理。

然而到1946年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主要依据白蕉之书的材料，但用肯定之论断，坐实袁世凯的罪状。其论述帝制云：

袁世凯的准备帝制既路人皆知……袁氏了解这件事必须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才可以有为。日本帝国主义也正利用了袁氏的弱点，以实行其蚕食鲸吞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件，要袁承认。当时日本公使日置益手递条文的时候，他很客气地，而又半吞半吐地说：“请大总统高升”。袁氏笑纳其呈，低首而退。日置益又对当交涉之冲的曹汝霖说：“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五月七日，日寇送了最后通牒，并限四十八小时答复，须完全应允，否则自由行动。袁世凯为了“高升”，完成了日寇的愿望。伟大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就此开了新纪录。

并谴责王芸生对袁氏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表现之肯定，云：“直到十年之后，还有一个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替袁世凯辩护，说他在这幕交涉中‘政策颇为正确’和‘捷才机智’。”

此后，国共两党不断丑化袁世凯，数十年来，袁氏“窃国大盗”的形象深入人心。而王芸生同书之1980-1982年新版八卷本对袁氏“二十一条”交涉之评价也修改为：“自欧战之起以迄青岛之陷，除陆宗舆迭电警告外，北京政府主政诸人直无知大祸之将临者，此殆过信‘交换利益’之小术故也。……民四条约签订之后，善后之筹议，亦颇精密……乃未几袁世凯竟帝制自为，隳国民方新之气，重启内乱外侮之机，国事乃不堪问。袁世凯之所以为袁世凯，终以窃国大盗终其身也。”而前引第7卷辨正帝制与“二十一条”交涉关系之论断，则完全删去。

超过一甲子的政治宣传，使“二十一条”与袁世凯为称帝而卖国紧密联结，恶名昭彰，成为“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近代史叙事结构两大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学界之研究，渐能指出过去政治宣传之谬误。如笔者在2010年出版的关于北洋修约史一书中第五章论述废除《中日民四条约》交涉，即称英国学者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表现评价颇高，认为完全压倒日本外相加藤高明；Madeleine Chi(戚世皓)的研究也有相似看法。至于袁氏接受日本条件以换取其支持实行帝制之说，戚世皓指出：“本人所见中国、日本、英、美档案中，未找到资料证明袁氏签二十一条条约时，日方默认此条约为承认袁氏称帝的交换条件。”更有学者认为袁氏施行帝制失败之主因，就是日本政府决心“倒袁”。

日本学者奈良冈聪智于2015年“二十一条”交涉百周年之时出版的『对华二十一カ条要求とは何たっだのか——第一次世界大战と日中对立の原点』一书甚受学界瞩目，并获该年日本“三得利学艺奖”。该书指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强硬抵抗，并泄露第五号内容，酿成中国舆论反日，欧美列强对日高度警戒。而日本外交拙劣，交涉陷入僵局，到4月下旬强硬派主张不惜开战，政府受到内外压力，在5月4日召开的元老阁僚会议上，山县有朋强硬主张删除第五号，同日深夜收到英国要求删除第五号之电报，加藤决定第五号实际删除，7日发出最后通牒。中国为避免与日本武力抗争，于9日表示接受。虽然从条约结果看，日本达到了“满洲权益安定化”的目的，但在实现过程中招致中、英及其他欧美各国强烈反应及批判，代价太大。1924年加藤成为首相，主张推动国际协调外交，曾有过“二十一条”要求是“世纪之败”的痛切反省。

依据上述近人之研究，中国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外交失败之说，可能无法成立。而袁世凯以出卖国权换取日本支持称帝之说，应该只是当年革命党的政治宣传。至于洪宪帝制时期之中国外交，仍欠缺较全面公允的严谨学术研究。

先行研究与史料

中文学界过去有关洪宪帝制外交的研究甚少，主要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一节使用外交部驻日使馆档；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第二章第二节“洪宪帝制与日本”利用中日档案及研究成果，对袁世凯较公平。最近承红磊《袁世凯帝制运动时期的对日策略》一文使用中英外交档案，颇有突破，值得注意。

英文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比较平允友善，韩裔美国学者Kwanha Yim“Yuan Shih-kai and the Japanese”一文早在1964年就依据档案指出日本军方及右翼全力倒袁是帝制失败主因。戚世皓1970出版的专著China Diplomacy，1914-1918广泛使用英、美、日外交档案，论证清晰翔实，堪称关于欧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经典之作；惟此书撰写时，中国《外交档案》尚未对外开放，只能依赖王芸生书中之引文。此书第三章讨论日本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之关系，也指出日本反对是帝制失败之主因。此章之主要论点曾以中文发表，见《袁世凯称帝前后(1914-1916)：日本、英国、美国档案之分析与利用》一文。大量使用英国档案尤其是朱尔典私人通信，以探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的关系，对洪宪帝制有许多朱使观点方面的论述。及论文“Great Britain，Japan and the Fall of Yuan Shih-kai，1915-1916”均探讨英日关系，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

Ian Nish的专著Alliance in Decline:A Study in Anglo-Japanese Relations，1908-1923及论文“Japan and China，1914-1916”、“Dr.Morrison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War，1915-1917”从英国官方观点切入，对洪宪帝制运动期间英日在远东的竞争有深入的研究。有关英国购买中国军火案，主要有A.Philip Jones的Britain’s Search for Chinese Coopera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及Hugh Trevor-Roper的Hermit of Peking：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以上专著及论文，皆甚具参考价值。

日本学界主要相关研究成果有臼井胜美『日本と中国：大正时代』、北冈伸一『日本陆军と大陆政策』、小幡酉吉传记刊行会编『小幡酉吉』、杨海程『日中政治外交关系史の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を中心に』等专著，都指出日本朝野对袁世凯敌意甚深，尤其是军方全力援助中国各反袁势力。

关于洪宪帝制外交的主要中文史料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本书主要使用该档案中之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与英、日文档案对照，可解决许多过去不清楚的问题。王芸生之书主要使用《驻日使馆档案》，这个档案现在已看不到，但与《外交档案》03-33-097《中日关系档——与驻日使馆来往电底》基本相同，惟多了“原批”部分；此外，《驻日使馆档案》只有1915年的，欠缺1916年部分，王书也只写到1916年1月22日，《驻比使馆保存档》中与帝制相关部分则一直到1916年4月，而且数量远远超过《驻日使馆档案》。

《驻比使馆保存档》后半部系2007年底完成数字化后，提供在线电子阅览，其中有许多过去未见的陆征祥外交密件。帝制期间，陆征祥担任国务卿兼外交总长，与帝制最相关的是03-13-032“国体问题来往电”、03-13-043“密电”及03-13-018～021、03-13-052“总长室收发电各函”，主要是与帝制相关的驻外公使往来电。稍微相关的还有《驻美使馆档》中的03-12-001-04～06“国体问题”、“洪宪变更国体”、“袁总统逝世”等。

英方档案主要是“购械案”之FO371/2327、FO228/2403，“参战案”之FO371/2340～2341，“帝制外交”之BDFA（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Part Ⅱ，Series E，Asia，Vol2 Japan，May 1915-Dec1919，& Vol22 China，Aug1914-Oct1918。日方档案主要是《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四年、大正五年。美方档案是FRUS。

过去的相关实证研究中，王芸生使用部分中国档案，未参照日、英档案；戚世皓、Yim Kwanha、Ian Nish等使用英、美、日档案，但未用中国《外交档案》；林明德及杨海程使用中、日方档案，未用英方档案；使用了近年开放的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的只有承红磊，用之与英方BDFA档案对照，但他未使用日方档案。迄今使用中、英、日三方档案对照的，似尚未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