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书局创始百年， 它是个不应为学界遗忘的出版机构

上海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祥地和出版中心。这里曾诞生了出版社或书局300余家，在出版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始120年、中华书局创始105年，也是世界书局创始100年。

世界书局由沈知方创立于1917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世界书局曾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称为当时全国教材出版的三大出版机构。

9月21日，由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出版协会、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联合主办的世界书局史料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市政协举行。来自上海文史界、学术界、出版界的80余专家学者围绕世界书局以及上海出版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展开了讨论。

旅居美国六十七年的沈知方之孙沈柏宏也来到了现场。他感慨：“一百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而对于我们家族而言则是整整三代人坚守文化事业的传奇经历。我希望通过对于这些历史经历的资料整理、研究，来保护和发扬我们的文化，传承给我们的后人。”

有关世界书局的专门研究少之又少

不少年轻出版人已对世界书局的历史感到陌生。

他们不知道，上海滩红极一时的期刊《红玫瑰》、《侦探世界》、《武侠世界》是由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第一次较全面译介莎翁的作品——1947年朱生豪所译的3辑共27种《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也是由世界书局出版的；涉及24个门类共计一百多种的通俗学术书《ABC丛书》还是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它们比商务的《万有文库》还早一年出齐。

“世界书局曾经是民国出版史上与商务、中华并驾齐驱的三大出版社之一，但是这些年来研究出版史的重点大多聚集在商务、中华和三联书店。”复旦大学教授、出版史专家邹振环提到，世界书局目前既无一本图书总目，亦无一本专门讨论的学术论著。

通过查阅中国知网，邹振环发现目前能查到的近30年来以“世界书局”为题的论文不到20篇，硕士论文仅2篇，博士论文则一篇也没有。而若以“沈知方”为检索词，中国知网收录的2000年以来期刊发表论文仅4篇，且大多为通俗性介绍。“虽然这些信息不能说完整，但大致反映了学界研究世界书局及其创办人的一般状况。”

美国长青书局创始人刘冰也称：“世界书局一百年了，这样的会以前很少开。现在祖国改革开放，上海市政协领导重视文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我们才有机会参与。”

世界书局主要出版过什么？

“客观分析，民国时的世界书局是家民营企业。它没有偏向政党政治，还将自己定位在商务和人文出版方面。”刘冰说道，当年世界书局不仅有如英汉四用辞典、康熙字典、说文解字、永乐大典、莎士比亚全集等好书，还有周作人、胡适、沈雁冰、曹聚仁、杨贤江、林汉达、郑逸梅、陈存仁、詹文浒等一批批优秀的作者。

邹振环称，从1917年至1950年，世界书局前后延续了约30年，共出书约5580种。他从教科书、学术科普、世界学典编刊、外国名著翻译等方面详细分析了世界书局的主要出版物。

首先在教科书方面， 1924年世界书局开始推出小学教科书，一举打破了民国初年以商务和中华为巨擘的教科书市场。据1930年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编的《上海教育》月刊，在上海市立小学各年级所用书这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国民书局四家总计2734种。四家中世界书局的市场占比仅稍弱于商务印书馆，且能占有三分之一的市场，与商务、中华两家形成“三家鼎足”之势。

在学术科普方面，世界书局发现了20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读者对科学知识的阅读需要，推出了包括《市政管理ABC》《都市论ABC》《市政组织ABC》等在内的一套ABC学术普及性丛书，风靡一时。邹振环还统计发现，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前后推出丛书多达三四十种，除“ABC丛书”外，还有“文化科学丛书”、“文化史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学艺丛书”、“国学丛书”等，一改过去世界书局在读者心目中“专出鸳鸯蝴蝶派书刊”的低级书局形象。

到了30年代后，世界书局还致力于世界学典（类似于百科全书）的编刊，除编撰《世界学典》中文版外，出版了包括《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在内的中国学典，还首先筹划编纂《朝鲜学典》，使其成为推动朝鲜独立运动的重要文化工作之一。

此外，邹振环提及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世界书局就率先出版了抗日御侮反侵略的著述：比如支恒贵所著记述甲午战争起日本对中国东北、内蒙古侵略的《日本侵略满蒙史》，陈彬和所著记述19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程中行的介绍中国与英、俄、德、法、日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各国对中国之不平等条约》等。

到了1931年，东北沦陷后，世界书局也为抗日御侮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1931年出版的《世界杂志》上刊登了马伯相所写《为日祸敬告国人：痛改前非、共赴国难、自赎自救、复兴邦家》一文，并刊印日军入侵的照片，号召共赴国难，抵抗日寇。

“所以，无论是从文化贡献，还是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而言，世界书局都是一个不应为学界遗忘的出版机构。”邹振环如是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吕健补充道，世界书局与古籍出版亦颇有渊源，出版物中有《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经籍籑诂》《说文解字注》《诸子集成》等古代典籍。而且，和商务、中华相比，世界书局不比数量规模，而是将出版对象集中于文史学者的通用书与普通读者的基本书。在呈现形式上则注重影印与排印并举，并提高整理程度，大多加上断句，助于读者理解。“这是胜出商务、中华的地方。”

市场结合文化，加快了中国出版业的近代化

世界书局创始人沈知方，也是民国出版史绕不开的人物。

他曾于1900年加盟商务印书馆并受到夏瑞芳的赏识和重用，辛亥革命前后与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共事，1917年又脱离中华独自创办世界书局。

在沈柏宏看来，祖父的成功首先离不开他对市场的洞悉。在世界书局发展初期，沈知方就推出了符合大众阅读需求的出版物，同时他深知发行渠道的重要性，在书局开张前几年就将发行网络遍布到各大城市。

“在取得教科书的出版许可之后，祖父更是将经售点遍布每一县城，以至在教科书的发行规模上一度超过了商务和中华，使后两家书局要联合起来应对竞争。”

沈柏宏说，祖父在出版业务上也有着过人的气魄。比如为了签约张恨水，祖父一付数千大洋，直接买断了张恨水几部作品的版权。“他不仅亲力亲为，而且任人唯贤，除了长期重用秦同培、陈和祥、范祥善、朱翊新等老编辑外，也大胆起用徐蔚南、林汉达、詹文浒等年轻才俊担任要职。”

“同时，祖父也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商人。世界书局发行所在上海沦陷时期曾因拒与日方合作而遭炸弹袭击，员工一死一伤。”沈柏宏透露，祖父在临终前还留下遗言，叮嘱后人绝不与日本人合作。

“沈知方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出版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他抓住机遇，把文化事业与市场相结合，用市场化手段经营图书业。”刘冰说，沈知方采取的融资策略和营销策略，使世界书局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从一个小作坊，快速发展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第三大出版机构，从而加快了中国出版业的近代化和市场化进程。”

“我们应该记住沈知方这个人，不仅因为他创办了世界书局，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因为他的发行才干和商业禀赋，把激烈的竞争意识带入了出版界，对提高整个书业的经营水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