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哈佛大学收藏的晚清老照片

（一）

十多年前，我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做了将近一年的访问，其间，因对晚清时期哈佛大学聘任的第一位中文教师戈鲲化有兴趣，顺带收集了聘请他前往美国的杜德维（E.B.Drew）之相关资料。

戈鲲化是晚清时期徽州府休宁县人，他的一些著作和照片，迄今仍收藏于哈佛大学的各个图书馆、档案馆中。2000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宏生教授编著《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首次将戈氏的绝大部分著作收录在内。不过，在当年，无论是戈氏的文字还是图片资料并未就此一网打尽。2005年，我就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收集到好几份相关的文献。凑巧的是，那一年正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七十五周年，该馆出版有《燕京的宝藏——哈佛燕京图书馆七十五周年纪念展览目录》（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Exhibition Catalogue）。承郑炯文馆长惠赠，我得以收藏一册。书中收有一封梅花笺，是戈鲲化写给杜德维的信函——

杜大人阁下：敬启者，五月十三日奉布一函，谅邀

青睐。十四日起行，至七月十二日安抵美境，馆舍亦

甚宽洁。此时书院正当停暑，尚须两个礼

拜开馆，诸承

推荐，泐函申谢，以慰

锦念。还希

箴言时锡，藉度金针，即请

升安，不一。   戈鲲化顿首，七月二十一日。

这封信书写于蓝丝格信笺上，墨迹秀逸，显然是戈鲲化抵美后写给杜德维的第一封信函。而收信人杜德维则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正是他在宁波海关税务司任内，物色到了戈鲲化。

（二）

杜德维是哈佛大学1863届毕业生，1865年进入中国海关，1867年在总税务司署管理汉文文案，1868年提升为署理税务司。1878年7月，杜德维在宁波出任浙海关税务司。其间，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给杜德维写信，要求他在中国找一位合适的中文教师，他遂向学校推荐了自己的汉语教师戈鲲化。

除了宁波之外，杜德维还曾在九江、烟台、镇江、上海、广州和福州等埠海关任职。在各地公务及旅行期间，他留下了不少照片，现在收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些资料包括杜德维的影集和散件，其中，影集题作“Views in China”（中国风景），具体内容反映了他在北京、福建、上海、广州、澳门、香港、宁波等地的旅行所见。

1876年至1880年，杜德维在宁波，并于1878年7月出任浙海关税务司。浙海关税务司始建于1861年，当时，清政府根据英国驻甬领事赫德的建议，在江北岸中马路设立浙海关税务司，征收对外贸易税费，俗称“新关”或“洋关”。杜德维在宁波期间，留下了不少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在这批图片中，就有1876年间宁波海关工作人员的合照。此外，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宁波开埠之际，英国人即聚居于宁波城外的江北岸。不久，江北岸便发展成英、法、美三国侨民的居留领域。在杜德维的影集中，保留有宁波的教堂、海关大楼、英国领事馆、美国传教士等外国人的房子，以及反映悠然自得的外侨生活场景。

早在1845年，英国传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就曾说过，“对外国人开放的中国沿海城市中，宁波享有最佳城市之声誉”。较之其他地方，宁波人对西方人最为熟悉，也最容易打交道。在这种氛围中，杜德维夫妇在宁波的生活似乎颇为惬意。在影集中，有多张杜德维夫妇与其他外国人外出游玩的照片。如杜德维夫人与女儿多拉、儿子查尔斯前往宁波附近寺庙的照片，他们前往天童寺、普陀山等地，见识了寺庙中形形色色的神像，与一些僧侣交往，留下了不少照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照片中有数张与库克上校（Col.Cooke，近代史著作中多翻成“葛格”）、华生少校（Major Watson）相关的资料。库克上校和华生少校分别是出生于牙买加和新南威尔士的英国人，太平天国时期，他们率领上千名戴深绿色头巾的“绿头勇”（多系宁波、慈溪、绍兴之人）与太平军浴血奋战。其中，华生于1862年加入华尔的洋枪队、常胜军，还当过常胜军戈登的保镖，最终晋升为少校。太平天国平定之后，他与库克上校一起，继续负责宁波的警务工作。在这批照片中，就有中国士兵正在接受华生少校训练的场景。这批士兵绿布裹首，装束如洋人，仪表、队列颇为整齐划一。关于这一点，《申报》1873年6月13日就有“宁波绿头勇操练事”的报道，其中提及，“绿头勇日逐在和义门内城下大填滩操演，甚为好看。或扒墙壁，或钻填坑，或卧或奔，总要快疾为最，号令极严，阵亦齐整”。此一描述，似可与现存的图片比照而观。

在宁波数年间，杜德维还记录了不少浙东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如宁波的河景、山谷、城墙、牌坊、古塔、廊桥以及城内景象和城外基地等，对于活跃其间、走街串巷的剃头匠，乘坐黄包车的日本妇女，以及宁波妇女、商人、新教教会小学生等，也多有展示。照片中有不少宁波著名的风景，如以船排形成的浮桥，横跨于宁波市奉化江上，是宁波最古老的大跨度浮桥。对此，1843年访问宁波的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曾这样描述：

宁波离海有12英里左右，两条清溪在这儿相汇，汇成一条大江，……南来的溪水上建有一座船桥，方便对岸郊区的人们过河。这座桥非常简单，但建得非常巧妙。桥由很多大船相连而成，每条船都间隔一定的距离，用沉锚泊在固定位置，船与船之间铺设木板相连，这使得整座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随浪潮的涨跌而起伏。这种方式也给渔船和过往船只的通行在桥下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而不用担心潮位有多高……

在这批照片中，还有数张是有关运河的图像。在浙东运河中，人工河段与自然河流平交处，因水量、水位、水流之变化不定，为了保持相对稳定的水运条件，人们通常要兴建堰坝等加以调节，于是，翻坝过闸便成为运河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早在明代，朝鲜人崔溥就在其《漂海录》中，记录了宁波附近的水闸：“坝之两岸，筑堤以石，断流为堰，使与外江不得相通。两傍设机械，以竹绹为缆，挽舟而过。”1845年7月30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前往宁波腹地，他也亲身经历过这种翻坝过闸：

我们晚上8点乘一条棚顶船出发，从城东溯江而上。船航行了两里来地，遇到一座堤坝，耽搁了一些时间。那座堤坝将甬江与我们必须进入的一条运河隔开。我们下了船，待在江岸上，6个中国人把绳子套在船上，然后慢条斯理地推着一架笨重的绞盘机。就这样，他们慢慢地把船绞到一个斜坡上。从斜坡顶上，船可以靠自身的重量，轻而易举地滑入对面运河里一米左右。总的来说，这是个代替船闸的不错的装置……

此类的翻坝过闸，似乎也引起了杜德维的强烈兴趣，对此，他为我们留下了生动的照片史料。

除了宁波之外，杜德维亦曾在福州税务司任职。在“Views in China”（中国风景）影集中，有关福州的照片计有14幅，其内容包括“闽江中的要塞”、“福州南郊”、“寺庙”、“外国人的房子”、“聚居地”、“墓地”、“大榕树”、“乌石山”、“鼓山”、“福州海关工作人员”、“税务司宅邸”、“外国人在福州的社会生活”（化装舞会）、“中国妇女的服饰”、“高官的墓地”、“福州风格的奢华墓地”、“福州附近的茶田和稻田”、“闽江”、“佛教寺庙”、“瀑布峡谷”、“竹筏”、“船屋”和“道路”。其中，有不少生动地反映了十九世纪福州城乡的民俗风情。

例如，第十一张照片题作“Costumes, Chinese women”（中国妇人的服饰），其中有坐着和站立的妇女各四人，她们的装束打扮颇为独特。

在福州方言中，女子叫“诸娘 ”、“诸娘仔”，男子叫“唐晡  ”、“唐晡仔”，对于此类称呼之来源，虽然历来存在着诸多传说，亦未必可靠，但比较确定的一点是——福州的开发虽然并不太晚，但在其人群文化中，闽越人的底色仍然极为浓重。外地人或外国人来到福州，首先会特别关注此地女子与他处之迥然不同。“窄袖纤腰黑练裙，香花堆鬓髻如云，压肩鲜果沿街卖，贸易归来日已曛”——这首由清人曾懿所撰的《闽南竹枝词》，其中多有吟诵“福州”、“闽中”风物的诗歌。竹枝词虽题作“闽南”，但其实反映的却是闽东的民情风俗（顺便说一下，近数百年来，“闽南”一词颇被滥用，大概是闽南太有名了，所以人们只要一提到福建，马上就将之归入“闽南”）。该诗自注曰：“闽中凡耕田、挑负贸易者，半是妇人。”此种阴盛阳衰的风俗虽然由来已久，但在外人看来，却极感怪异。成书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闽风杂记》（福州美华书局活板），就有“妇人劳力”条，曰：

世人动辄曰清国妇女缠足，劳力者皆男子之事耳，安知此州妇女，除富室闺阁、卖笑歌妓等外，大抵不缠足，短褐裸跣，或担薪水，或运粪壤，习以成性，开豁类陵髯丈夫，可谓奇矣！

《闽风杂记》出自晚清时期侨寓福州的日本人达山佐仓之手，作者对当地妇女之辛劳极感意外。由于妇人整日价抛头露面，故而街衢巷陌间的装饰打扮，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闽风杂记》一书中就有“头上带剑”的记载：

清国妇女之头饰，大抵有一定之样式，独此地之妇女，插银制之笄，笄长尺许，稜稜如剑戟，交叉饰之，宛然如钟将军像，奇亦甚矣！

作者达山佐仓接着又说福州女子“耳环如轮”：

妇女施耳环，阖乡皆然，而闽妇所著耳环，最伟大可惊，环以银制之，形如桶轮，头上带剑，耳朵亦施此物，其任重矣。

关于这一点，清人有诗曰：“大耳环垂一滴金，四时裙服总元青，蛇头簪插田螺髻，乡下妆成别样形。”根据晚近的调查，福州郊县农妇发饰上，都有雪白银簪三条，俗呼“三条簪”，大约寸余，长六七寸，插诸髻中，或仍满插小簪以示点缀。因其形似刀，中插一支，左右各一支，又叫“三把刀”。民国以后，一些乡绅认为此种妆束极为丑陋，遂公议禁止而普遍革除。

对于此类的妆束，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一文中就指出：“还有现在东门外、北门外的许多工女农妇，头上仍带着三把银刀似的簪为发饰，俗称他们作三把刀。据说犹是当时的遗制。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郁氏在文中所描摹的，显然源自福州人的传说——此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原是无诸故地，及至唐朝大兵入境，将福建男子杀尽，只留下女子婚配单身士兵，故福州人称丈夫为“唐晡人”，而“三把刀”则是心怀怨怼的蛮族妇女用以复仇的武器。

对此，另一位著名作家冰心，在其《故乡的风采》中也写道：“我也见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农村妇女，觉得天下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村妇女能和我故乡的‘三条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敢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远了！”

而在晚清，这显然也引起许多西方人的兴趣。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在其所著《中国十八省府》的福州篇中，专门插了数张“福州附近山上的拜狗族土著”、“拜狗族土著的头饰”和“福州的妇女”的照片和图片，反映的也是此类发饰。当然，盖诺笔下的所谓拜狗族，指的其实是市郊山中的畲族。而稍早出身于哈佛大学的杜德维，则显然是寻找四乡各不相同的妆束，作类似于人类学的影像记录。

在“Views in China”（中国风景）影集中，有关福州的第二张照片题作“Southern suburb of Foochow on fire: View from European side of R.Min. ”，是1876年11月12日所摄，杜德维从仓前山的欧洲人聚居区远眺，隔着台江，但见福州城郊大火熊熊，烟雾弥漫。此一图片，对研究福州城市的灾害，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关于福州的火灾，与杜德维差相同时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曾指出：福州府城包围在城墙之内，出了七个高大的城门就是郊区。南门外的郊区约有六公里广阔，当地人称为南台。“外国侨民基本上都住闽江南岸的江滨小山坡上。站在山头眺望，东面远处屹立着鼓山，江水从山脚下蜿蜒而过，江面上舢板渔船风帆点点。朝北眺望，福州市区尽收眼底……”日本人达山佐仓也指出：“各国领事馆在丘垅之上，势高而望阔。”想来，杜德维就是在此远望福州城南郊的火灾，拍下了上述的照片。

在明清时代，火灾不仅是福州城市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灾害，而且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近人林步瀛曾指出：“吾闽省会之地，负郭而居者常接屋而连扉，及其不虞于火也，则每数十家、数百家附丽而相随。”在这种背景下，火灾一向令人闻风色变。清代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中就提到：

把灯吹灭了睡，如今秋天的时候，那东西都是干燥的，火烛要小心。上床的时节，就把火吹灭睡，也是放心的。

讲得极是，那前日南台尚书庙那里，一连烧了两三遭，多因是他们火烛不小心才会误事了。

讲起那火烧房，那些人好可怜，家里的东西，给人抢去的抢去，给火烧去的烧吊［掉］，到第二天来，一条草都没有了，吃也没得吃，穿也没得穿，住也没得住，那大男小女拢做一堆，在那露天地里，啼啼哭哭，我看起来，真真替他心痠，眼泪就要淌出来，实在伤心。

那火烧房，是最凄惨的，何消说，所以火烛小心要紧。

此处提及秋天时节应当小心火烛，这是因为受副热带高气压的控制，在秋天，福州的焚风效应极为明显，民间遂有“秋季火帝出动”的传说。南台尚书庙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上、下杭一带，在传统时代是著名的商业区，房屋、店铺鳞次栉比，极易发生火灾。一旦发生火灾，隔岸的仓前山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洞若观火”。

对话中提及由火灾引发的社会问题——福州人俗称的“火劫”，即乘着火灾混乱时的抢劫行为。此类的“火劫”，早在明代就相当严重，万历时人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组》中，即曾提及火患时“恶少无赖利于劫掠”。而琉球官话课本，则更细致地描述了“火劫”之余的惨况。“蜀［一］条草”是福州人非常形象的比喻，“一条草都没有了”，形容火灾劫余赤贫如洗的窘状。关于这一点，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亦曾指出：

福州人很有理由怕火灾，他们的木头房子容易被点燃，而且一旦发生火灾，就有很多流氓赶来火场抢夺财物。除非失火的人家有许多亲友在现场苦苦守着，否则衣物、家具以及任何有点儿价值的东西都会被这些趁火打劫的“火鹞”抢走。

在福州，除了外国人聚居的仓山和作为商业区的南台之外，城内则是省会所在地，于山、乌石山、屏山三山鼎立，其中，又以乌山上的乌塔为制高点。对此，福建巡抚丁日昌曾说：“福建省城内乌石山为第一名胜，可以俯瞰全省形势。”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领事翻译官租下了乌石山道山观。过了五年，两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前来福州，他们在翻译官金执尔（W.R.Gingell）的帮助下，租得乌石山神光寺住屋两间。其时，正在老家养病的林则徐闻知此事，立即联合地方士绅，上书福州官府，强烈要求驱逐英国人。在福州绅民看来，神光寺为当地生童会课读书之地，外人不得租住，他们严词勒令两位传教士退租。在朝野的强大压力下，传教士无奈之余，只得搬至金执尔租住的道山观内。同治五年（1866年），圣公会传教士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到达榕城后，向道山观董事续订租契，租借了包括文昌宫在内的大片房产。此后，山上教堂洋楼日渐增多，有不少名胜皆为教士所占。在民意的激烈反弹下，官府只得与英国领事交涉，要求乌石山上的教堂悉数撤移至城外。不过，在山上的传教士食髓知味，他们不仅不愿换地，而且还在肆无忌惮地继续扩张。为此，光绪四年（1878年）爆发了著名的“乌石山教案”，神学书院被拆毁、焚烧。此后，英国人被迫迁出了乌石山道山观楼房。不过，在此之前，不少外国人都到过乌石山上，从那里俯视福州城的全貌，杜德维自然亦不例外。

上图是杜德维从乌山之巅拍摄的照片（Inside city of Foochow,Wushih Shan, i.e. Black Rock Hill, in foreground），颇为动人心魄。从画面上看，远远可见于山之上的白塔，以及其下的孔庙，近前闽式聚落独特的马头墙高低错落，……十九世纪晚期的古城风貌一览无遗。这张照片与差相同时的美国茶商Ted Francis Jones（特德•费兰西斯•琼斯）拍摄的福州双塔照片，并称为迄今所见最为经典的两张福州城市老照片。

除了题作“Views in China”（中国风景）的影集之外，哈佛燕京图书馆中还有一些作为散件的单张照片，其中有不少也颇具价值。由于当年我未被允许复制或拍摄，所以手头并没有保留下相关的照片。不过，我还是尽其所能、大致记录下一些关键的信息，兹据当时的笔记稍作回忆。我记得其中有一张福建官员与洋人的合影——

第一排从左到右包括：都统文，洋人，副主考刘学谦，洋人，总督李兴锐，洋人，将军崇善，洋人，正主考李联芳，洋人，洋人，学台秦绶章。

第二排从左到右则有：委员舒钧，委员郑恩隆，总办孙传衮，盐台鹿学良，候补道黎国廉，城守协王书选，督中协谢，钦差船政大臣魏瀚，委员欧，文案高烺、委员高宝仁，分局秀员高庆铨。

第三排：翻译叶可梁，前侯官县谭子俊，翻译苏贞洪，侯官县刘锡渠，闽县罗汝泽，福防厅吕渭英，福州府玉贵，藩台周莲，候补道聂元龙，臬台朱其煊，粮台启约，翻译林藩，文案陆绳武，文案徐际可。

……

揆诸史实，福州是闽浙总督、福州将军和福建巡抚衙门的驻节之地，同时也是闽县、侯官两个县衙的所在地，故而城中各级文武大小官员麇集攒簇。照片中提到的总督李兴锐，于道光七年（182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后追随曾国藩，逐渐在官场上崭露头角。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署任闽浙总督，整顿福建财政、军制，裁汰虚冗。光绪三十年（1904），调任两江总督，同年八月病卒，终年七十八岁。据此可知，此照片应照于光绪二十九年。

照片中提到的另一重要人物崇善，另有一张专门的“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崇佑庭七十有四小照”，其上的题名为：“尚书衔军功花翎，福州将军、闽海关监督、船政大臣、兼署闽浙总督、兼福建盐政大臣、世袭奉恩将军”。从照片上看，此公形象、风度极佳，绝非官场上那些贼眉鼠眼之辈可以同日而语。崇善以福州将军兼任船政，时常与洋员交涉，故前述照片显然即与此有关。崇善后因病去职，于1908年去世。是时，离清朝灭亡已为时未远，他幸运地躲过辛亥革命，亦可谓善终。

在这些散件中，还有一些照片对晚清社会研究亦颇具价值。如有关“福州南台坞尾街像仪楼”的两张照片，就反映了近、现代福州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该照片左侧的说明写道：

林庆澜公司护网江丙小轮，在外海拿获拐匪二十三名，被拐男女小孩共计四十一名，分处寄养，招属领取。

被拐小孩照片二

其中的一张照片上的人物分两排站立，每排四人，每人手上拿着一张纸，上书姓名。前排依次为阮仕森、何永太、谢炳常、何八弟，后排为林蔼妹、谢连贵、孙成树，另有一人手中的纸上未见姓名。

在明清时代，作为省会城市，各地来往福州的人流纷至沓来，“拐带”、“拍花”之类的诱拐事件亦层出不穷。所谓拍花，是指用迷魄药拐卖儿童的行径，这在反映清代福州城市生活的琉球官话课本中也曾经提到。直到晚近，当地民间还流行着不少如何对付拐带的办法。例如，其中一个故事是说——在被拐带的途中，某位聪明的小孩假借系鞋带之际，拣拾一些鹅卵石，然后将其沿途抛撒，以记住来时的路……此类故事，其实是传统时代“拐带”之风盛行的一种历史记忆。对此类的“拐带”、“拍花”，官府曾三令五申严厉打击，但却收效甚微。上述两张照片，显然便是当时悬挂在各处供人招领的照片，反映了官府有司对于相关社会问题的应对措施。

（三）

大约在2000年前后，“图文图书”开始成为出版界的新宠。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纷纷意识到老照片是一种重要的学术和出版资源，于是，庋藏于世界各地的老照片，亦遂成了人们竞相发掘和出版的资料。在这方面，曾出现过一些编选俱佳的精致作品，但毋庸讳言，相当多的图片集之成书皆颇为粗糙。大致说来，主要表现是图文脱节，不少编者因缺乏解读图片的能力，往往只能自说自话，在图片边上东拉西扯，说些基本上不相干的话。另外，有限的解读亦颇为随意，有很多是通过搜索引掣，上网找些似是而非甚至错讹百出的简要说明……

促使我撰写此文的一个契机是近日出版的《晚清中国的光与影：杜德维的影像记忆：1876-1895》（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6月版）。刚刚看到此书出版广告时，曾让我颇感兴奋，以为这是对杜德维相关照片的汇集与研究，遂在第一时间在当当网上下单购买……

拿到这册书后，却让人颇感意外。此书除了题作“[美]杜德维摄影”外，另有编译者。全书内分五册：第一册，福建周边（1876-1877）；第二册，上海/澳门（1887）；第三册，宁波周边（1876-1880）；第四册，北京周边（1892）；第五册，广州/香港（1893—1895）。编译者对原照片上的一两行简单说明作了翻译，并对其中的一些图幅加了自己的解读。但纵观全书，编译者所做的工作并不太多，少量的翻译亦颇可斟酌。

例如，杜德维是哈佛的高材生，他又受过饱学的戈鲲化之中文薰陶，故而其人对中文的翻译其实相当雅致。譬如，《尔雅•释诂上》曰：“豫，乐也。”故上海豫园之“豫”，本是欢乐之意。“Pleasure Garden”一图，译者将之直译为“欢乐之园”，显然未接地气——因为从翻译角度视之，此一译文“信”则信矣，却于“达”、“雅”则有所未逮。事实上，那一幅图也正是豫园九曲桥的照片，翻译成“欢乐之园”，有谁知道究竟指的是何处？顺便说一句，现代上海人将豫园翻成“Yu Garden”显然亦属未逮，其实反映了当代人并未理解“豫”字的确切含义，这样的翻译，也远逊于一百多年前杜德维的译文。

另外，书中的第78页“Chinese servants”，画面上的六位人物皆是普通民众的打扮，明显不是编译者所称的“中国官员”，而是一批服侍他人的仆人。我相信这是译者一时粗疏而致误译，但该书同时亦有责任编辑，按照一般的编辑程序，一审、二审、终审，如此明显的误译，何以始终未被发现？颇为不解。

此外，编译者所附加的说明，基本上皆来自搜索引掣之简单描述，其中，有一些或可有可无（如页106-107“宁波的浮桥”之说明），或错讹频出（如页144“哈德门”条之说明）。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批照片原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书格图书馆”上也见有相关的图片汇集。《晚清中国的光与影：杜德维的影像记忆：1876-1895》一书，完全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书格图书馆”上的图片。从构成上看，全书内分五册，这种分类乍看本身就颇为奇怪，仔细核对，也完全是根据“书格图书馆”上的图片分类。值得一提的是，全书开头有“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和“代序——老照片的‘意义’”，书末也有“摄影师简介”，但唯独从头到尾皆不注明照片的确切来源。如此这般的“做书”，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真是让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