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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城中村|湾厦活法③:湘南山区来的环卫工人

萧相风
2017-11-01 15:28
来源:澎湃新闻
市政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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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村有它独特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七点之后,巷子里充满了上班族和学生。他们掐分算秒快步穿梭,有的骑着电动摩托把喇叭按得嘀嘀响,或拧着心急火燎的单车铃声。早市也开市了,吆喝声也此起彼伏。早餐店里腾起一片热雾,忙着刮肠粉淋酱油。八点半过后,人流散去,旧村复趋安静。

中午十一半之后,旧村又开始热闹起来。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保安、小摊小贩、巡防队员排队挤进不同的快餐店,解决自己的午餐。湘岳蒸菜、隆江猪脚饭、沙县小吃、山东的饼、陕西的面,天南地北的饮食荟萃在村中一条东西向最繁忙的巷子里。等到周边的小学生放午学涌回城中村,巷子里的喧嚣荡过密集的屋顶,达到了中午时刻的沸腾顶点。

晌午12点半之后,湾厦旧村迎来了一天当中难得的宁静。巷子里只有一排排工衣工裤和内衣内裤悬在头顶。偶尔有那么两个古稀老人坐在门口嘬着假牙聊天。酷热的阳光在无人时威力无处可发,似乎大为削减了。在旧墙体上,只有苔藓还在生长。除了空中一堆凌乱的线缆,印象最深的是水滴。它们多半来自一件刚晾出来的衣服,也有一些旧水管或空调往下滴水。

下午1点半,整个旧村开始笼罩在哗啦作响的麻将声中。每家店铺——小卖部、旧货店、干洗店和不足十平的麻将馆——开动了手动和自动麻将桌。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统一打法,选择了玩广东麻将。尽管是工作日,在下午1点半麻将馆里照样是高朋满座,迎来当天第一波高峰。深圳各个城中村都遍布着这样的麻将店。在湾厦旧村这样的高密度拥挤的空间里,麻将馆似乎让时间慢了下来。

旧村麻将馆

劳务输出县——湖南道县

初夏的一天,在麻将响起之前,我吃过午饭,在5巷遇到了一位老乡。她穿着一件带蓝色的衣领子的土灰色外套,黑色七分裤,一双白色平底运动鞋。

“我负责从5巷扫到10巷,每天要倒二十多桶,累死了!”老乡说完哈哈大笑。她右手一把塑料扫把,左手一只铁皮撮斗,打扫着路面。

从她的讲话口音我推测她是湖南永州的老乡。果不其然,她说她是道县柑子园镇的。柑子园镇离道县还有六十多里。道县是一个山区,山上聚居了一些瑶族,县内多是盘山公路,全县经济相对落后。

1999年我毕业那年专程去了一趟道县。从县里到一个镇里坐了三个钟的大巴。道县人给我的印象是好客重礼,有耕读的传统。这个传统大概是受到了当地有名的人物——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影响。“文革武斗”时,这里发生过群体伤亡事件也让道县闻名全国。

1995年,人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遗迹。道县又竖起了一块稻作文化的旅游牌子。但是道县的人均田地非常有限,73万人口在耕种33万亩水田。由于靠近广东,自九十年代以来,一村连着一村,所有的农民倾巢而出,放弃了水稻耕作,涌向了珠三角的工厂。因此,它是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县。

老乡在旧村旁边的一个新小区打扫卫生,每天凌晨三点二十分起床,十分钟后上班。这里是她老公打扫的地盘,她这是在帮老公打扫。下午二点到四点半,是她在小区的工作时间。她拿着铁皮撮斗一晃一摇收拾着路上的垃圾。

从前面巷子走来一个五十岁男人。他蹙着眉头,一身灰色工衣,拖着一只带轮的塑胶垃圾桶。他就是这位道县老乡的老公,姓许,留了一个贴着头皮的平头。他说在这里住了十六年。老许忙着收集垃圾桶。

老许当年是家庭中第一个来到湾厦。他妻子紧接着也来到这里。然后村里的亲友一个个步其后尘。大部分人打打零工,或者干起了清洁工作。2004年,老许的工资只有50块一天,随着深圳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现在提到了每月二千零五十元。他们有一儿一女。女儿排行老大,目前没有结婚。二十多岁的儿子已经成家生娃,在附近公司当保安。老许妻子曾回到老家带了两年的孙子,之后又来到湾厦的新小区当清洁工。老许妻子说,儿子抽烟打牌,那点工资连自己也保不到,我们还要供他吃供他住。

有的楼缝之间,其宽度刚仅够一个人侧身挤进去。老乡提着撮斗和扫把,撇身钻进这种窄缝,打扫里面的塑料袋、塑料瓶和纸片。我也侧身钻进去,紧跟着这位老乡的步伐。

虽然老家离深圳只有六七个小时车程,春运期间大巴票价是二百多元,但是为了节约车票,老乡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我说:“一家人在这里很方便。”她拉着苦涩的腔调说:“方便,但没有钱,也没有用。他们(儿子儿媳)还打麻将,又不能说,一说就吵架。”

旧村巷子

哪里有活干就到哪里

我又遇到一位约五十多岁的黝黑的男子。他穿着一件棕色的半袖工衣,从外表上看也是个清洁工。

原来,旧村所有的清洁工都来自湖南道县同一个村。这位男子也是道县柑子园镇人,也姓许,今年五十六岁,在这里干了十七年。原来在老家种田,一人只有六分田,维持生活都有些困难。现在水渠坏了,抽不上水,村里也没人去管。村里的人都出来谋事,早就把田撂荒了。

我询问他的社保情况。

“我们在外面打散工,没买社保。”

“做了十多年了也没买社保?”

“我们是做装修,哪里有活干就到哪里,到哪里买社保?我老婆在这个旧村打扫卫生,我是帮一下忙。”

这位老许离开之后,我来到渔村路找前面那位平头老许。他敞开了灰色工衣,正从旧村巷子里拖出二十多只垃圾桶,依次摆在一辆垃圾车旁边。这里是一个小广场,中间有一棵榕树。

一位穿着清洁工制服的女人也拖着垃圾桶,从马路对面走来。路面堆放了二十多桶。我跟老许打招呼。老许不耐烦地说,你是搞什么事啊。

那位女清洁工拖垃圾桶过来,和老许用方言聊了起来。她看起来比老许年轻多了,估计是火气太大,嘴角冒出了一颗火红的痘疮,已结了痂。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她把我误认为是环卫公司的管理人员。因为上面时而派人下来现场检查,发现打扫不到位的地方就要拍照罚款。

我笑道,我是老乡。

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

这位老乡姓李,来自永州宁远。李大姐说话干脆有力,跟我热情地唠叨起来。李大姐嫁在紧邻宁远县的道县柑子园镇。李大姐盘着发髻,戴着一双白纱手套,套了一对紫黑色的袖筒,灰色T恤外披了一件橙色的环卫制服,这套统一的制服是一件背心,由反光的尼龙材料制成。背后写着“垃圾不落地,南山更美丽”。

在深圳每个区都印着类似的标语。这个口号源自于东门步行街一次试验。2014年6月东门步行街,减少垃圾桶,倡导大家“垃圾不落地”。按照媒体报道数据,这条街日均垃圾清扫量从6吨下降至0.35吨。之后各大公园实行“减桶”计划,数量减半。为了配合这个措施,市政提出了“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的口号。于是2015年各区效仿。丢垃圾似乎依然是考验深圳人的卫生素质的主要指标。

李大姐的堂兄老许原来在旧村从事搬家工作。常言道,搬家不超过十次不算是深圳人。因此催生了不少搬家游击队。常常是一家人组成一个搬家团队,墙上的搬家小广告就出自他们之手。稍有些资金的就买一台二手小货车,没钱的就踩着小三轮上门,遇上搬家路程远,他们就临时雇车。除了搬家,他们还接一些补漏、钻孔、打墙、通下水道的活儿。

李大姐两口子过去一直在工厂里上班。2004年他们从佛山来到深圳,依然在厂里做事。去年年底,这里有一个四川人辞工,堂哥把她介绍进来。今年二月在老家过完年,李大姐一来深圳就进了这家公司。李大姐负责渔村路南面的两排房子和湾厦牌坊两边人行道的卫生。

我跟着李大姐来到渔村路对面的巷子。渔村路是一条贯穿湾厦村的斜坡,路面铺了方块地板砖。路的北面是旧村。南面是一片簇立的新楼。路的两边建筑还算较新,临街全是商铺,有几家小超市、便利店、快餐店和理发店。多数商铺为了节约,没开冷气,马路上阳光耀得刺眼,午后的热辐射充盈了整条街,店内的收银员和屋檐下的治保员都是目光蔫萎,表情松弛,在各自的岗位上静坐不动以免出汗。

人行道和巷子,李大姐早上四点打扫了一次,八点钟再打扫一次,现在正是下午1点,她还要打扫一次。她尽量争取在下午2点前结束劳动,避开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间。下午五点,她再到村里顺手捡一遍垃圾。至此,这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地结束。每月收入二千八九。

相比堂嫂的工资要高八百元左右。因为堂嫂在湾厦新小区做清洁工作,环境要干净,每月还有四天休息。李大姐全月无假,要天天上班。在中国的城中村,即便是二十四时打扫也无法保持路面干净,垃圾就像梅雨季节的雨水落个不停。李大姐抱怨道:“你在前面扫,他就在后面甩了。”

最麻烦的是遇上搬家的人会在垃圾桶旁丢弃一批旧衣柜旧沙发。李大姐要叫人帮忙,才能处理掉笨重的旧衣柜之类。有一次李大姐实在找不到人,就跑到保安室叫唤正在吹空调的经理。

李大姐扫垃圾

环卫工人的分工

午后的太阳晒得整个路面耀眼发白,大太阳底下行人稀少,偶有三五人路过。渔村路通往后海大道上立起一座高大的牌坊。正面中央镌刻着“湾厦”二字。牌坊高达十二米,顶部覆盖了一片橙色琉璃瓦,梁柱贴着抛光的赭黄色瓷砖。牌坊正对着后海大道。这是湾厦村的东门。

每个区域各有分工。市政马路是由市政环卫工人负责。各个门店前面的空地由门店负责。村属的公共区域,例如渔村路两边的人行道,由李大姐负责。这些区域就像责任田到户一样,每人各有一摊,责任清晰。各人谨守自家责任区域,既不遗漏又互不冒犯。李大姐初来乍到,不熟悉自己管辖的区域,接连几天扫完了渔村路人行道,又沿着后海大道的人行道扫出了两百米。有个好心的环卫工人告诉她:“你扫那么宽啊,那里不是你的。”

当然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前不久有人晚上偷偷把一堆垃圾倾倒在人行道两边。有一次,扫马路的老头儿把垃圾扬到了李大姐的人行道。两人争执起来。牌坊两边的人行道还种了一排灰篱。李大姐蹲着身子用手抓出灌木丛里的烟头、食品袋、一次塑料杯和碎纸巾。李大姐动作麻利,两下三下捡完碎屑,丢进撮斗里。

扫马路的市政环卫工月收入超过三千块,比起李大姐收入要高,压力也更大,如果被查处一次就罚款一百五十块。说到可回收垃圾的收入,李大姐苦笑。现在的拾荒者格外勤奋,他们起早贪黑要忙到凌晨三四点钟,会把村里的瓶瓶罐罐捡得干干净净。李大姐一大早起来收垃圾桶,那垃圾早就被人过滤了好几遍。

李大姐告诉我,她那位堂哥90年代在老家当过村支书,他的岳父是副支书,两人在一起共事。后来长期脱岗,98年老许辞了支书工作。为了多赚钱,他们俩口子在这里一共做了三份工作,早上三点钟就要起床了。

环卫车在每天早上五点半开进湾厦渔村路,李大姐要在四点钟开始打扫。李大姐说:早上时间很紧,我老公是做装修的,他有空就过来帮我拖垃圾桶。如果他不在这里,我就要三点钟起来做。

李大姐今年四十多岁,先在江门工厂打工,又在佛山呆了九年。她跟着老公到深圳一家计件的板厂做事。老公嫌厂里的工资少,和自己的弟弟到湾厦村搞装修。装修生意不好,两兄弟为此吵吵闹闹。湾厦旧村条件虽差,由于地处繁荣地段,房租不菲。老公和他妹妹两家人合租了一房一厅,每月房租要1700块。

李大姐有些埋怨老公跳来跳去,没有定性,害得她也跟着离开熟悉的工厂,到这里来做环卫。李大姐说,在厂里也不用这么早就起来,六点钟起来,买个早餐吃,七点半上班,日头不晒,雨水不淋。现在老公又打算去江门一家工厂做事。李大姐嫌搬家太麻烦,不愿跟着他再跳来跳去。

渔村路上环卫车收集垃圾桶

24小时也扫不干净

路边一家叫韵达的快递站点跑出来一对姐弟。弟弟约五岁,姐姐约七岁。姐姐穿着塑胶拖鞋,弟弟脚下是一双皮制凉鞋,手里拿着玻璃弹珠。李大姐亲切地叫他。弟弟摊出手里的弹珠说:有个姐姐给了我这个。李大姐说:她们是河南的,有三姊妹,前天她打扫时捡到了一个洋娃娃送给他们。

李大姐收拾了这段路面,经过牌坊,继续朝前打扫。她的灰色T恤被汗水洇湿的面积在不断扩大,颜色深一块浅一块。李大姐在娘家有三个哥哥,虽是老满,但也是能吃苦的人。大哥混得最好,大嫂是道县柑子园人。他们在老家修了屋,在宁远县城买了一层房,又在东莞常平买了一套房。二哥在一岁时被母亲抱着在喂猪过程中给潲盆砸瘸了腿,落下终生残疾,现在给大哥带小孩。因为大嫂的关系,李大姐被介绍到柑子园结婚成家。

李大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十七岁,小儿子在老家读初二。大儿子十五岁就弃学来到广东,一年后就给弟弟买了一部手机。

李大姐谈到儿子,“他上到初三就不读了。他到东莞塘厦跟着我哥哥和侄儿学做模具。今年三月份他发了四千多块的工资,5月1号过来给我们各人买了部手机。”

5月1日,大哥在东莞常平的新房办入伙酒席,从老家接来六十多岁的父母。李大姐叫儿子去给舅舅贺喜。李大姐本来也要去贺喜,但这工作离不开人。李大姐说平时工作还好,周末的时候垃圾最多,那些小孩子爱到处乱丢,24小时盯在这里扫也扫不干净。

打扫巷子时,李大姐曾经两次遇到有人从楼上丢垃圾,差点要击中她。李大姐对楼上大骂:你断手断脚走不得了,你上班吃饭能下来,丢点垃圾就不能下楼了?我看到你是哪层,我要报警了!

旁人说:使劲骂,不骂不行。

很快扫到了牌坊,李大姐指着一个门店外一堆碎瓷砖说:你看这个建筑垃圾本来是店铺的,又丢到路上了。

三个年轻的店员从一家快餐店里出来,蹲在一个大理石砌的花坛上聊天,顺手往花坛里丢下几颗烟头。李大姐无奈地说:他们就是要乱丢,看着你在这里扫照样丢。这里面要天天扫。

李大姐扫完人行道,拎着一撮斗树叶、纸屑、烟头等垃圾,回到巷道把它们倒进垃圾桶。此时她的脸上脖子上被汗水洗过多遍,满脸油腻发亮,刘海纷乱挂在额头上。她发现垃圾桶 旁的地面又多了一堆垃圾。同时拐角处多了一个小惊喜:地上丢了一只完好无损的黑色电脑包。她准备卖给收二手包的老乡。她举起一根粗木棍使劲地捅起了垃圾桶,压实垃圾,以便使它尽可能容纳更多。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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