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悦然：将绚丽的想象拉回现实，我必须面对这个转变

最近，张悦然出版短篇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该书收录了张悦然于八年间创作的《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嫁衣》等九个故事。

这九个故事中，张悦然要探讨的仍旧是细致入微处的人的情感。《动物形状的烟火》以“赴会”这样一个小切口进入，窥看人的自我意识同他人、同世界的巨大隔膜；《我循着火光而来》写人之间靠近对方、彼此慰藉的希求和因为屡感伤痛而闪躲的犹疑；《嫁衣》写人试图与过去割裂，但终将陷入新的虚无的徒劳；《家》写在没有波澜起伏的重大历史背景下，人如何在寻常的生活中突围。

没有特别宏大的历史背景的介入，主人公或者是郁郁不得志的画家，或者是在庸常的生活中倍感折磨的都市男女，或者是命运截然不同的姐妹，或者是离婚后情感无着的女人，每个人都感受着生活带来的隐痛。“我写一些困境中的人，他们心里有过不去的事情，没办法解脱，没办法逃离。”张悦然说。

张悦然

“我循着火光而来”：某种对无意义的对抗

“《我循着火光而来》取自书中的一个同名小说，这个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在一个聚会上邂逅，男主人公想出去抽烟时，隔着玻璃门看到女主人公在外面，手里拿着一根点着的烟。后来当女主人公问男主人公：你为什么靠近我？这个男主人公就说：我循着火光而来。”

张悦然说：“我觉得这句话是既狡猾又真诚的，因为火光是多意的，火光可以代表希望，也可以代表欲望。这本小说集中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隔膜，他们很难靠近。他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接近其他人，虽然很多时候他们最后会被火光而伤，但是这种靠近的这种努力其实是帮他们对抗了他们生命的这种虚无和无意义。

张悦然的这些小说中有多篇都将人物的身份设置为作家、画家、已婚的女人、对自己的过去有隐痛的人等；她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为画廊、宴会，都是她熟悉的身份和场景。

张悦然试图在小说写作中将现实拉回来，她说：“之前的小说有很多绚丽的想象，但是它们还是比较像空中楼阁，我很害怕它落地以后会把我的想象力限制住。我是一个作家，这种转变是必须要去面对的。”

“从《嫁衣》开始，我不想写美的东西，《嫁衣》是我小说里面很丑的一个东西，我就想写丑一点，想写得脏一点，在做这样的一种努力。”张悦然说。

《嫁衣》，张悦然在参加完一个朋友的婚礼回家后，眼前再浮现起的新娘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新娘的形象。“其实往往我们想要进入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和旧的生活彻底地割裂开。进入新生活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决定，很多时候我们越是想要努力把原来的生活中拔出来，越是发现情绪越来越糟糕，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我觉得《嫁衣》就是在讲这样一个试图和过去的生活割裂，但是所有的尝试都徒劳的故事。”

《动物形状的烟火》是小说集中颇值得注意的一篇，故事的结尾是非常惨烈的幻灭，主人公所有的情感与愿许都在卷帘门轰然落下之时倒塌。儿童的形象在这个故事中不是乖巧可爱的，而是有杀伤性的。

“我的很多小说中都有孩子，但是孩子的形象好像都蛮邪恶冷酷的，他们是一个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不是因为我厌童，我是站在故事中主人公的角度，在主人公他们眼里的孩子是一种危险。什么样的主人公会觉得孩子危险？首先他们是脆弱的、是陷于某种无望的，因为孩子是希望，常年陷于无望的人里面，其实不太能够理解另外一种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机勃勃的人。”

“我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我不相信人会变好或者会有救赎的东西。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做努力，在我的小说里面，我常常我会让人物去做努力，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努力才使他明白一切，明白一切没有意义，所以做这个努力是唯一对抗无意义的一种途径或者一种实践的方式。”张悦然说。

“在小说里面，我非常喜欢用过程去改变一个人物，而不是结果。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被结果改变的人，因为悲惨的遭遇，车祸、破产各种各样的遭遇，这个人变成一个扭曲的、变成一个阴暗的人，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但是在小说里面更需要的是那些被自己做某些努力的这个过程所改变的人，比如说一个人努力去接近另外一个人，努力去和别人完成某种更亲密的关系，不畏伤害，这样的过程其实本身对人物就是一种改变。”张悦然说。

”我觉得作家年轻的时候都会更加绝对、尖锐，也会更加冷酷，就是因为他不能够真真正正地看到或者理解到那个悲剧的真实发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但随着年龄增长，人都会变得慈悲，然后都会变得温暖和有所保留，其实这个轨迹是很多作家都会发生的轨迹。我觉得在《动物形状的烟火》里面好像还有那种很尖锐的东西，但是到《大乔小乔》里面就有了比较多的温暖的，或者是一种包容的东西。”张悦然说。

《茧》：十年，像一场缠斗

张悦然在2016年出版了《茧》，澎湃新闻记者曾与张悦然有一场对话。

《茧》由一个钉子的故事为缘起，以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来追溯和负担祖辈与父辈的爱与罪。轰隆隆的历史车轮碾过，张悦然试图从车辙和泥淖中打捞一些历史的真实和试图弄清我们缘何行至此处。《茧》写了十年，十年像是一场持久的缠斗。

“我们活在水的下游里，经常会从上游漂下来一些东西，有好的有坏的，有血有气温，偶尔有尸体。这时候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可以把房子建得高一些，不闻不问；或者就要逆流而上去看看上游究竟发生着了什么。”张悦然说，“我们应该允许有人逆流而上。”

“张悦然从青春写作往前退了一大步，回到了童年。在她这个年纪中，从个人叙事跨向了历史叙事。”毕飞宇这样评价张悦然《茧》的写作。《茧》中明明灭灭浮出的历史的创痛感，个人在时代中飘萍一样的命运，以及历史中的纠葛加诸于后辈身上的沉痛枷锁，都与张悦然之前的写作大不相同。

张悦然说：“对于自我最重要的一个探究就是将自己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纬度里，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在历史中的经纬度所标识出的那个点，而父辈就是标识我们身份很重要的一个数轴。”

在寻找父亲的故事的过程中，李佳栖交付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她宁可围在亡灵的篝火旁取暖，也不愿意回到热闹的现实中来。父辈的历史如同五光十色的好莱坞片场，她是一个在场外绕圈的无名演员，渴望自己能挤进去，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而在自己的生活里，她倒像个旁观者。

“这个父亲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隐含了非常大的历史的，这个历史包括‘文革’，包括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变化，包括他们对世界的态度等等，所有的这些我都需要用李佳栖的视角表现出来。李佳栖恋父情结的一个结果是她可以给她的平凡人父亲写一个传记，来记录这一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变化，这样的恋父是挺有成就感的。感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成果，而不是一种形式化的爱。”张悦然说。

“不管是怎样的爱，哪怕是李佳栖这种自由的、看似毫无用处的爱，都不要以一个世俗的标准去对其进行估价，去评判其是否值得、是否对等，这样的话，世界上的爱有很多都没有办法发生，但是正是那些看似特别没有用爱在扩展着我们内心的边界，使我们变得更加宽广。”张悦然说。

“我总觉得我们这代人无论是爱的表达还是爱的传递都是有困难的。我们和父亲、更大意义上的父亲——我们的国家的关系都是有某种障碍的。我以前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父女对峙的关系和弑父这样的东西，还是因为对爱的索求而不得的感觉。”张悦然说。

“在《茧》里面更重要的是了解父亲走过什么样的路，父亲是怎样成为这个父亲的，其实就相当于比之前的小说要多走一步，我想找到这种爱缺失的源头是什么，就这一代人如果感受到爱的缺失，原因是什么，这种缺失的感觉从哪里来的。这种寻找，最后还是站在和解的感觉上。”

谈创作的变化：从“我”到“我们”

“我之前的作品可能更多地沉湎于‘我’，这不难理解，所有的作家都是从探寻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和我要怎样开始的写作；到了《茧》这里，我更多想探讨‘我’和社会和时代和世界的关系，除了‘我’，有了更多另外的人，即有了‘我们’。”

张悦然14岁开始写作，之前她有很多青春写作，如《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等。

回看这些作品，张悦然说：“青春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在那样的一个年纪里，只要写就会将小事放大，我现在去看当时，很多的情绪都像有一种过度的渲染。”

“但是现在青春在远去，我依然希望我的作品里有一种青春的精神，即我赋予李佳栖的那种坚持、执着、专注和勇气，一种逆流而上的精神。我不希望随着岁月流逝我们变得妥协、退让、得过且过。我有时觉得80后的这一代人没有长大，有时却又觉得他们在世俗生活中老得太快，他们完全适应、接受又失去了早期那种抗争的东西，我想把这种青春的精神留在我的小说里。”张悦然说。

张悦然说起《茧》的创作与之前的写作本质上保有连贯性，“其实我关乎的还是个人成长，只是放在更大的历史维度中，包括我塑造的人物其实还留有一些青春的刺，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种抗争。”

她也谈起相比之前写作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更加扎根于现实。之前的天马行空的想象的东西在《茧》中变得比较少，因为之前比较年轻，人看不见眼前的现实，总想着更远的地方更飘渺的东西。随着成长，现实就不断撞到你的胸口，逼着你面对现实。”张悦然说。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我’到‘我们’。《茧》的结构上我用了很大力气，它提供了一个双声道的形式，即分别用李佳栖和程恭的口吻来表述，因而构成了一个‘我们’，这个‘我们’就不再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代人。”张悦然说。

请给作家们多一些自由

“这之前我很长时间没有出作品，常被大家诟病说我已经不再写作了。其实每个人对创作的想法不同，你不知道哪一天她会带着新作品以不一样的面目出现，所以我们都需要耐心。”

与张悦然同一时代备受关注的一些八零后作家，有的拍电影去了，有的经商了，有的组成家庭有了新的工作，有的则是寂寂然。大家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有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谈起做戏剧、做电影，张悦然说：“我自己的小说也在改电影，其实不要附加太多的意义上去，你就把它当成一种表达形式，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时代大家更喜欢影视，影视对我来说不是第一选择，我肯定还是要用文字表达，对我的作品来说，有很多读者和作品有情感的关联，比如《水仙已乘鲤鱼去》，现在看来里面有很多当时的很青涩的、极端的表达，但是你不可能再用文本的方式去修改它了，因为你的读者是不干的，而且你也没有那样的热情再重新修改内容。”

“不要以一个作家是否坚持写作来衡量他对于写作的热忱，其实在国外，作家会有很多副业，比如做画画、雕塑、拍电影等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经验，会带给他的写作带来营养。”张悦然说。

“我承认之前的商业环境带走了很多人，给大家留下来一些不好的印象。我们一直在诟病中国作家创作力衰减的特别快，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对作家宽容一点，让他们有更多的经验，更多的自由，也许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延续自己创作的生命，让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张悦然说。

“另外一点，文学的环境确实给作家提出特别大的挑战，我自己也有别的工作，相对算顺利，现在单纯以文学版税来养活自己还能活的不错的人其实很少。现在文学的环境比我们刚出来的时候要艰难很多，在这种环境里面作者不得不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或者说他要用一些别的事情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现在创作者本身就面临很大的挑战，确实需要创作者一方面要更专注，一方面也要保护自己的创作力。”张悦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