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创新驱动、结构转型的合肥路径

合肥，是安徽省省会，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继上海之后国家第二个综合性科学中心城市；2015年合肥被英国BBC和《经济学人》评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2018年11月，英国《自然》增刊“2018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发布全球科研城市50强名单，合肥位居全球城市27位，国内城市第7位；2020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2020)》，合肥居全球经济体“创新集群”百强榜第79位。

但刚解放时合肥是一个不足5万人口的小县城，没有工业。1978年，经济总量第一次突破10个亿。20年来，合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速发展，“无中生有”实现“弯道超车”，“小题大做”实现“跨越发展”，走出了一条“引进大企业、大项目—完善产业链—培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基地”的“合肥路径”。

合肥发展的历史轨迹

上世纪50年代，上海陆续下迁了一批轻工企业，地方陆续兴建了一批国有企业，构成了合肥最初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前，安徽属于东部沿海区域，当时国家从战备的考虑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了中西部地区，安徽由于处于东海前线的第二阶梯，故未能享受到国家工业布局的阳光。改革开放后安徽又不属于沿海省份，在国家的战略布局中归属为内陆地区，因而又没享受到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政策，建国后这两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合肥都失之交臂。

穷则思变，合肥的创新驱动、结构转型之路是逼出来的，合肥路径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突围之路。

产业没基础、资金短缺、基础设施落后、交通闭塞，在新旧世纪交替时还基本上是以农业和传统轻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另外，合肥东有南京、西有武汉长沙，南有杭州，北有郑州，无论在长三角还是中部省会城市，合肥都是小个子，这些省会城市的经济总量和发展实力都比合肥强。当时国家扶贫办的一位领导在合肥调研时曾说过，从一个省会城市驱车不到半个小时就来到国家级贫困县长丰，这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反映出当时合肥的窘境。

但合肥也有合肥的优势，从上世纪中期到2000年前后，中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及中电科38所等一大批高校、科研院所搬迁至合肥，合肥一时集聚了大量的科教资源，上世纪80年代就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

在综合分析合肥的比较优势后，合肥市委市政府认识到科教资源是合肥最大的优势，合肥的发展就是要把科教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不懈地把承接产业转移和创新驱动发展摆上核心战略位置，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做大经济体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通过自主创新做实经济质量，实现追赶引领跨越，承接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

1949年到1978年，合肥市用了29年时间经济总量第一次达到10个亿；1978年到1994年，用了16年时间从10亿到百亿；1995年到2006年，用了12年时间从百亿到千亿；2007年到2020年，用了13年时间从千亿到万亿。2021年,合肥实现生产总值11412.8亿元,同比增长9.2%，总量居全国城市第19位。

为合肥突围之路奠定基调的，是2005年合肥市委市政府经过多番调研论证后提出的“工业立市”战略。过去合肥偏重将拥有中科大等科教资源当做比较优势，但是缺少工业基础和产业支撑的科教资源，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地区优势。

合肥深刻意识到，发达国家或地区首要的共同特征就是工业化，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是通过工业化而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工业化的持续健康发展需依靠市场的力量，没有市场的孕育和生长，工业化虽然能够萌芽，但不可能开花结果。市场孕育和生长离不开城市，城市是市场发育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作为要素和产业的空间聚集区，为工业化搭建平台；另一方面，城市作为资本和人口的集聚区，其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成为拉动工业化的重要引擎。工业化+城市化就是合肥发展的方向。

思路决定出路。为此，合肥市做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拉开城市框架、解决发展容量问题。

令人想不到的是，合肥大建设大发展是从拆除违章建筑开始的。据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春合肥市违法建设总面积竟达1800万平方米以上。违法建设像毒瘤，严重侵蚀了合肥的健康肌体。合肥市委市政府果断决定迅速拆除违章、违法建筑。当年7月，拆违风暴狂风般席卷全城。截至是年9月，合肥市累计拆除违法建设超过1300万平方米，创下国内所有拆违城市中93%市民支持率的纪录，奇迹般实现了零补偿、零事故、零上访，大拆违成为新一轮城市建设的前奏。我们知道“拆违”本身并不就是目的，目的是为城市的大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大拆违”的成功，一是检验了党委政府的行政效率；二是冲击了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三是真正做到了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官；四是检阅了基层干群的素质和能力；五是震慑了贪官、庸官和懒官。继“大拆违”后，合肥市开始了政府效能革命，大规模清减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确立更可预测的规则。包括，建设基础设施，规划190平方公里滨湖新区。2011年区划调整后800平方公里巢湖成为合肥内湖，加上划归的两区县，合肥面积增至11408平方公里。

二是承接产业转移，做大经济体量。

合肥市基础薄弱，仅依靠自生力量难以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基础。合肥市抓住当时沿海产业的大举向内地转移时机，充分利用合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聚焦供应链上的咽喉点，引进重大项目，帮助合肥完成工业积累。

占合肥市三分之一比重的家电产业，正是循此逻辑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美菱、荣事达、黄山、万燕、天鹅等多个知名家电品牌的崛起，但随着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深入推进，民营经济蓬勃兴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这些产业和企业体制机制创新不够，效益低下，逐步走下坡路，生产黄山电视机的合肥无线电二厂无偿转让给海尔。加上2000年前后，全国性的土地、运输、人工等各项成本不断上涨，尤其像家电这样需要大宗运输的产品，各主要家电企业纷纷寻求外出办厂，合肥居中的地理区位和相对良好的配套条件自然是各家电企业的首选之地。抓住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家电品牌相继落户，惠而浦、海尔、美的、格力、TCL、长虹、三洋等知名家电企业纷纷在合肥投资建厂或追加投资建设工业园。2011年，合肥家电产业产值一举突破千亿元，成为该市第一个千亿产业。2018年，合肥家电“四大件”（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和彩电）产量达到7000万台套，市场份额连续8年居全国之首。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培养了大量的产业工人、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能够快速匹配劳动者和企业的规模市场等等。

三是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强经济质量。

合肥清醒地认识到，家电类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不足以支撑合肥长远发展，必须解放思想，转换赛道，充分发挥合肥国家首个创新型试点市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1、引进京东方。在发展家电过程中，合肥发现了痛点。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家电比较好做，本地产业配套能达到60-70%；而电视机上下游配套只能做到30%，其主要障碍在显示屏生产。中国企业还不掌握这种核心技术，全国九成以上的液晶屏都要从海外进口。当时，国内最有潜力的液晶屏制造商是京东方，正在计划建设第六代生产线，但至少需要175亿元的巨额投资。京东方因为第四、第五代线的研发出现企业亏损，自身拿不出太多的钱，想找地方合作，这样的机会正好契合了合肥的产业诉求。在全国几个意向城市中，合肥表现出最大的决心和诚意，也给出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京东方的龙头效应，直接带动了相关产业集聚。合肥市趁势而上，出台专门的产业发展政策，全面完善配套服务，吸引上下游企业纷纷入驻。彩虹、康宁、三利谱、住友化学、法国液空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显示产业龙头企业纷纷入驻。

2、合资建设长鑫/兆易。合肥成为国内最大家电产业基地时，中国家电行业正在向智能家电和数码电子方向发展。面板问题逐步缓解，“有屏无芯”的矛盾随之突出。顺应这一趋势，合肥在引进京东方后，就开始着手布局芯片产业。半导体产业更加依赖进口，一直被美韩企业卡脖子。2013年，合肥市开始发力集成电路，五年时间里培育、引进集成电路企业100多家，晶合的面板芯片、长鑫的存储芯片等，都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2017年，合肥果断出手，与兆易创新成立合资公司——“合肥长鑫”，专攻DRAM内存芯片的研发生产。合肥政府给钱给地，合肥长鑫迅速建立起价值百亿元的生产线，并出资购买了关键专利。合肥长鑫推出国产第一代10nm级8Gb DDR4存储芯片，仅用三年时间成为行业巨头。

由于看好合肥蕴藏的巨大市场发展潜力，又有一大批集成电路产业链上的国内外领军企业及其相关配套企业纷纷入驻合肥，包括集成电路封测企业通富微电子、智能芯片先行者寒武纪、台湾晶圆代工企业力晶科技、世界级IDM和模拟电路半导体公司安世半导体等。

3、吸引蔚来入驻。合肥很早就有造车的历史，但始终不上不下，不温不火，合肥市敏锐地感觉燃油车技术已经成型，很难突破，而新能源车大家几乎都在同一个起点上，且新能源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合肥必须转换思路，投资新能源车。蔚来汽车当时外界纷纷不看好，一是投资缺口巨大；二是发展不确定性很大；三是蔚来在入驻合肥之前先后与国内多个城市洽谈，都不了了之。但合肥有合肥的想法，其一投资蔚来可以深化与本地汽车企业的合作；其二相较其他造车新势力，蔚来的研发投入和正向研发能力，还是具备较大优势的，合肥毅然决然地与蔚来合作。

四是布局未来产业，抢占发展制高点。

近年来，合肥依托科大讯飞和“中国声谷”人工智能产业基地，引进中科寒武纪、云知声、商汤科技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开源平台、图像识别等核心产业领域布局发力。在合肥高新区的“量子大道”上，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以及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先后诞生。合肥利用这一优势，打造“量子计算+大数据+各领域应用”双创平台，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建成全球“量子中心”。

“十四五”期间，合肥致力于构建城市八大产业链条：即“芯屏器合”（“芯”指芯片产业，“屏”指平板显示产业，“器”指装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产业，“合”指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集终生智”（“集”指集成电路，“终”指智能家居、汽车等消费终端产品，“生”即生物医药，“智”指与工信部共建的“中国声谷”以及以科大讯飞、华米科技等为代表的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以此，形成合肥城市的“产业地标”。

关于对合肥评价的评价

合肥的快速发展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评价。梳理后发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合肥是中国最大的赌城；合肥政府从上到下全面投行化，敢于大胆出手跟投、领投，等等。

这些说法虽然没有恶意，但有失公允。

首先，赌城说法是不合适的。现实中不存在永远有好运气的“赌神”，赌的结果都有成或不成。只要是投资，就不存在弹无虚发的“神话”。政府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都是为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所以资金规模一般都要比股权投资大出许多，一旦出现问题，势必给国家和地方带来重大损害。面对巨额资产损失，仅靠做事人的觉悟、情怀和担当是不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拿一个城市去赌运气，而且这与中国政府现有的决策程序也是不一致的。

其次，一个产业在某地发展必定有它的前因后果，高楼不能凭空而起，历史积累是后续发展的基础。合肥为什么选“屏”，而不是其他？因为当时合肥的家电产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已经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加上每年安徽省有数十万高校毕业生，合肥周边有蕴藏量极为丰富、品质极为优越、“屏”的原材料石英石矿，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就是赌运再好，风投做得再完美，即使接手了“屏”，也不会做大做强，也可能中途夭折，国内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再次，从合肥投资成功的产业看，基本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类产业一般都需要多年的发展基础和工作积淀，尤其是直接做顶端的，开始冲一下可以，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补短板的过程。能否及时补链、强链，往往决定着一个产业的成败，产业成长绝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做大量事前、事中、事后的工作，国内外很多失败的案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合肥政府一开始就意识到，为使脚下路走得更稳、更远，必须要对现有工作进行系统再造。

第四，合肥这种资本招商策略是全产业链招商模式下精心布局的产业配套投资，而非风险投资。其内在逻辑是：在打造完整产业链、营造产业生态圈的战略目标之下，即使个别落地项目暂时出现经营困难，也在为当地创造税收、就业和GDP，在借助各类基金的组合投资后，具体项目的投资风险可以有效分散。

第五，合肥也有过失败的教训，并不是“凡赌必赢”。如2009年，合肥新站高新区斥资20亿元引进日立等离子面板项目，在当年成为中国大陆第二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后来偃旗息鼓，项目企业“鑫昊”后来变成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还有熔盛造船、赛维光伏、北大未名生物等，合肥四大开发区每家都有一个失败的案例，留下了一些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好在合肥市及时发现、及时出手，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第六，合肥自始至终都是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借助资本市场，但并不沉迷资本市场。合肥的做法是坚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双轮驱动，致力结构转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并不矛盾，按照市场指向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转型；改变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效率也是转型；一切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的改变都是转型。对于多数企业来说，可能是产业产品不变，而内核常新，即是在现有产业中注入“新鲜血液”式的转型，而且这将是更大量的转型。

最后，合肥的产业发展，有它的历史联系，并非基因突变。合肥路径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围绕产业需求不断攻坚，打造上下游协同、人才汇聚的创新生态圈。在这样的产业生态圈里，既有顶尖技术和产业拔节壮大，更有众多的细分行业“单打冠军”小荷才露尖尖角。

合肥的快速发展，不是某一领域、某个产业的局部崛起，是从表面到内核，从硬件到思想的全方位发展。合肥始终以科技创新提升发展高度；以产业创新夯实发展厚度；以扩大开放拓展发展宽度；以改善民生彰显发展温度。因此，将合肥路径简单化、公式化是不合适的。

形成合肥路径的基础条件应是：领导者决策魄力，有足够远见并能担当；引进项目有产业基础，能落地的配套条件；团队人员有高度的专业精神、职业水准；投资有环境支撑，有放心适宜的土壤氛围。

（作者韦伟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长三角专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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