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高明士:“朝贡”不是“贸易”,“天下”不是“国际”

澎湃新闻记者 饶佳荣 采访

2017-11-29 14:5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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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高明士先生9月下旬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并在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表学术演讲。高先生说,这是他时隔二十三年后再度到北京访问。受中国政法大学赵晶兄的推介和帮助,澎湃私家历史栏目记者在北邮科技酒店大堂采访了高先生,台北大学陈俊强教授在一旁倾听,赵晶兄也聆听了前半程。大堂声音嘈杂,但高先生声如洪钟,十分健谈,谦逊而又自信,让人印象深刻。
高明士先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演讲。雷闻 图
澎湃新闻:您1965年毕业于台大。大学阶段,您受哪些先生的影响较大?那时候台大是怎样的学风?
高明士:我是台中师范学校毕业的。战前台湾受日本统治,战后很艰困,所以除非特别有背景的家庭,一般都是很穷,那时候争相报考的学校都是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是公费,而且毕业之后马上有工作。我们初中同学成绩前三名,其中两人就是考师范,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师范教育的关系,享用了公费三年,也要教书三年。这样教了三年小学。在师范求学时,英文不受重视,数学也不重视,在这方面跟一般高中生比,我们就差了一大截。如果要考大学理工科,那就更没法跟人家竞争。在这个前提下,考中文、历史比较方便。
教书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如果不教书,我要做什么?我喜欢做研究,但有什么值得我终生研究?应该是历史,只要书陪伴着你,就可以做研究,所以我选择学历史。但是那时候台大历史系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来台的。从1949年到1987年,整个台湾岛实施戒严,在那种环境下,很多“禁书”不能看。当时藏书最丰富的地方就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还有“中央图书馆”(后来改为“国家图书馆”),其次才是台湾大学,因它的前身是台北帝大。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去一趟“中央研究院”要一二个钟头,而且开门很晚,关门很早,实际上去图书馆看一趟,收获非常有限。凡是跟大陆有关系的书,大都被列为“禁书”,考古材料也看不到,除非到“中央研究院”或者“中央图书馆”的特藏室,但是要提出申请,手续都很麻烦。所以对一般大学生来讲,我们能看到的资料非常少。我们老师常常凭着脑袋里的东西教书,所以在大学历史系,说实在的,没有学到太多。为什么傅乐成先生的《中国通史》一下子变得非常通行?因为它还算比较新的著作,我们还开玩笑说,只要把傅老师的《中国通史》好好读,历史系就可以毕业了。总之非常贫乏。
徐先尧先生是日本东北帝大毕业的,专攻德国史。台湾光复前,他已经在东北帝大当助教,他的兄弟在日本当医生。光复后,回台大也是当助教。徐老师不太会讲中国话,那时候我上他的日本史。以徐老师这样的背景回台,成为时代的“边际人”,注定此后在台湾学界要走得非常辛苦。在台大,徐老师可说是影响我较大的一位。另外一位是傅乐成先生,他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有关傅乐成先生的事情,我最近在《文汇学人》上有文章。他在台大讲授秦汉史、隋唐史两门课,我都修了。我们的老师里头,他也是比较愿意接近学生的。
傅斯年图书馆
澎湃新闻:那您怎么打算去日本留学呢?
高明士:
我从台大毕业不久,就回来当助教。当时的助教和以后的助教不一样,是占教授缺,只要好好努力,一定会升到教授的。担任助教至少要四年,才可以升为讲师。我升上讲师,再教学一年,然后申请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补助到东京大学留学。
1973年,我到东京大学。我上西嶋定生先生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课,他带我们读《后汉书·礼仪志》,接着读《白虎通》之类。池田温先生是开古文书的课,我接触敦煌文书就是在池田先生的课上。他们有一个律令研究会,当时在研究唐律,这是学科整合的读书会,包括东洋史学科、日本史学科,乃至法学部等。另外,我还去修井上光贞先生的日本史,他当时是东京大学文学部部长,相当于我们的文学院院长(赵晶: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他带我们读《令集解》。就是在他的课上,我接触到日本的《养老令》。刚到日本,给我冲击甚大的是西嶋先生。有一次他问我关越南史上的征侧姐妹造反事件,我那时候对越南史一窍不通,根本没有概念。还有他在二战末期提出的大学毕业论文《明代木棉的普及与松江棉布》,尤其对十六、十七世纪长江三角洲棉纺织业的发展,经过修正发表后,在学界曾经轰动一时。后来继续撰写农书、均田法等专著。为研究均田法,甚至亲赴英伦调查敦煌文书。这些研究成果,均汇集在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书。令我惊讶的,在于他不久改研究中国古代帝国的结构,主要集中在战国、秦汉,尤其从爵制入手,也引起学界相当重视。我曾请教他为何作如此大的转变?他说不了解古代,实在无法了解中国史。使我想到民初以来的中国大学者,大都是从研究古代史入手,这是非常重要的提示。我在台大的恩师傅乐成教授,虽然以研究隋唐史著名,但他也研究秦汉史,其故应该也是如此。
井上光贞
还没到日本之前,我已知道有所谓“京都学派”,其与东京这边学者的论点颇多不同,但详情不明。在东大留学的第一年,差不多每天都在图书馆拼命阅读,晚上九点关门才回家。我第一年在东大图书馆阅读的书,可以说比我在台大四年读的书还要多。关于战后日本的时代区分论战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那时候整理出来的。
东大的东洋史学,其实是广义的亚洲史研究。当时的师资阵容很坚强,有阿拉伯史的专家,有印度史的专家,有东南亚史的专家,西嶋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史,他是东洋史学讲座教授,也是系主任。池田温先生从东大毕业以后,最初是在北海道大学任教,我到东大的时候,他已经从北海道大学调回东大了,不过他不在文学部,而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同时也在文学部上课。除了西嶋先生、池田先生,我还修过护雅夫先生的课(匈奴突厥史),也修过田中正俊先生的课(中国近代史),以及井上光贞先生的课(日本古代史)。
自1973年9月起,我在东大读了两年半,台大那里是留职带薪。第二次到日本是1980年9月,是在东大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当外国人研究员,接受池田温先生的指导。两次到日本,都是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补助。第二次出国的前半年在日本,后半年在韩国汉城大学国史学科当研究教授,同时对韩国的孔庙与书院,进行实地的调查与研究。
2015年6月池田温先生夫妇与高明士先生合影。
澎湃新闻:西嶋先生的“东亚世界”理论对您影响很大吧。
高明士:
东大东洋史学科在那个时期基本上是以中国史为重点,西嶋先生在岩波书店那套《世界历史》,撰写关于东亚世界的总论,等于是写总序,对东亚世界的形成作了详细论述,影响学界深远。他所说的东亚世界,地理范围包括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我完全接受这样一个地理概念。当然东亚世界的形成,是以国家的成立为前提,朝鲜半岛诸国和日本基本上是在二世纪到三世纪之间建立。西嶋先生指出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为基础,文化圈的成立有四大共通(不是共同)要素,就是汉字、儒教、佛教、律令,这是非常重要的提示。汉字、儒家经典,比较有共识。佛教指中国化的佛教,主要的特征就是汉译大藏经的流传及其佛寺建筑;律令是包括法制的。这些共通要素都是透过汉字书写来认识,所以也可以称作汉字文化圈,随着时代的演变,这些要素先后传入东亚地区。例如佛教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大概是在六世纪前半叶。关于佛寺建筑,他(西嶋定生)倒没有提到讲堂。律令这个元素比较晚完成,日本要到八世纪初实施大宝律令。所以文化圈的共通要素要全部出现,须等到七、八世纪,特别是八世纪前半。这样的文化圈共通要素学说,我认为仍欠周延,即忽略了中国科技文化要素在此一地区的流通。所谓科技文化,特指官府所传授的天文、历法、阴阳学、算学、医学等,都是由官方传授,甚至设学,尤其医学,成为官学教育项目或学馆之一。所以严格而言,东亚文化圈的共通要素应该包括五项,此即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及科技。
这五个要素是怎么在东亚世界出现的?西嶋先生没有进一步谈。我提出补充,就是透过当地公私教育事业发展而展开的。公指官方的教育事业,私主要指佛寺教学以及若干私学。中国如此,古代的三韩,及其后的统一新罗,乃至十世纪后独立的越南,也都是如此。
文化圈的形成跟政治秩序的建立,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化圈的形成是由当地主动吸收先进文化,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政治秩序的推动是被动接受,是他律的,而文化的吸收是自动的,或说自律的。两个力量的配合,形成东亚世界这样的历史文化。但西嶋先生只讲了表面那些事实,可是底层的文化共通要素如何形成?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教育事业如何推动?并没说明清楚。政治秩序的建立,是以中国国力的强大作为前提,目标是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元化秩序。一旦中国衰弱,或者分裂,政治秩序就会变形。例如两宋的弱态,一元化的政治秩序难以推动,东亚世界为之变形。可是西嶋用经济圈来解释,认为东亚世界是以宋钱作为通用货币,依然没有解体,至明清再重建这样的政治秩序,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解释。我是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这个历史世界的发展。在传统时代,中华文化一直呈现其先进性,即使两宋有弱态,当时的文化水平依然是先进,所以东亚世界的基础并没有崩坏。文化传播的影响可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局部的影响,第二个是中华文化的要素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说是主要部分,而形成文化圈。
东亚世界就是由中华文化的基本要素构成文化圈的地区。东亚世界之外的地区,例如游牧地区,中华文化仍有其影响存在。东亚世界为何会形成文化圈?因为这个地区都是农耕社会,而中华文化是以农耕社会作为背景发展出来的,重视家庭伦理的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学说,强调稳定和谐,因而容易被吸收与融合。游牧地区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是因为游牧社会是游移的,它的继承方式采用推举,不是嫡长制,因此儒家伦理学说不易被接受,汉字文化也就不容易在当地生根发展。但他们善于利用归化汉人为他们通译或作公文书而与中国王朝往来,所以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沟通无碍。只是整个东亚世界及其文化圈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人船坚炮利及其强势文明的东来而随之解体。
杨宽与西嶋定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校舍前合影(1979年9月21日摄)
澎湃新闻:对于册封体制,您怎么看?
高明士:
我不用这个名词,因为对于“册封体制”概念无法完全接受。关于传统中国的对外的政治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其实是朝贡,跟中国最亲近的国家才受到册封,终究是少数。所以“册封体制”概念,无法充分说明传统中国对外的政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有贡有封、有贡无封、无贡又无封,称为封贡关系比较属实。“册封体制”严格说只指有贡又有封的国家,太过于狭隘。我认为有贡有封、有贡无封的国家,对中国君主而言,属于外臣;无贡又无封的国家为不臣;而君主对国内子民可称为内臣。所以传统中国的统治结构,可分为如下三圈:内臣、外臣、不臣等地区。历史上被称为有作为或伟大的皇帝,常致力于将外臣变成内臣,将不臣变成外臣,这也是在履行历史的使命。其转变的过程,用兵属于例外,册封即“外臣的内臣化”的和平转变,设置羁縻府州制度也是“外臣的内臣化”的和平转变。基于此故,古代中国并没有明确的国界。卫戍部队驻扎的最前线就是国界,所以国界常随着国力的强弱而随时变动。
至于册封,基本上是源自周朝的封建爵制,汉以来分封异姓诸王,即相当于诸侯国王。比如朝鲜三国国王,册封为高句丽国王、百济国王、新罗国王,乃至倭国王等。魏晋以后,国内地方长官常须带有都督、诸军事等头衔才有领兵等实权,于是也将这个制度实施于东亚诸国。就这个意义而言,正是前面所说“外臣的内臣化”表现。就“国”这个字而言,不等于今日国家的意义,它实际就是诸侯国,所以说传统时期没有国际关系,就是这个原因。韩国的《高丽史》,其国王传纪称“世家”,正是模仿《史记》体例的诸侯世家列传,并非称“本纪”。至李氏朝鲜时代,其宗庙仍建五庙,亦正由于此故。外臣诸国不朝贡的话,中国皇帝通常会遣使催贡,如屡戒不听,最严重的,才会出兵征讨,甚至皇帝亲征,如隋唐出兵高丽。
高明士先生新著《中国中古礼律综论:法文化的定型》
澎湃新闻:那么,中国皇帝对朝贡国是怎样的统治方式?
高明士:
天下秩序里面有它的一套礼仪,这套礼仪也是法,我称为“天下法”,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到中国朝廷来朝贡。朝贡是上供当地土产,其实也是见面的礼仪。中国天子自古即着重礼尚往来,为呈现大国之风,除使节团入境时免费接待外,并有回赐品,若论其价值,常超过土产价格。因此就物物交换而言,朝贡国是稳赚不赔。何况使节团人数庞大,随员们常在当地进行私下交易,以日本的遣唐使节团而言,动辄数百人,常会搜购书籍文物等,今日日本存藏有颇多中国已失传的图籍多半就是由此而来。所以从朝贡国的立场而言,的确有某种“朝贡贸易”的意义。但不能因为就朝贡国的立场来曲解中国传统的规定,这是必需要澄清的历史课题。现在学界流行着比较时髦的名词是“朝贡贸易”。我要强调的是就传统中国而言,朝贡是“礼”,朝贡不是贸易,天下也不是国际,传统里头没有今日所谓的外交,也没有国际关系。古代有所谓“互市”,但是要经过皇帝批准,才能在指定的地方做买卖。为什么说朝贡不是贸易?朝贡一定要呈上国书,也就是要上表,其国王对中国皇帝一定要称臣,经过鸿胪寺审核,接受了以后才可以觐见皇帝。何时来朝贡?并没有一定,有时一年多贡,有时一年一贡、三年一贡不等。但至少不是想来朝贡就可以朝贡。明末日本倭寇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这些寇没有上表的国书,朝贡不成,就抢劫,变成寇了。
中国皇帝对天下的统治方式,是建立君臣父子关系。这个天下,指内臣与外臣地区,无含不臣地区。不臣地区因处在荒远地带而无接受中华文化声教,有些地区甚至成为敌国。君臣是公的政治隶属关系,父子是私的家人伦常关系。所以君父─臣子的上下关系,是构成中国天下秩序的基本图式。中国皇帝对内臣的统治方式,是“个别人身支配”;对外臣的统治方式,是“君长人身支配”。所谓皇帝的“个别人身支配”,指中国皇帝(天子)透过实施赋役制度来控制每一个人,赋是租税,役是徭役;另一方面,可利用减免赋役,甚至赐爵、赐勋,以示皇恩。自战国到隋唐的均田制、租庸调法、府兵制及其杂徭等,即是这种原理的运用。但“个别人身支配”以小国寡民、户籍正确的环境,较易实施。一旦人口增加,产业发达,流动人口加速,就很难进行,乃至出现户口逃亡。唐德宗改用两税法,以户为单位,就是由于时势演变而逼出来的结果。这个政策是透过户长来掌握每个人,实施至最近才改成个人可以直接申报所得税。现在国家利用最新科技,通过身份证号码来识别、确认个体,个人的存在只是一个号码而已,就这个意义而言,正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追求的“个别人身支配”。也就是说,今日利用科技控制个人的做法,中国早在一二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只是现在更为彻底而已。
所谓“君长人身支配”,指中国皇帝(天子)对外臣地区的统治,是直接控制外臣地区的君长,并不直接统治其人民,当地的人民自然不适用中国法律,也就是无赋役问题。中国皇帝(天子)对较亲近的外臣君长会给予册封爵位,甚至相当于内臣的官职,有时也会扩及其王妃与重要官员,以示恩德。外臣对中国皇帝(天子)的义务就是朝贡与从征,也就是相当于内臣的赋役,但朝贡与从征并不像赋役那样固定,有其弹性的处理方式。
中国皇帝对外臣颁发的国书,可以看出具有君父臣子的亲情,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公文书,也是一种尺牍,所以文书最后常呈现君父的慈祥及问候百姓平安的关怀,政治带有亲情味即是由于此故。这一点与今日西方民主政治常呈现冷酷、对立的紧张关系有极大差别。当外臣地区的君臣父子关系不能维持时,也就是中国天子的君父两者身分不能兼得的时候,反而倒过来出现中国要向外臣称臣,那是最为屈辱的,历史上如五代沙陀石敬瑭为建后晋,对契丹自称儿皇帝;南宋与金的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如果中国的国力争气一点,先排除不称臣,但因势弱,只好改从家人之礼来调整,如宋辽约为兄弟关系,金与南宋的隆兴和议成为叔侄关系,但宋与西夏仍能维持君臣关系。到明清强盛时期,中国又再重建君父─臣子的天下秩序基本图式。
《律令法与天下法》和《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
责任编辑:郑诗亮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朝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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