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钱穆离开新亚之谜

1966年返港到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渴望能够见到钱宾四先生，却很失望，只风闻他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已经离开中大多时，在沙田隐居，其后不久，更听到他飘然赴台定居的消息。到底为何如此决绝，不但退出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更离开艰苦奋斗十数载于斯的香港，不顾而去呢？这谜团时时在心底翻搅，但始终不得其解，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方才得知一点头绪，那时宾四先生已归道山了。

初次瞻仰先生风采，是在此前十几年，我还在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父亲是我们的国文老师，有一天他告诉我，钱穆先生要到学校来演讲，着我坐到大礼堂前排正中做记录。这是很荣耀也很令人兴奋的事情，父亲之所以把它指派给我，大概是因为我自小在国内长大，听惯南腔北调，可能适应钱先生的无锡口音吧。但他还是高估了我的能力，那篇记录支离破碎，最多只抓住了两三分大意，它对父亲主编的《自由人》半周刊，恐怕是毫无用处的，至于只懂粤语的满堂同学，更不免如堕五里雾中了。但这场演讲没有白费，因为钱先生的热诚、精神、风度感染全场，此后他的观念不时被谈论，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国史大纲》也成为大家经常钻研的读物。高中毕业之后，班上就有两位很有抱负的同学到新亚升学去。

七十年代钱先生的大弟子余英时回新亚书院出任院长。我们本来认识，随后又一同参加大学为改制而设立的“工作小组”，所以变得稔熟。那时徐复观先生在中大当研究员，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以1958年与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等共同发表“中国文化宣言”知名。有一趟英时兄请徐先生吃晚饭，我敬陪末座。席间谈笑欢畅，但不知怎的，徐先生话头一转，竟然讲起钱夫子和胡美琦女士当年谈恋爱的往事来，而且绘影绘声，有些话很不好听。英时兄措手不及，期期艾艾为老师辩解，场面顿然变得很尴尬。我试图打岔，也不得要领。那天晚上如何收场，已经无法记忆了。自此我才意识到，大家表面上对钱先生非常敬佩，尊重，却也有学者对他不满意的。九十年代英时兄发表《钱穆与新儒家》，初次谈论钱先生与当代新儒家之间的思想分歧，也隐隐反映了他们个人之间关系的距离。前几年劳思光教授到新亚书院来主持“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议论钱穆与新史学、现代性、儒学等的关系，那就更不啻是一场批判，颇有操戈入室味道，令人目瞪口呆。当然，此是后话。

在1998年9月间，台大中文系的何佑森教授忽然来电话，说要到香港看我，使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们当年在剑桥虽然认识，但此后绝少往来，也无缘碰头，此番何公不远千里而来，实不知有何见教。28日（星期一）晚上我们在中环康乐大厦的锦江春饭店相聚，话匣子打开之后，他道明来意，说自己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的理事已经好几年，打算退下来了，希望我能够接替。我大吃一惊，因为自己对儒学素无研究，连入门都谈不上，如何敢当这样位置，所以只能婉拒，辜负他的好意。他似乎也不感到意外或者失望，稍为劝说之后就不再坚持，转而谈新亚往事，讲出一个令我不敢置信的故事来。

他说，钱夫子其实是被迫离开新亚的。钱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师友杂忆》中有这么一段话，“新校长既来，召三院院长每周开一联席会议，遇有异见，举手多数即通过。余与富尔顿、毛勤以前彼此讨论商榷之情形，今则渺不可得矣。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言下之意，好像他离开新亚，全是因为不满最高校务会议的决策方式。但佑森兄说，此中别有隐情：某次会议上钱先生与大学发生了激烈争执，事后有同事怂恿他，必须以去就力争，不可妥协，因此，气愤之余，他未经详细考虑，就遽然呈递了辞函——但他本由新亚董事会聘任，故此辞函也只能上呈同一董事会。孰料董事会竟然不加慰留，随即照准，并且委派会中的雅礼协会代表萧约（Preston Schoyer）面告钱先生说，以后新亚研究所的事情也不需要再劳烦他了！如此一来，通过近乎政变的手段，他被剥夺了在新亚的所有位置，实际上在这所自己一手创办，又苦心经营十几年的学校，被扫地出门了！而且，吃了这么一大个哑巴亏，他除了飘然远扬之外，还能够说什么，做什么呢？据闻他曾经誓言，从此不再和新亚有任何瓜葛，那正是由此深创剧痛而来。当然，十几年后形势大变，金耀基兄出掌改制之后的新亚，开宗明义第一大事便是设立以钱先生命名的学术文化讲座，并礼聘他回港主持第一讲，由是重新肯定他作为新亚创办人的地位。这样，当年的誓言自然也就再没有意义了。

听了这令人震惊不已的故事，心中涌起的第一个大疑问就是，何以新亚高层有人对钱先生如此之不满，要用如此非常手段构陷他，排除他，而校董会中其他当事人又居然会附和？佑森兄的解释是，新亚创办之初，师生生活困难异常，大家都在艰苦奋斗，此时钱夫子与年轻学生胡美琦虽然年纪悬殊，却罔顾物议，居然谈起恋爱来。当时道德观念还十分保守，此事惊世骇俗，顿时使得全校议论纷纷，大家深感不满，更有同学上万言书剧烈反对，恳请改弦更张。后来他们不顾险阻，几经曲折，终于得偿所愿，成为美满眷属，这一结合也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但事件表面上虽然平息，反钱情绪其实并未就此消除，只不过暂时隐伏而已。中大成立之后，新亚接受政府拨款，内部人事倾轧转趋激烈，至终与反钱情绪结合，于是借着钱先生与中大当局的冲突而爆发，最终导致上述非常变故。虽然这惊人故事只是佑森兄凭记忆讲出来，他的解释也可能只是个人判断，但相信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有相当真实性的。我这样说，因为佑森兄是新亚研究所第一届毕业生，大家公认的诚恳笃实君子，钱先生晚年经常见他，力作《朱子新学案》也交他负责校对，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特地跑到香港来向我散布谣言。更何况，我曾经以此事求教于两位与新亚书院和钱先生都有密切关系的学者，而得到了他们的大体证实。

倘若如此，就免不了有第二个疑问，那就是当日钱先生在校务会议中生那么大的气，以致拂袖而去，乃至愤而辞职，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为了查明此事，我在八十年代初借着职务上的便利，曾经翻阅1964年的校务会议纪录，所得结果是：直至6月8日的第17次会议，每会钱先生都亲自出席，但此后则由副院长吴俊升代表出席，到8月11日的第24次会议，吴先生的身份更由“代表”变为“代院长”。这说明，钱先生一怒之下离开中大是在6月初，向新亚校董会正式提出辞呈则是在6月至8月初之间。其实，此问题在钱先生晚年编纂的《全集》第50集《新亚遗铎》中有更明确答案。该集载有他为了解释辞职理由所作的《新亚毕业典礼讲词》，文中注明，演讲是在1964年7月11日，讲词经过整理公开发表则是在22日。所以，他提出辞职并且得到批准，是在6月至7月初之间。

这样一来，我们自不免还有第三个疑问：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了他和大学之间如此重大的冲突呢？会议上的当事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了，但这问题也不难回答。当时中大各书院之间最严重的争执是人事安排，特别是讲座教授的委任，因为在英国制度下，每个学系只能够有一位讲座教授，而他的地位远远高出其他教员，对于系务发展和一切学术政策可谓一言九鼎，有最后决定权。因此各书院对于讲座教授的委任，亦即原来教师之中何人能够擢升此位，无不全力以赴，而大学校长又可能有意引进校外人才，因此要令群情翕服，可谓嘎嘎乎其难。在前述《新亚遗铎》中，钱先生还公开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上董事会辞职书》，其中所详细列举的辞职理由，便全与张仪尊、杨汝梅两位先生的等级评定有关，而这点也可以在校务会议的记录中得到充分印证。

解答了这三个疑问之后，还有两个关键要点是需要补充的。首先，上述辞职书所注明的日期“1964年1月20日”显然是“1965年1月20日”之误，否则便与前面提到的《毕业演讲词》自相矛盾了。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此信不可能是原始辞职函，而只是半年之后的补充函件，因为不但日期不符，而且它开头就有“穆此次辞职，种种理由，向未对外公开，即董事会诸公亦都茫然来相质询”之言。这点相当重要，因为否则佑森兄所说，他呈递辞函后校董会径直接受，不加慰留的情节就不可能成立了。从以上两点看来，钱先生虽然为了爱护新亚，在《师友杂忆》和《新亚遗铎》两书中将他的辞职完全归咎于与大学的冲突，但何佑森兄所透露的隐情还是大有可能成立的。

不过，真也罢，假也罢，实情也罢，猜测也罢，上面所讲，已经是超过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随着当事人一一离去，很快就要像特屈维连（G. M. Trevelyan）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如同鬼魂到了鸡啼时分，消灭得干干净净”，因此也行将失去令人惊骇、诧异的那种震撼力量，而成为客观历史的一部分了。此后能够长远留存，继续影响世人的，当是钱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著作吧！夫子有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信然！ 

（本文摘自《用庐忆旧》，陈方正著，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