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四方来：近代中外交涉与交流

晚清以降，随着口岸通商体制的形成、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世界体系的逐步建立，中外之间政治、外交、法律、军事上的交涉以及商业、文化上的交往日益密切。与此前时代不同的是，近代的中外交涉与交往，已经溢出传统的怀柔、羁縻或者“万邦来朝”的范围。当日之中国不仅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国际法和近代外交体系中，而且广泛深入的中外文化交流，深深影响着和改变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对于近代中外交涉和交往的研究可谓近代中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而且其本身兼具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双重关怀。

为加强近代中外交涉和交往研究的推进与研究者们之间的交流。9月23-24日，四川师范大学主办的“绝域輶轩：近代中外交涉与交流”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本次会议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三方合办。与会学者就近代中外交涉、文化交流和传播、旅行书写以及相关史料等问题，报告了各自的研究论文，并展开热烈的讨论。

9月23日上午8:30，会议准时开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凌兴珍编审主持，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章清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王川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刘石吉研究员分别致辞。在形式简短而内容丰富的开幕致辞结束后，马上进入了论文宣读和讨论环节。

近代中外交往的一大主题当然是外务交涉与外交体制的变化，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一些外交人物、涉外事件和外事体制讨论的具体面相，更加清晰地显现。复旦大学戴海斌的发表延续了此前关于钱恂的研究，着眼于钱恂在留日学生监督任上，与宗方小太郎等人的交往，以及其对张之洞逐渐失望的过程，借此他希望学界进一步重视“中等人物”在中外交涉等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暨南大学刘永连关注的则是海疆问题，他主要根据日方史料，重新检视了20世纪20年代的何瑞年案，以此揭示民国时期日本对于中国南海西沙群岛的渗透活动。四川师范大学李峻杰瞩目于庚子事变后，大小臣工对于外交制度变革的认识和建言，尤其是从零星分奏，到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通外部及出使人员章程摺》，再到《出使章程》拟定奏准的全过程，并以此展现清廷上下对于外交改革的某种共识。

除了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外交事务和体制之外，中外学术与文化的交流也是一个重要话题，而且在近代，这样的交流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多样性。美国波士顿学院莫亚军通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堪称一波三折的经历，重新审视了民国时期中外学界的科学考察活动，并进一步讨论了“科学”、“民族主义”及“东方学”诸问题。中国航海博物馆赵莉的论文，以传教士早期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为例，探究了西方经济学新术语、新知识、新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四川师范大学刘开军则以两位一般被认为学术立场较为传统的史学家为分析对象，一位是活动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柳诒徵，一位是从未出川的刘咸炘，分析了他们阅读、评判、内化域外学术的经历及影响。四川师范大学汪洪亮重新发现了“被遗忘”的民国学人罗忠恕，他的文章还原了罗氏的学术历程，着重介绍了在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时期，罗忠恕创立东西文化学社和组织、参与各类中外学术交流的情况。

随着新文化史影响的逐步扩大，关于视觉与图像的历史亦受到学界重视，近代中外交流不仅仅依赖于文字语言。杭州师范大学陆德富分析了照相术传入中国以后，对于传统肖像业的冲击和改变，他认为摄影技术传至中国后，由于色彩保存、放照尺寸及为逝者存遗像等原因，并没有立即取代传统肖像业，肖像业也借助了照相技术，来解决一些问题，出现了先小照后画像的模式。西南民族大学肖坤冰引用了不少海外图像资料，介绍了清代外销通草水彩画，她不仅对此类外销画的内容加以研读，而且在博物学和中西植物学交流的大视野下，对通草水彩画所使用的材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李鹏的论文讨论的对象是图像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地图，文章考察了近代海关机构的设立与长江水域图的产生，海关人员转译、生产、测绘、修改、发售各类长江上游航道图的全过程，以及这些新式地图所产生的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张晓川则将晚清出使出游人员对于古埃及文物和文字的记述、探访、复制等，与国内寻访、释读域外金石的风气和活动联系起来，兼论及近代中国对异域古文明的认识与定位。

旅行是中外交流诸多方式中，最能产生直观印象者，亲履其地耳闻目视与道听途说相去甚远，旅行者本人见识及时代背景的不同也会进一步影响到对形象的建构。复旦大学章可的研究就展现了这方面的差异，他发现在晚清中国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印度形象，一种是主要由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建立起的印度在不断进步不断近代化的形象，另一种更多是由意识到“亡国灭种”威胁的中国人所感受到的衰亡形象，这都不同于后世学界较为强调的，中国人对印“同情”的情绪。复旦大学王鑫磊依托于光绪初年朝鲜和越南使臣的两部中国游记：《领选日记》和《建福元年如清日程》，展现了东亚宗藩体制崩塌前夕，朝、越两国大臣对于中国内情、洋务各方面的考察及与中国士人之间往还的情况。南京工业大学薛莉清从文化认同、共同体建立的角度，展望了近代国人南洋游记研究的新趋势，她认为必须通过哲学、文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手段，综合审视南洋游记的整体意义和现实价值。上海中医药大学裘陈江关注的是陈焕章在留学美国期间，关于孔教的相关活动，他首先揭示了陈焕章先考取进士而后留学的特殊身份，继而梳理了陈氏在美发起创办昌教会的详细经过，进一步辨析了身在海外与文化保教间的关系。

任何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料的出版和论著的发表，近代中外交涉交往研究亦不能例外。中华书局张玉亮从《筹办夷务始末》说起，从技术、经营等方面检视了近代外交史料的出版，提出文献类型、史料篇幅、载体等多方面结合的未来方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王婧娅则从组织编纂、整理、出版三个角度讨论了近代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并进一步提示了一些细节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史林》杂志编辑部施恬逸从学术期刊的视角，介绍了近年来近代中外关系相关研究的一些特点和趋势。

分组报告和交流结束以后，是《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暂定）》整理编辑座谈会。与会代表分别就这套计划中的史料丛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于丛刊的策划和价值给予了肯定。在丛书整理基本计划、收书内容、整理体例和格式、整理出版批次等各方面，各位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尤其是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同志，以出版专业角度贡献了宝贵的经验。最终参会代表都表示将积极支持丛书整理出版工作的推进，并制定了大概的时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