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文|再说《春游琐谈》

李世文

2022-05-19 11:5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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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琐谈》,张伯驹著,中华书局2021年5月出版,984页,198元

《春游琐谈》,张伯驹著,中华书局2021年5月出版,984页,198元

张伯驹

张伯驹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健在的一些作者很少在公开文字中谈论《春游琐谈》。长期任教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的罗继祖,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曾多次对张伯驹和《春游琐谈》表达感念之情,如在写于1980年12月23日的《枫窗脞语》(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序中说:
予之试写笔记,始于丛碧翁之《春游琐谈》。于时三五招携,析奇赏异,每集,翁必索所作,将荟萃之以为谈资也。
1982年张伯驹去世后,罗继祖又写下了《从〈春游琐谈〉到所谓春游社——忆张伯驹先生》以为纪念,其中披露:
张老序中有“皆春游中人也”一句,就有人在春游下有意识地给添个“社”字,说是秘密结社。我们学校的保卫部为此大事侦查(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判案还重证据……),历史系煞有介事地开会座谈。我那时在北京中华书局,这些都是事后才知道的。(《鲁诗堂谈往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328页)
罗继祖自1963年秋至1966年夏,借调至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校点工作,吉林大学保卫部“大事侦查”,并在历史系开座谈会的事情,罗继祖虽然是听说,但“后于系档案中见当日座谈记录”(《鲁诗堂谈往录》,203页),信非虚言。这次或明或暗的调查,影响似并不大,但此后的“革命”风暴中,“我们这些人一个也没漏掉。在我的‘大字报’上,给加上‘春游社黑干将’的头衔,因为我在《琐谈》里写的较多的缘故”,不过,终究也是不了了之,“到‘清队时’,‘春游社’算是查无实据了结”(《鲁诗堂谈往录》,328页)。于省吾在写于1969年1月9日的材料中辩解“有人把以上的聚会称之为‘春游社’的聚会,其实,大家并没有‘春游社’这一名称的拟定。张伯驹曾有《春游琐谈》这种杂著,因而有人改称为‘春游社’”(2013年12月西泠印社秋拍),也是其中的插曲。此即罗继祖挽张伯驹联中“春游几卷续乌台”的本事。
《长春文史资料》总第五十七辑《长春市县(市)区政协文史资料选编》(长春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印)曾刊载罗继祖1966年至1969年的部分日记,据注释者王庆祥所撰前言,罗继祖“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也是在‘监督小组’的强制之下写出这些日记的”,“他自己一直保存到‘文革’结束的一天。到了80年代初,老师年及古稀之际,又亲自把这五本日记郑重交给了我”(181页)。这里摘录两处谈及“春游社”之语,作为前文补证:
春游社当时并没有结社,只是到张伯驹家聊聊天,三个主义学习时即被揭发,以后我就和张不往来了。(1966年10月8日,193-194页)
今天《长春日报》……提到“春游(社)”,说东北文史研究所也成为“春游(社)”成员集合聚会之地,完全不是事实。张伯驹住的柳条路25号的房子本是研究所的宿舍,所以钟泰与张同住,我们到张家时,有时也见到钟泰,钟是地道的理学家,和张兴趣不同,我们和钟也很少打交道……我到北京以后,听说张伯驹搬出,主要因为与钟合不来的关系。研究所我没有去过一次,在市内什么地方,我到今天还不知道,所以谈研究所是“春游(社)”集合之地这句话,要待考,起码我[未]去北京以前没有到研究所一次,别人去过没有,我就不知道了……(1966年12月17日,235页)

自1948年秋结识张伯驹,此后与张伯驹成为忘年之交的周汝昌,是《春游琐谈》最年轻的几位作者之一。张伯驹去世后,周先生曾写过《〈脂砚小记〉附记》《什刹海边忆故交——追忆张伯驹先生》《承泽园轶事》《张伯驹词集序》《〈一代名士张伯驹〉序》《黄叶山村入画图——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先生有知领我微意》等多篇回忆张伯驹、潘素的文字,均未涉及《春游琐谈》。不过终于还是找到了一篇访谈资料,1986年3月,周汝昌对来访的中州古籍社版《春游琐谈》责任编辑张弦生说:
张伯驹先生是这本书的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不过主意是我帮助出的。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张老在那里作兼职教授……他走的不是学术研究的路,没写过大块头文章,但他经史子集,皆有心得,腹笥渊然,没有冬烘学究气。他是有盛名的贵公子、富饶的文物收藏家,又是词人,与前清的翰林、民国的要员等许多风云人物有交往,自己又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五六十年代时,许多人不了解他,很有些寂寞。我劝他把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写下来,一行字两行字,一条两条地积累。中国历来有笔记的传统,眼下看来也许是不起眼的小事,将来就很珍贵了。张老很认真地听取了我的建议,不但自己写,还组织了春游社,请别人也参加写。到1965年竟集成有六卷之多,张老自费刻印,装订成册。(《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谈〈春游琐谈〉和古籍整理》,原载《中州书林》1986年7月25日第2版,见张弦生《鸿爪雪泥录》,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4年版,42-43页)
“不过主意是我帮助出的”“劝他把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写下来,一行字两行字,一条两条地积累”等语,虽是出自访谈记录,揆诸二人关系,或可以作为当日情形的参考。笔者将该文发给周伦玲女士,承示周汝昌先生未刊遗稿《〈春游琐谈〉与书法》,其中也谈道:
六十年代,张先生平生才学无所施展运用,因而既抱寂寞之怀,又乏派遣之计,所向多不如意,我便写信给他,大意云:古人名世之作,不一定都是经典大著,堂皇正册……(中略)您平生所历甚富,何不将人所不知的见闻、游历、交往、收藏、社会习惯、时局变迁……随时即兴,不拘短长,记为散篇,积日稍久,即可勒为一编。何乐而不为?张先生得吾此言,立即开始了写作,数篇之后,觉得个人究竟可写的有限,恐难成编,灵机一动,就分头去邀请诗词界收藏界的友好相识者都来贡稿,于是,很快就积成了六卷。
访谈录下文还说:
这部书当时参加写的人多,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是抄袭,我就写信给张老建议他将这些文章删去。书的撰稿人署名是按年龄排的,我是倒数第三名,还算其中年轻者。(《鸿爪雪泥录》,43页) 
《春游琐谈》本非正式出版物,偶有文字剿袭前人,也是笔记之体的传统,即使叙述亲历亲闻的内容,也不免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而不能完全凭借作为信史,第一集中的张伯驹《隋展子虔游春图》就属此例(张伯驹收购《游春图》始末,张恩岭《张伯驹传》第五章中曾据马宝山《展子虔〈游春图〉》、马宝山之子马国庆《长春救宝记》及《当代》1991年第2期所刊马霁川之女马淑一《读者来信》等资料详为辨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19-128页)。白化文先生在《踪迹在炎凉而外,风流似魏晋之间——评介张伯驹先生的〈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书品》1998年第5期)中也曾指出:
从《春游社琐谈》的内容来看,出于众人之手,水平的不一致自属必然。当时本不为出版而集稿,众多作者更没有想到日后会公之于读者大众,所以率意命笔者不少。更有个别使用旧材料应付差使的。试举一例,如“袁寒云讽乃父称帝诗”,叠见刘禺生等称引,并非僻典。
周汝昌写给张伯驹的信不知是否存世,但周先生年轻时即有强烈的文献意识,保存了大量师友翰墨,笔者曾获见多通张伯驹致周汝昌书札,其中有两通正可与上文相印证。一通写于“八月卅日”者有云:
《琐谈》四集稿,希九月半前草一则寄长春为荷。对《琐谈》稿,尊见甚是,当取舍宜严也。
明显是对周汝昌去函中批评意见的回应。另一通落款时间仅署“廿二日”,其中说“三集中如公孚之《神使鬼差》、慧远之《京官轿夫》、伯弓之《常熟访鹤》均已见他笔记,旧燕、劳人文亦冗长乏味,为短文亦须自有邱壑,如四合院之房舍即索然矣”,可见作为编者的张伯驹也自有判断。

《春游琐谈》的编印时间,笼统地说是1962年至1965年,大致不会错。多年前陈晓维先生曾在《可堪白头张公子》一文中,根据张伯驹序言中的“壬寅春”和附于《春游琐谈》各集卷末的作者姓名年龄表,推断前三集印于1962年,后三集印于1963年(见《好书之徒》,中华书局2012年版,176页)。但据《张伯驹牛棚杂记》(香港中华书局2018年版)中“第一集于六二年十月写完”(105页)之语,可知前三集不太可能都印于1962年。细翻《牛棚杂记》,其中有这样的话,“六三年春,王承礼举办学术年会……内容本省历史和艺术方面的文章,还有《春游琐谈》第一集都刊印出来”(55页),则第一集很可能在1963年春才印出。再比对前三集所附作者年龄表,张伯驹(生于1898年)“六十六岁”,按传统的虚岁算法,恰与1963年相合。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存在于油印本《春游琐谈》书内的证据。
第二集:
丛碧(张伯驹)《脂砚斋所藏薛素素脂砚》中云“今岁癸卯元旦,蜀友戴亮吉君持以示余,因为吉林省博物馆以重值收之”,则此文作于1963年春节后。
丛碧《闹红集》中云“今岁癸卯娄生逝世”,按娄生,即黄复(1890-1963),江苏吴江(今属苏州)人,《春游琐谈》第一集作者,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增订本),黄复去世于1963年9月3日(中华书局2001年版2014年2印,31页),则此文作于1963年8月后(张伯驹《春游词》中有《鹧鸪天》一阕悼黄复。)
第三集:
玉谷(陈寥士,1898-1970)《萧厔泉、梁公约合画》中云“六年前戊戌,余与陈彦通方恪同游南京夫子庙古董肆……今彦通七十四”,此戊戌是1958年,六年后的1964年,陈方恪(1891-1966,字彦通)恰好虚岁七十四,则此文作于1964年。
进宜(陈直,1901-1980)《记明诗赏奇》,此文当作于作者1964年5、6月在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期间。
第四集:
公孚(恽宝惠,1885-1979)《董元醇与董醇》中云“兹于友人傅和孙案头,得睹咸丰十一年辛酉冬季《搢绅全书》,时适在肃顺等既败之后……此坊本《搢绅》,距今已一百零四年”,咸丰十一年辛酉为1861年,辛酉政变在是年十月,则此文当作于1965年。
进宜(陈直)《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末云“一九六四年六月来客长春,拉杂书此,以志多闻”。
丛碧(张伯驹)《梅兰芳画梅》中云“壬申正月余三十五岁,畹华为画像幅赠余为寿。画迄今三十二年,余尚珍藏箧中”,壬申为1932年,则此文作于1964年。
晋斋(孙正刚,1919-1980)《夏枝巢读清真词偶记摹本册》中云“今枝巢翁归道山亦已期年”,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增订本),夏仁虎卒于1963年7月7日,则此文作于1964年6月后。
第六集:
慎之(卢弼,1876-1967)《单云阁诗集序》末云“乙巳首夏序于天津寓庐”,则此文作于1965年旧历四月(公历5月)。
虹南(张润普,1882-1967)《磨石口永定河引水工程》末云“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已有五百八十二万度”,则此文作于1965年3月后。
晋斋(孙正刚)《少陵诗意册子》文,中云:“余自庚寅岁往谒公岩老人,订忘年交,自是每周休沐日辄聆麈教于重借山庐。余嗜杜句,偶以写陵诗意为请,老人欣然以应。癸巳岁七月遂作画十二帧。”后又云:“壬寅岁(一九六一年)七月老人归道山,今已四稔。而距作画恰一纪。”公岩老人即汪鸾翔(1871-1962),癸巳为1953,一纪十二年,则此文亦作于1965年。(壬寅为1962,括号内的“一九六一年”,当系油印本误注。)
综合以上粗翻所得(如果细检,或有更多佐证),可以推断第二集编成付印的时间不早于1963年9月,第三集编成付印的时间不早于1964年5月,第四集与第五集当不早于1965年,第六集不早于1965年5月。
(陈晓维兄代为检核油印本《春游琐谈》篇目,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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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张伯驹,《春游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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