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思|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莫让美方利用中方的善意要价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沈逸

2017-10-05 12:1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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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至6日,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这是落实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指示——“将网络安全问题打造成中美合作的增长点,而不是爆发冲突的摩擦点”——的重要一步。习近平主席2015年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时,明确表示,“中美都是网络大国,双方拥有重要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应就网络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打造中美合作的亮点。此后,经过2016年总统选举,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4月进行海湖庄园会,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就是基于习近平主席的战略判断,以及中美共同协商之后确定新对话机制之一。要让这一机制发挥作用,必须处理好如下的关系。
变化、合作、全局
第一,处理好持续性和变化性的关系。虽然这是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但实际上这是中美关系中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存在以及演化发展的产物,名称和具体机制变动的背后,必须对网络安全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影响,保持清醒、连贯和明确的认知。网络安全关系是中美战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换言之,这里的网络安全,指的是从国家安全和战略高度出发的网络安全问题,而不是技术层面的打击网络犯罪的跨国合作;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网络安全对话的根本目的在于确定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这一动机具有延续性,不会因为美国政党的轮替等因素就轻易的发生变化。
从变化性上来说,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因为个人特质、政党政治以及国内政治等诸多因素,对网络安全问题的认知与奥巴马政府必然存在显著的差异。就目前已有的情况看,美国联邦政府内部的各内阁级部门,在网络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位置正在经历复杂变化:传统上占据优势的司法部、国务院等部门的重要性存在显著的变化,遭遇边缘化的概率较高;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的位置则可能显著上升。这同样意味着美国对网络安全的认知,从意识形态、打击网络犯罪的司法合作,会直接转向信息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网络空间军事化和交战规范、网络空间知识产权保护、跨国数据流动管制等问题。对此,脱胎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的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确保相关职能机构能够更好的在这个机制中展开有效的对话。
第二,处理好对抗性与合作性的关系。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网络安全的本质是对抗,对抗的核心是攻防两端能力的较量。中美战略关系框架下的网络安全关系,同样需要处理好对抗性与合作性的关系。需要明确的是,美国战略决策者的决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双方对博弈信号的释放和解读,必然存在微妙而关键的差异:中方视作为友好、善意的信号,会被美方直接翻译为有进一步叫价的空间。对此,中方需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尤其是避免以国内维稳等工作中曾经存在过的花钱买平安的思路,去应对美方的叫价;更直白的说,为了谋求有利的博弈地位,美方通常是漫天要价,这种要价中必然存在落地还钱的巨大空间;此外,美方善于进行自我中心主义的信号解读,并且并不存在中方所谓顾全大局之类的想法,多数情况下,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是被美方理解为某种重复进行的一次性博弈,即讨价还价之间基本是即期和当下的,中国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受到政务官员任期制以及两党政治的影响,美国关注的通常是1年内的短期直接收益与回报。
这种对抗性的重要表现,就是美国试图通过这种对话让中国接受某些为中国量身定做的规范,以限制中国在网络空间开展如美国等其他国家一样正常且必不可少的国家安全活动。具体的表现包括将美国自己都认为是正常的被动情报搜集典型案例的OPM事件包装为个人网络犯罪,并谋求利用各种信息不对称的环境来给中方谈判代表设套的尝试;而中方一旦没有及时发出清晰的信号识别出美方的相关工作,则类似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就会以第三方报告的形式,将美方的试探作为某种规范或者规律亦或是特点加以概念化和理论化,进而形成某种模式。显然,中方需要对此有更充分的准备,包括借鉴中美此前在其他国家安全而非社会治安领域进行广义谈判的经验,做好相应的预案,努力掌握博弈的主动权。
合作性是由中美两国的总体力量与实力分布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世界承受不起中美两国全面对抗的后果。对中国来说,除了要因此认识到中国的全局和战略需求之外,也要清醒的认识到,美国自身也承受不起中美全面冲突的后果,换言之,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对称。所谓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中国应该因此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善于创造有利于自身的谈判筹码,更加积极的去主动设置中美网络安全关系的议程。
第三,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是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网络安全关系,是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美网络安全关系事关全局,美方在网络安全关系对话中,不仅要解决网络安全问题,要设置网络空间的行为规范,也在试探和总结宏观的中美战略关系中如何认识、理解中国的行为,以及通过对话与中国展开博弈的有效方法。因此,对网络安全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必须纳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宏观框架中进行认识和理解。
同样需要指出的,这种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是双向的,因为随着实力对比和分布的变化,不仅美国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因此需要以更加积极主动,而非刺激-反应的方式去面对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机制,真正理解总书记战略指示的精髓,即在网络问题上探索出一条符合新的力量对比的中美宏观博弈的新模式,以正确的方式,即中美双方通过创新性的有效对话,建设性的管控分歧,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中美网络安全关心的新的战略稳定。
中美网络安全关系展望
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机制,至少可以追溯到2014年因为美方贸然起诉中国五名军人而中断的网络安全高级代表对话机制;在2015年9月,通过中美首脑峰会的形式,以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的形式恢复了对话;此后从2015年12月到206年12月,连续进行了三次对话;而后经过2017年4月的海湖庄园会演变成了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这种进化的过程是中美网络安全关系的敏感性、重要性、复杂性和系统性所共同决定的,同时也凸显出将网络关系建成中美关系新亮点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有理由谨慎乐观的是,无论是力量对比,亦或者是国内政治大环境,时间都对中国相对有利。相信伴随着中国遵循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战略指示朝向网络强国大步迈进的同时,中美网络安全关系乃至中美战略关系也会迎来一个更加可喜的全新局面。
(作者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逸思”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副教授主笔的专栏,两周一期,聚焦网络信息安全,从互联网维度思考大国关系。
责任编辑:朱郑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逸思,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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