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东京一年》：以旅行的名义，透视无差别日常

Melissa

“2016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

蒋方舟在《东京一年》序言里留下这么一句话，让尚未来得及翻阅后续内容的读者如我，隐约感知到此书要讲述的是一段休憩身心、重拾自我的旅行。联想到稍早些时候，这位文学界的“飒蜜”，在话题类电视节目甚至综艺节目中露面、被无关写作的目光过度包围的情形，就更觉得这场出走——以完全孤独的状态，在语言不通的陌生城市、不设目标的生活一整年——来的正是时候。

《东京一年》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旅行书。尽管这本书的书封被制作成了一个真实尺寸、可以粘贴的行李牌，内页夹着明信片、迷你旅行指南、手绘地图，但是对于所有渴望读到点目的地“硬干货”，或是对于村上春树《远方的鼓声》类似质感的旅行散文报以期待的读者，这本书实际拥有的旅行指导意义几乎为零。除了几则关于京都、金泽、镰仓、轻井泽、丰岛极其精简的行纪之外，再找不到更多与“旅行”相关的篇章了。我们从中读到的，只是一个作者对于一段相对长时间的游荡生活，或者可以说轻度失焦的生活，解剖式的坦率陈述。没有目的、意义、任务，更没有赶赴下一站、下一段行程的迫切感，它们只是以日记体书记录写下来的忙碌精致世界里的凝滞风景。

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回想起村上春树的话：现在在这里过渡的我、这一时的我本身，我，以及我的工作本身，不也是一种所谓的旅行行为吗？

不得不说，以冷静平和的笔触写下的各种旅居琐事，像白开水一样自然流淌，读来十分亲切自然，也颇有代入感：学习适应新的公交系统，去偏远的街区购买便宜的日用品，把一个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咖啡店里旁观他人会谈，在洗衣房里呆看洗衣筒转动40分钟，独自一人参加花火大会时被热闹的人群裹挟……仿佛是我们自己一直以来生活体验的精炼，兼有时空地理交错的穿越感。

蒋方舟说，东京这一年里，最大的改变就是终于开始拥抱生活，赞美生活。因为突然拥有了大片的空白时间，必须认真投入地做每一件事，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凝视美术馆里的一幅画，甚至认真地感受孤独与想念。她说，“被迫的认真和被迫的隔离，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生活方式渐渐变得不同。这是一系列细微变化不断累积的结果。曾经她以为这座陌生的城市之于自己，是一个看不见的屏障，拥挤的表参道或涩谷，擦肩而过的人群只是幻觉；直到回到北京之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对于迄今为止过惯了的生活已经产生了新的看法，从某个层面来说，是“在别处”养成的疏离视角，让她建立了生活的秩序感——从吃饭、睡觉到生活中每一件稀松平常的功课，都尽可能放慢、拉长节拍地去做，结果就是，她觉得自己整个人变得更专注、笃定、有力量。

地理上的游移感的缺失，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最感到遗憾的一点。因为忠实于个人表达，这本书整体展现出真实、琐碎、轻盈的气质，同时也显得封闭、内向、止步不前，书中呈现的风景大多为一时性的心象风景，美好的地名、街道名虽然不断涌现，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描写能够让人浮想联翩，召唤出体内蠢蠢欲动的旅游虫。对于这一点，蒋方舟给出的辩解是，世界上的旅行一直有两种，一种是朝圣，另一种则是隐遁。她用格雷厄姆·格林三十岁时无法忍受婚姻窒息一样的压力，带着自己表妹一起前往非洲徒步作为例子，说自己的旅行和格雷厄姆·格林的那一场旅行都属于后者，本意是逃离自己所属的世界，踏入陌生的荒野。

之所以选择用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一年来的生活，来自于几方面的考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旅居东京期间，蒋方舟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结界：不进行任何文学创作，除了记日记之外。这是此次旅行成立的前提。另一个原因是，她本身对于众多作家的日记体创作如数家珍，比如歌德的《意大利游记》，阿城的《威尼斯日记》，王朔的《昆明周记》，介于日记和游记之间的文体，让她感到身为读者的阅读瘾和窥私欲都能得到满足，因此一有机会，也决定尝试。

不论窥探他人，还是被人窥探，当事人在过程中都能获得短暂的新奇和刺激体验，也难怪她称，这次的写作经历里有种把自己摊开给人看，“全暴露了”的快感。在出道以来写下的十几本书中，《东京一年》可能是最不加修饰的一本，最接近于她所说的“脱衣舞式的写作”。

让我感兴趣的是，写作者特有的癖好果然在日记中暴露无遗。比如，她循着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远藤周作、森鸥外、向田邦子等人的足迹，前往莲玉庵、笹乃雪、重良、湖月等料理名店探访，几乎把日本文人们的饮食生活据点梳理了一遍，汇成一份高阶版的文艺吃货地图。另外，在日记里，她还写到在不同国家观看脱衣舞表演的经历，而日本的脱衣舞里有种情色却并不淫荡的感觉，让她觉得与众不同，忍不住拿来跟往年在莫斯科、巴黎看秀的经历做一番对比。

“我童年时在缅甸看过一场准色情的人妖表演，表演者露出两种性征的画面给我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我回想起自己为什么喜欢看脱衣舞，并不是出于性的萌动，不是体验生活，不是猎奇心理，不是业务学习，我也没有任何变成女同性恋者的征兆，而是因为一张照片。

“我记忆里看过最动人的写作状态的照片，是20世纪30年代的脱衣舞皇后吉普赛·罗斯·李，她在寓所里修改小说，穿着舒适的衬衣，地上一团团废纸。我忽然发现写作和脱衣舞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联系：她在舞台上除去衣衫，下了台之后，用写作给自己和世界一件件穿上衣服。”

这段话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文字表演工作者即是写作者的别名。

《东京一年》，蒋方舟著，2017年8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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