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与知识资本

【编者按】

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这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所埃里克·哈努谢克和慕尼黑大学经济学教授卢德格尔·沃斯曼因在对多个国家长期增长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上述两位学者在《国家的知识资本》一说反复强调：发展人力资本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扮演着核心角色，而国民的认知技能对于国家长期发展而言是最为核心的因素。在他们看来，这些技能就是国家的“知识资本”。

在《国家的知识资本》中，作者有一些有趣的视角，比如他们没有去研究欧美的较为成熟并为国际称道的教育模式，而是从上世纪60年代落后的拉丁美洲开始说起。。

为什么拉丁美洲60年代时教育水平高于东亚地区，但之后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了？作者认为，实际上，认知技能对经济长期增长有重大影响。从国际测试学生成绩来看，拉丁美洲排名几乎垫底。那什么可以带来成绩的提升呢？其实并不是简单地增加教育资源和支出，最有效的政策是建立关注学生成绩的激励政策。

最近，由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引发了各界关于中国农村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的思考。

我们从书中节选了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包含了学前教育、教育分级，以及职业教育。

一些研究结论，值得思考。

以下为书摘内容：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忽略经济中最没有技术的人。当低技能跨代传递时，也就是说，如果教育程度不高的父母其孩子的教育程度也往往较低的话，对创造平等机会的关注就会被放大。大多数政策讨论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大量低技能人口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收入和福利的分布。事实上，虽然并不确凿，但一些证据已显示技能的较大差异会导致收入的较大差异。

查阅现有的证据，至少有三个政策已显示出对教育公平产生了重大影响： 针对儿童早期教育的政策、学校分级的年龄和课程类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这里，我们简要地依次进行讨论。政策的讨论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处理公平问题是否会导致整体成绩水平——因此也是整体长期经济福利——的权衡取舍。总体而言， 技能提升是否存在权衡取舍并没有很好的证据， 但我们可以在这三个讨论的政策中得出一些明确的结论。

早期儿童教育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正规教育之前处于性格形成期的学习对于最终的学术成绩非常重要。因此， 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成绩不仅与学校系统的特征有关，还与学前教育有关。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中，在相关国际数据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相关关系的存在。

在美国， 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国家，早期教育的质量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高收入家庭，不论是通过家庭教育还是正规学前教育， 他们的孩子都比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入学准备得更好。因此，学前教育项目的可获得性通过影响较贫困家庭子女的入学准备程度而直接影响教育公平性。本着这一精神，国际数据显示，高中教育——测量显示社会经济背景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联较弱——的公平性与一国学前教育周期的持续时间和学前班招生正相关（超出初始阈值60%左右）。

正如詹姆斯·赫克曼所指出的，学前教育和学前准备的关系是：学习促进学习。换句话说，如果孩子做了充分的入学准备，他们将会在在校时间里获得更多的知识。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广泛的学前教育既可以服务于公平目标，让贫困学生获得更好的入学准备，又可以同时服务于知识生产的总体目标。因此，实现公平目标，特别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学前教育，将能够为人们补充更多的认知技能。这不是一个权衡取舍，而是一种强化。

分级

教育系统涉及学生成绩公平性的另一个制度特征是分级。这里分级是指根据（表观） 成绩将学生分成不同层次，安排到不同类型的学校。除了被称为分级，这样的学校安置政策也被称为分流、能力分组，或选择性（相对于综合性）教育。

从理论上说， 教育分级的作用是有争议的。根据假定的同伴效应性质，通过课程聚焦与合适的进度安排，同质的班级可能会使所有学生的学习状况达到最优，不过，如果弱势组学生过早地与更好的学生分开，他们的情况也可能会系统性变差。

在第一次将孩子分级到不同类型学校的年龄方面，各个国家差别很大。在大多数OECD国家，分级发生在15岁或16岁，9年级或10年级之前没有分级。相反，如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在10岁时就进行了分级。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分级得越早，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就越大，仅仅是因为按照成绩高低进行分级时的年龄不同，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相对于在学校的时间也会发生变化。本着这一精神，瑞典和芬兰分级改革的证据，以及荷兰和德国的其他证据表明， 推迟分级可以提高公平性，并且在平均成绩水平上不会显著产生逆效应。

非常相似的结果出现在跨国分析中，这些结果表明，年龄较小就分级会导致学生成绩不公平性增加。虽然成绩水平的结果尚不清楚，但没有证据表明年龄较小就分级会提高成绩。相反，一些证据表明年龄较小就分级会对平均成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结论甚至在分布的顶端也成立。而且，从整个OECD国家看，家庭对成绩和收入影响的研究表明，推迟分级年龄会减轻家庭对学生成绩和后续收益的影响。因此，分级影响的国家和国际证据再一次显示，公平和较高的总体成绩水平之间不存在权衡取舍。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课程

这里讨论的第三个政策问题是，课程应该更倾向于以通识和学术为导向，还是更倾向于以职业和特定工作所需技能为导向。关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主题很少与公平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但我们认为这些联系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从理论上讲，课程的主题与分级年龄的主题完全不同：年龄较小和年龄较大的分级都可以包括不同节奏的通识课程或是通识和职业课程的差异。在实践中，真正的职业课程通常在10年级或11年级之前不会被推出，所以课程重点与4年级到10年级间初中学校体系是否分级完全无关。然而，在实践中，两者往往是相互联系的， 因为不同的学校能有效地提供不同的课程内容和课程广度。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在关注年轻工人从学校到工作过渡的难易程度。青年失业率总是超过整个经济的失业率水平，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应对这些过渡问题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方式是通过职业教育项目和公司实习将学生更紧密地与工作结合起来。此外，在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通过提供年轻人即时需要的技能，使青年人能够在现代生产中为就业做好准备。

实际上，很多国家在向工作过渡的重点上采取了有根本性差异的教育结构。例如，美国基本上消除了中学教育中职业教育的单独分类，这是基于一个隐性的观点，即特定的技能过时太快，需要培养人们适应新技术的能力。然而，以德国“双元制” 为代表的许多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学教育中就提供了广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有时通过实习直接进入产业中去。

这些不同的观点认为，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可能存在权衡：由职业教育得到的技能可能有利于进入劳动力市场，但这些劳动力日后却可能以更快的速度被时代淘汰。目前，关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大多数争论都是关注职业教育是否能够有效促进青年人从学校向工作过渡， 但要说职业教育比学历教育在促进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方面更有优势，现有研究并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哪怕是在最初进入阶段，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快速的技术和结构变化如果导致工人掌握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下降，那么这些人在较大年龄时就业或是再就业可能更加困难。事实上，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如果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很难适应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的技术变化，那么在一生的后期可能会遭受就业上的明确损失。

由于职业培训往往倾向于迎合成就谱中的低端人群，这将会带来对公平的长期影响的进一步担心。此外，从跨代的角度来看——可能部分与较小年龄分级有关——教育类型通常与家庭背景有关：来自较贫困家庭的孩子往往最终选择职业课程， 来自较富裕家庭的孩子往往选择通识课程。

这一劳动力市场的争论与克鲁格和库玛（Krueger and Kumar，2004a，b）的宏观经济视角是相关的， 他们认为， 倾向于发展职业教育而不是通识教育， 可能是导致欧洲和美国之间增长率差异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认为， 在技术和结构快速变化的经济中，特定的职业技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变得过时，安排更多职业课程而非通识课程，可能不会提高增长速度。在这样的环境中，依旧注重基础性普遍技能并不代表着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权衡；相反，当课程规模适度时， 从长远来看公平和增长目标之间存在互补性。

[以上内容节选自《国家的知识资本》（2017年8月，中信出版社）。 澎湃新闻实习生张嘉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