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的小说影视化真的成功吗？

相信经过近一周的狂轰滥炸，看官们即使平日不读书，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这个名字也不会陌生了。和他同为英国“移民三雄”的拉什迪和奈保尔（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文坛三巨头”麦克尤恩、巴恩斯、艾米斯，前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莫迪亚诺、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些当代文学爱好者如数家珍的名字里，要找出比石黑一雄对广大群众更“友好”的，恐怕只有去年的鲍勃·迪伦了。乐迷石黑一雄不仅写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2007年他还给《电车上的早餐》(Breakfast on the Morning Tram)写歌词，彼时Stacey Kent刚刚签约顶级爵士厂牌bluenote，后来《电车上的早餐》成了当年很多人心中的格莱美遗珠，登上金唱片历史，Stacey Kent成为世界一流的爵士歌手。而依然被许多人视为世界电影最高殿堂的戛纳电影节，在1994年就邀请影迷石黑一雄出任了评委会成员，同席的还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凯瑟琳·德纳芙，当年的金棕榈颁给了《低俗小说》。

石黑一雄和电影的交情远不止于此：与导演詹姆斯·伊沃里合作的《告别有情天》（原著《长日留痕》获布克奖，电影获八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和《伯爵夫人》（出任编剧，灵感部分来源于他2000年的小说《上海孤儿》），两次影视化的《别让我走》（2010年英国电影，2016年日本电视剧）。频频在大众面前曝光的小说家石黑一雄，影迷兼编剧石黑一雄，他的小说真的更易读，更易影视化吗？恐怕不然。反而，大胆地说，前文提到的几部电影恐怕都只能称为平庸之作，显然这和原作的文学气质有直接关系。表面上看，《告别有情天》和《伯爵夫人》似乎与《唐顿庄园》同一队列，《别让我走》也是时下热门的科幻题材，但想看英国贵族狗血八卦和看惯了R级硬核科幻的观众必定要坐不住。披着速食时代观众容易误认的重口味外衣，石黑一雄读起来却是清汤，连鸳鸯锅或都接受不了的读者只好另寻店家。

有趣的是，上文提到与石黑一雄两度合作的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却有不少成功的文学改编经验（这恰恰反证了上文所述），和著名英国作家E.M.福斯特合作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莫里斯》，以及近期全球观众都在翘首以待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都由小说改编而来，尤其是《莫里斯》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都是影迷心中的同性爱情佳作。相似例子还有很多，前文所提“英国文坛三巨头”中作品影视化最多，获得六次布克奖提名一次获奖（1998年《阿姆斯特丹》获奖）的伊恩·麦克尤恩，最受欢迎的电影却是《赎罪》，这没有问题，人们为其中生死相隔的宿命爱情所打动，记得凯拉·奈特莉一袭绿裙，但对“赎罪“真正主角布里奥妮的道德审判却从未停止，这不是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愿意看到的。同为“三巨头”之一的朱利安·巴恩斯，2017年获布克奖的小说《终结的感觉》，其同名改编电影比起原著可算是无人问津。

文学为电影输送原料的历史漫长，近来炙手可热的IP开发热潮也可算是一个变种。1986年，由四部文学作品联合改编而成的《走出非洲》在奥斯卡金像奖上得到十一项提名，七项获奖。那是供好奇的西方世界对异域风情管中窥豹的风光科普片，同时也是美国人爱看的那种史诗规模的爱情故事，谁也不耽误谁，这是《走出非洲》成功的重要原因。让两者融于一部电影中的黏合剂，是原著小说中层层细节铺垫托起的人文精神，换句话说，是一种“想法”甚至可说是“概念”，而非具体的字句。

和它的衍生产品不同，文学不向往占领世界的远大前程，从文字语言到以镜头语言为主的多媒体语言的“翻译”过程已教人不堪其苦，任何一场成功的文学影视化都不会是原著逐字逐句的“翻译”，也几乎没有文学改编电影会这么做，然而除了明显行不通的简单粗暴法，如何符合热门原著读者的期待，如何让角落积灰的文字在镜头下面目一新，比起这些观众导向性的简单目标，创作者角度地看，如何轻松地游离于两个系统之间，情节和结构不论整饬或是零碎，顺利还是跳跃，都因这件作品的制造者时刻都手握着权力，而不被强大的语言挟持、架空，也许重要得多。

无法否认的是许多文学作品中令一部分读者昏昏欲睡的风光描写，置换成影像后占了视觉上的便宜，《走出非洲》是如此，同样取景于肯尼亚的《不朽的园丁》也因此更加讨人喜欢。《不朽的园丁》改编自英国著名间谍作家约翰·勒·卡雷同名小说，想靠古典叙事加上一点非洲风光喂饱2005年的观众，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勒卡雷的小说是影视改编的宠儿，上世纪80年代由他最为著名的“史迈利三部曲”中的《史迈利的人马》和《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改编的同名电视剧，2011年《锅匠》又被改编为卡司阵容华丽、备受关注的同名电影，以及同样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天才演员菲利普·塞默·霍夫曼遗作《最高通缉犯》（2014）等等，都比《不朽的园丁》受到更多瞩目，但不妨碍《不朽的园丁》成为勒卡雷作品改编的电影中最兼具文学性和电影性的。和《走出非洲》的相似思路——风光的表现上，航拍和手持结合，后期调色出挑；故事不仅先天上有勒卡雷保驾护航，命悬一线的紧迫感和爱情的缠绵感从始至终并行，非线性叙事锦上添花。文学改编电影方面，《不朽的园丁》是远被低估的优秀范本。

美国从早期《飘》《走出非洲》《廊桥遗梦》到后来的尼古拉斯·斯帕克斯（《恋恋笔记本》《初恋的回忆》《分手信》）和斯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赎》《危情十日》《闪灵》）风潮；日本以东野圭吾（日本推理小说“三冠王”，《嫌疑人X的献身》获直木奖）、宫部美雪（《理由》获直木奖）、三浦紫苑（《多田便利屋》获直木奖，后有《编舟记》《哪啊哪啊神去村》等小说影视化）、冲田修一（《公园生活》获芥川奖，后有《横道世之介》等小说影视化）为代表，直木奖和芥川奖是当代日本文学改编电影重镇。这些电影成为”爆款“的背后，都有易于改编的原著基础——庞大的历史背景、抓人的戏剧性情节等，“易于影视化”不是文学负面的标签，但由于篇幅限制，此类作品暂按下不谈。

在文学性相对较强的作品范围内寻找成功影视化的例子时，我们会发现它们中有许多都以人物关系为故事核心，无妨悲喜，故事的情感浓度如果有一条轴线，它们必然处于边缘的两端，是浓烈的，是暴戾的，是叫人无法不动容的。石黑一雄的文学难以成功影视化，原因在于当看似繁复的故事背景先入为主地吸引了观众注意，以镜头语言本就难以表现，并且，诚实地说吧，对大部分观众吸引力的确有限的故事核心只能成了路人甲，细节被忽视，思辨时间被压缩，影视化也就失败了一半。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物哀”（物の哀れ／mono no aware）的文学理念，大意为“真情流露”，身体流淌大和民族血液的石黑一雄可说是它的贯彻者。在石黑一雄屈指可数的小说作品中，感情的埋伏总是被举重若轻地布下，从一而终的草蛇灰线，无疾而终的忧郁属性宣告失效，“物哀”便是人物一体，明白自己的情致，没有终结便是终结。他的小说是狡猾的海市蜃楼，水月镜花，快消后现代的子民无暇丈量混沌的万水千山，亦无可厚非。可出卖的感情有那么多样子，偏偏在高效讨得消费者芳心钱包这一点上折戟沉沙，实属无可慰藉。

被“维斯康蒂化”的《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意识流的《情人》（杜拉斯）、舍弃了政治观点的《单身男子》（伊舍伍德），前者是大师恣意，后两者多数人看进眼的还是情爱挑拨。它们的成功不是文学改编的成功，论功行赏时，文学性只能尴尬地站在队列之末，此时图像语言的功能竟被文字语言吊打，大量固定于文字中的细节在一闪即过的影像中无奈流失。一个有趣的实验是：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里德在2010年获柯斯达文学奖“年度代表作”奖的叙事诗《午宴之歌》同年被改编成50分钟的短片，男女两名角色，大量跟拍近景长镜头和从头至尾的心理活动旁白组成了全片，这样的影像似乎相对完成了文学性的完整搬运，影像的意义却几乎曝尸荒野。文学和电影，各自决定了踽踽独行才是彼此最好的姿态，当它们骄傲的真理狭路相逢，如何建造完美结局，依然是个令世界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