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性质与气质②｜理解城市

拥有财富高密度的消费城市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几乎都是“消费城市”。按照韦伯的分析研究，消费城市聚集的是为数众多的“坐食者”，这些坐食者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消费支出来源于税收的君侯与政府官员；消费支出来源于信徒进贡或者教会“什一税”的神职人员；消费支出来源于地租收入的庄园主或贵族。   

消费城市需要劳动大众为这些坐食者提供各种各样的消费服务，但并不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消费。比如，在这些消费城市中可以有宫廷乐师和室内乐，但不会有中产阶级也可以享受的音乐厅和交响乐，更谈不上平民百姓也可以参与的露天广场音乐会。由于缺乏大众消费而形成的消费规模，就连乐师本身也是需要皇室与贵族的包养才能够生存的依附者，而不能成为独立的音乐家。同理，各种各样的艺术家所能够“享受”的待遇大概也就如此这般。“消费城市”为何不能产生大众消费呢？因为大众消费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如果说坐食者的消费主要来源于权力（君候靠世俗权力、神职人员靠宗教权力）和土地（贵族），那么中产阶级的崛起依靠的是资本。然而，在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城市并没有能力聚集资本要素，所以也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推动大众消费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不仅如此，在没有中产阶级的、坐食者为主的消费城市里，社会结构是等级制的，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巴黎，就存在着由神职人员、君候贵族、以及为这些坐食者提供服务的三个等级。

坐食者的消费普遍具有如下特征，那就是追求奢侈。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对奢侈做了以下定义：过量的挥霍；追求品质。这个定义既包含了数量概念，也包含了质量概念。而且，从效用递减律的角度来看，奢侈的质量概念显然要比数量概念来得更加重要，因为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对消费质量的追求可以是无止境的，这不仅是因为质量是效用递增的，而且还因为高质量的消费总是稀缺的，它不是受制于高质量物品的稀少，就是受制于可供高质量消费的金钱的稀缺。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发生的。就像桑巴特所分析的那样，任何使眼、鼻、舌、身愉悦的东西都趋向于在日常用品中找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奢侈不是静态的，而是可以动态演化的。奢侈动态演化的推动力又从何而来呢？凡勃伦在《有闲阶级》一书中的分析是，奢侈的推动力来自于有闲阶级、也就是韦伯所讲的坐食者的“出人头地的冲动”。为了出人头地、满足对优越地位和权力的渴求，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已经存在的奢侈，如果还想要保持对后来者的优势，那就必须寻找能够为满足出人头地的冲动提供新手段的新奢侈。

在奢侈性消费动态演化的过程中，除了奢侈的总量与规模变化之外，还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首先与女性有关，因为女性的审美能力天然要强于男性，其根源当然在于女人天然爱美。如果说男性的奢侈更多地表现为数量上的挥霍，那么女性的奢侈则更多地表现为质量上的审美。因此，一旦女性登上历史舞台，以审美为核心的奢侈消费便逐步成为消费性城市的主流。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便出现了对女性的崇拜，于是欧洲的消费性城市便不断崛起。比如巴黎能够成为欧洲的一个主要的消费性城市，就离不开路易王朝的奢侈性消费，在桑巴特的笔下，路易十四的每一次爱情就是开始一次新的、超越过去的奢侈消费的信号。相反，在那些鄙视女性、要求女性戴上面纱而不能展示和追求审美的伊斯兰教国家，虽有男人尽情挥霍的奢侈，但却没有追求质量的审美奢侈。从而导致其城市发展处在静止状态。

奢侈性消费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还与审美竞争有关。在欧洲工业革命前的消费性城市里，审美竞争是通过三个“平台”展开的。这三个平台分别是：宫殿、教堂、以及贵族的豪宅。在欧洲所有消费性城市里，一旦要建造这些奢侈的建筑物，整个欧洲的艺术就会如潮水般地向这三个平台涌来，全欧洲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们相互竞争，提供最具竞争力的设想、设计、艺术、工艺、雕塑、绘画，等等。竞争的结果便是审美境界的不断提升，于是就有了达芬奇的佛罗伦萨、提香的威尼斯、以及印象派的巴黎。并形成了区分不同时代的四种风格及其溶合：哥特式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以及洛可可风格。

对于奢侈消费，人们当然可以从道德上加以谴责，而且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讲，奢侈消费大都也是属于非理性的。但是，就像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少数人的“恶行”有可能成为他人的福利之源，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源泉。进一步而言，即使是奢侈，也要比懒惰和闲散更好，所以，单纯从道德立场来批评奢侈消费，可能会把问题带进一条死胡同。相反，若是站在斯密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奢侈对于国家的繁荣不仅是有益的，而且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其最终将以对工业刺激作用而造福于集体。它可能是多余的，但却是很有必要的。若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来讲，就像桑巴特所分析的那样，奢侈消费就是那枚射向资本主义的丘比特之箭。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人民有权力“奢侈”，因为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然国家不能“奢侈”，因为国家花的是他人的钱，国家一旦“奢侈”，民众势必走向贫困。

拥有商品高密度的商人城市

在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世界主要地区还出现过被韦伯称之为“商人城市”的城市。如曾经著称于世的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法国的马赛，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比利时的布鲁日，中国的泉州和敦煌等。

商人的城市是在贸易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商人城市的兴衰取决于贸易路线的变化。比如，从1495年的远洋开始，地中海的贸易就逐渐走向衰落，于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作为地中海贸易中心的地位也就随着内海贸易被远洋贸易的替代而走向消逝。由于贸易，从而是商品和商人不再在这些城市规模集聚，它们作为商人城市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根基。再如中国的泉州与敦煌这样的商人城市，则因为中国明朝采取闭关自守的国策而导致其走向衰败。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从事远洋贸易的商人城市的崛起，它们大都位于面临大海大洋的深水港。当然也有少数例外，那就是为贸易活动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们规模集聚的商人城市。由于它们的交易对象不是商品，而是货币，故而其选址就主要取决于文化的宽容、交通的便利、以及生活的舒适等因素，在这个领域中的佼佼者当属美第奇家族居住和控制的佛罗伦萨。

商人的城市当然也会产生密度较高的消费，但商人的消费显然要比坐食者节制得多，他们会把更多的金钱投向生意，以及与生意有关的信用。比如，居住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为了让自己的商业和金融活动在道德上合法，并在市场中建立信用，便掷重金，以不懈的努力，在击溃旧贵族多次阻扰与破坏的情况下建造了闻名世界的百花大教堂。在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唐宋两代，也有不少的商人在敦煌投巨资于莫高窟，以建立自己的商业信用，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也是一种善行。

拥有资本高密度的生产者城市

不管是以坐食者为主的消费者城市，还是以贸易为基础的商人城市，最后都被工业化时代的新兴城市所替代。消费者城市积聚起来的是金钱，商人的城市集聚起来的主要是商品。但是，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积聚起来的则是创造财富和商品的生产力，而且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农耕社会的生产力，他既不是劳动，也不是土地，而是资本。如果在某个特定空间可以把现代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资本加以规模集聚，并用于工业制造，那么该特定空间就有可能成为韦伯所定义的“生产者城市”。

资本密度高的生产者城市有两个基本特征：静态“竞次”；动态“流动”（空间转移）。

从静态角度来看，资本高密度的生产者城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而制造业属于“竞次产业”，即追求低成本生产地是其内生性的需求，这就决定了制造业为主的生产者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会受到“竞次”规则的约束而难以提高，从而限制了其消费水平和产业外溢的能力（通过收入提高、增加消费种类而提高对其他产业之产品的需求），以致可以这样说，生产者城市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产业园区”，它依靠非本地市场需求才能生存与发展，并与其他生产者城市处在激烈的“竞次”竞争中。

再从动态角度来看，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者城市具有非常明显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主要来自于其所拥有的制造业具有很高的“流动性”（迁移至成本更低的其他城市）和“周期性”（创新所导致的新旧产业的替代）。英国的格拉斯哥曾经是英国工业化时代一个令人十分骄傲的城市，但是因为其产业结构单一，几乎是一个纯粹以造船业为主的生产者城市，当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后，以更低的成本和更为先进的技术来制造现代巨型运输船舶的时候，格拉斯哥的造船业便开始走向衰落，由于造船业是格拉斯哥唯一的产业，造船业的衰落便是城市的衰落。同样的情况也先后发生在美国的底特律和东北部的铁锈地带，以及中国东北地区为数不少的生产者城市（当然也包括一些纯粹的资源型城市）。它们或者因为生产成本与制度成本过高、或者是因为其制造业过于传统，而被低成本或者新兴产业规模集聚的城市所替代。前者可以理解为“流动性”效应作用的结果，后者可以理解为“周期性”效应作用的结果。

生产者城市的“竞次”原则和脆弱性压制了工资的上涨，从而使得生产者城市成为收入相对较低的城市。这反过来又构成生产者城市走向多元化发展的制约。所以，世界上的生产者城市能够成功实现城市转型的为数甚少。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一个主导产业的消失会给生产者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伴随着工业消亡而来的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失败，而且也是城市的失败。由此可见，生产者城市虽能实现要素集聚，但却难以实现积累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拥有知识高密度的科技城市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又出现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要素规模集聚的“科技城市”。这些被称为现代明星城市的城市，以“大学城”或者“世界级科技中心”为核心，周边聚集了高技能的劳动力，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而在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中，接受过博士教育的又非常集中。加州硅谷（以信息产业为主）、波士顿（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主）是当代科技城市中的佼佼者。它们就像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所分析的那样，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今天的繁荣景象，是因为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汇集在了同一个环境中，并使他们能够相互交流。

科技城市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发展服从“竞优规则”；知识密度比人口密度更为重要；溢出效应大于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成功证明：“小的是美好的”，或者换句话来说：“小的必须是美好的”。

如果说生产者城市是“竞次”的，那么科技城市则是“竞优”的。所谓“竞优”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接近知识生产中心，比如大学和科技研发中心；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实现知识和人力资本的规模集聚。上述加州硅谷和波士顿这两个世界著名的科技城市，就分别坐落在斯坦福、UC伯克利、哈佛和麻省理工这些世界最优秀的大学附近。由此可见，科技城市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低成本，而是优质的人力资本和优秀的知识生产中心。

科技城市的城市密度主要不是人口密度，而是知识的密度。知识密度首先源于人才与生产知识的大学与研究中心的规模集聚，存量知识的规模集聚非常重要，因为存量知识越多、流量知识创新就会变得越容易，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存量知识的重新组合而已。知识密度还来源于通过交流和反复的人际沟通才能实现的知识累积和创造，由此产生的新知识既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机构，它属于一种社会资本，并对人力资本和知识生产中心规模集聚具有高度的环境依赖性。这或许可以定义为知识创造的加速原理或者“肩膀效应”，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便可采摘到更多的科技与发明之果。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知识生产的加速度，才使得科技城市的知识要素要比生产者城市密集的多，而且城市本身的知识密集度也远比人口的密度重要的多。

由知识要素密集造成的近距离传播，决定了科技城市的溢出效应要大于规模经济效应。经济规模效应带来的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范围的扩张与分工的深化，或者是如同马歇尔所说的为正的外部性，即“范围经济”，这些都是生产者城市的优势所在。但科技城市的优势则在于其巨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原因就在于知识的排他性天然要弱于一般的商品与资本。因为知识的排他性相对较弱，故而可以被他人共享，这意味着知识不会因为他人的使用而减少自己的使用机会。此外知识也不会在使用中产生损耗，反而会因为使用而导致新知识的产生。当人们可以借助于知识的传播、通过借用他人的知识、并与自己知识加以重新组合之后，新的知识也就随之产生了。当这种新的知识再次加以传播时，便会产生知识创新的乘数效应。其后果是，要么使得工作者的技能水平更高，要么使得创业者的生产率更高，或者是运用新知识来开展从来没有过的发明和技术创新。因为有了溢出效应，我们就可以在科技城市中看到一种貌似相悖的现象：即使因为知识外溢而导致每家公司都将面临收益递减的问题，但是就科技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其回报却是递增的，不管是在行业层面、还是在城市层面，都是如此。这可能是科技城市之所以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的原因所在。从科技城市的溢出效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在科技城市中：因为居住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是高的，故而个人的生产率是高的，而且不受报酬递减率的影响，在生产者城市中，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会发生报酬递减的现象，但在硅谷这样的科技城市中，高技能人才数量的增加，依然能够导致收入的大幅增加，因为他们能够通过知识交流和创新而大幅提高生产率、实现报酬递增；企业的回报率是不确定的，因为有溢出效应的存在，在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下，企业为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加强创新活动、增加创新的投入，以致可以这样说，在有市场竞争的情况下，知识溢出可能会成为创新的一种激励；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是富有的，这是因为科技城市既可从居民很高的生产率中获益，也可以从科技创新企业的每一项巨大的创新投资中获益。

毫无疑问，与生产者城市相比，科技城市是富有的，因为科技城市是竞优的，聚集起来的要素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要素，故而其生产率是高的，生产率决定工资率，人力资本所带来的高的生产率必能获得高的工资率。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城市的主要发展动力来源于知识创新和发明创造，知识和发明除了少数公理性的，大都可以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归发明创造者所有，于是，在科技城市中，为数不少的发明创造者借助于知识产权所能获得收益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薪酬（工资），而是资产权益（股权），这是导致科技城市的居民收入要远远高于生产者城市的居民收入的原因所在。由此造成的人们收入之间的差距与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无关，因为知识产权收益与劳动收入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收入，它们不能通约，从而进行数量多少的比较，进而得出收入分配不公的结论。

拥有高密度文化的国际大都市

不管是生产者城市还是科技城市，它们的特征是过于专业化。虽然这两种城市有“竞次”和“竞优”的区别，但是比较单一的经济结构，还是限制了城市发展的规模与边界。今天世界上表现最出色的则是那些综合性的、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这类城市区别于其他各种城市的根本特征是具有极高的“文化密度”，从而拥有了规模集聚“全要素”与“全员”的能力，正是因为具有集聚全要素与全员的能力，故而成为世界的“头部城市”。

在国际大都市的形成过程中，地理因素当然很重要，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决定什么样的城市可以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各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就像戴维·S·兰德斯所发现的那样，倘若我们从经济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文化几乎造就了所有的差异。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呢？按照托马斯·索维尔的定义，文化不仅包含习俗、价值观和观念，而且还包括技能和天赋，后两者被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力资本。根据这个定义，文化不仅是人们行为的一种准则，比如是依照习俗、还是依照价值观、或者是依照某种观念，文化还是一种人的行为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是天赋的，也可以是通过教育或者各种社会的、经济的、科学的实践而形成。

既然国际大都市都是文化高密度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定义文化的密度呢？在这里不妨借用一下索维尔的“文化域”这个概念。什么是文化域？索维尔的定义是：在某种特定人群的文化中，包含了所少知识，容纳了多少种次元文化。从这个定义来看，文化域涉及到群体内的容量与群体间的交流和包容两个方面。

从群体内来看，文化域的大小，是由文化所包含的知识多少与作用领域的多少所决定的。文化可以通过习俗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可以通过价值观（判断是非做出选择）和观念（已经形成无须再作选择的思想意识）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文化可以通过信仰来激发人们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信仰，它让人们创造财富的行为变得高尚，契约精神也是一种信仰，它让人们自我约束，工匠精神也是一种信仰，它让人们追求完美；文化是一种品质，它鼓励人们诚实、敬业、恪敬操守、尽职尽责；文化是一种能力，能力可以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天赋，能力也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而获得；文化是一种享受，它通过人们的眼、耳、鼻、舌与身体去获得美感。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群体、城市或者民族都会拥有如此强大的文化域，文化域是否强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分析：第一，文化的作用领域是否全面。比如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通常没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契约精神和工匠精神，也没有先进的教育来提升人们的能力，更没有旨在提升生活质量的审美能力；第二，有些文化作用的领域可以是推动社会和文明发展的，也可能是阻碍社会和文明发展的。特别是作为文化之核心要素的价值观和观念，它们可以是促进社会进步、推动文明发展的，也可以是妨碍社会发展制约文明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价值观与观念都不是中性的。因为有以上两个方面的区别，从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城市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密度是非常不同和高度差异的。

走出某个特定的群体、城市或者民族与国家文化边界，那么文化域的差别又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是单一文化还是多元文化（这是一种文化开放的状态）？是文化孤立还是文化溶合（这是一种文化开放的立场）？是文化排斥还是文化交流（这是一种文化开放的行为）？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群体、城市、民族和国家，一旦走出自己的文化边界都将面临以上这些基本的选择。这种选择有时会面临客观的地理环境的约束，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由群体、城市、民族和国家的领袖与知识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概括地讲，地理环境封闭、经济发展落后、思想保守的群体、城市、民族和国家的领袖与知识精英们通常都会做出限制文化域发展的选择。文化多元、与其他文化溶合、以及与其他文化交流都会扩大文化域、提升文化的密度。反之，则相反。

当然，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域中，假如元文化是压制次元文化的，则有可能降低文化密度；在文化开放与溶合的过程中，是皈依还是组合创新，则对文化域的发展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皈依会导致文化域的收缩，创新才能带来文化域的发展，进而提高文化的密度；在文化开放与交流的过程中，是改变习俗还是改变价值观和前定的观念，是接受先进的群体、城市、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还是接受落后群体、城市、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其对文化域的发展和文化密度的提升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

单一文化带来的通常都是发展的静止。允许多种文化同时并存才能造就一种文化发展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等于民族的多样性，民族的多样性可以带来发展已被证伪，只有文化的多元化才能带来发展。这就像知识和技术创新一样，多元文化相互之间的竞合可以产生新的文化，在扩张文化域的同时，提升文化的密度。印度因民族多元而造成的多种宗教和种姓制度的并存造成很高的社会整合成本，民族与宗教（作为信仰的宗教和作为知识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知识是可以沟通的，宗教信仰是不能融合的）之间的冲突、再加上种姓制度造成的人际隔离，导致其经济、社会和文明的发展非常缓慢。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但其文化域并不大、文化视野也不够宽广，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是一元的，这对民族统一有好处，但对文化发展却十分不利，因为文化单一会导致文化创新的环境缺失。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但历代皇朝的统治者却不允许多元文化的存在，自汉独尊儒学以来，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民族、或哪种文明（农耕的还是游牧的），凡是想要成为中国人，并在中国的核心区域定居，就必须在文化上皈依儒家文化。

文化孤立与地理隔绝带来的影响类似，国家或者整个文明将更难同步于其他地区的进步。相对而言，地理的约束是比较容易突破的，但要突破文化的约束则很难，因为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观念与认同的问题。地理决定论已被证明是错的，而文化决定论则基本正确。二战结束之后的马歇尔计划为何在欧洲成功，在第三世界则屡遭失败，因为文化不同。托马斯·索维尔在批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时，强调指出，该书拒绝承认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一大败笔，与此相反，索维尔认为从英格兰继承的文化才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曾经是英格兰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殖民地时代到来以前，为何上述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明都未能得到发展，因为那些地区的土著文化都是孤立的。这种孤立或者是因为地理因素所致，但更多的还是取决于土著文化的孤立主义立场，力求文化的原生状态。这种做法对历史学家有意义，但对那些文化群体的发展来说则是一种灾难。

由于人们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文明发展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人们所处的文化世界也不同，或广阔，或狭窄，或扩大了群体的文化视野，或限制着群体的文化发展。正因为不同群体、城市、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是不同的，所以，通过文化交流是可以获得更大文化视野的，这意味着能够与其他文化更多地交流，将是一种巨大的文化优势。托马斯·索维尔从地理环境的比较中找到了欧洲不同地区的文化为何是不同的原因：西欧的河流都通向海洋，比如莱茵河、易北河等都流向大西洋，故而拥有开放的文化；东欧的河流都流向内海，比如多瑙河、顿河、第聂伯河等都流入黑海，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故而形成了比较内卷的文化；南欧的河流很少，故而导致其文化比较闭塞。欧洲的文化差别是如此巨大，以致影响了欧洲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是，因为欧洲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才使得各个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不至于到了完全无法融合的地步。

如果再把目光从欧洲转向亚洲，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日本在亚洲获得的优势就是在于其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最初是被迫的，但后来则变成主动开放）。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非洲，殖民地时代到来以前，北非发展要比沙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要好，因为地理邻近产生的引力导致它与欧洲文化有较多的交流机会。但是在殖民地时代以后，由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南部非洲也有了惊人的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南非等国。如果进一步追溯到古代社会，那么仍然可以看到文化开放与交流对于文化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作用是其他因素所不能替代的，比如古希腊相对于古代英国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就是来源于古希腊要比古代英国与中东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更多的接触。通过文化开放、接触和交流带来的结果当然是文化的发展，于是文化视野会变得宽广，文化会变成多元，文化域会扩张，文化的密度也会随之提升。

综合以上各点，可以确定，文化域的大小与文化密度的强弱是由文化的多元化、可溶合和可交流所决定的。文化的多元化、可溶合和可交流归根到底都取决于文化的开放度。但是，通过文化开放实现文化的变革和进步主要靠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历史的经验表明，外来者试图改变当地文化的做法基本上是一部失败史。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文化的对外开放呢？索维尔的发现是：吸收先进群体的文化对于族群领袖是明显的威胁，所以拒绝接受先进文化的，首先是落后群体的中的领袖人物，然后是这些群体中拥有知识的人物，因为他们所掌握的落后知识有可能被淘汰或者被沉没。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世界上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落后群体在接受外来文化时都会面临重重的障碍。

在对文化的密度做了以上的分析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国际大都市为何会成为文明发展的先锋，经济增长的中心，以及实现个人自我价值最优的地方。因为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密度最高，它不仅要高于其他各种类型的城市，也要高于一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他城市可能会有较高的财富集聚的密度、商品集聚的密度或者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集聚的密度，但大都缺乏较高的文化密度。

为什么只有国际大都市才会形成较高的文化密度呢？因为国际大都市本身就是文化开放和交流的产物。今天世界上的那些国际大都市，在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致都有以下这些共同特征：世界文化的汇聚地；世界移民的集聚地；它们虽然位于本土，但它们首先是属于世界的。以上这些特征导致其文化多元，并且要比其他类型的城市拥有更加开放的文化，以及与其他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和更为频繁的交流。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密度为何不仅会高于其他类型的城市，而且也必定会高于其所在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纽约到伦敦、从巴黎到罗马、从香港到上海，无不如此。

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密度来自于多元、可溶合、可交流，由此造成的宽广的文化域，使得国际大都市具备了其他类型的城市所不具有的文化气质。从文化习俗到价值观和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传统的变成了现代的，农耕的变成了工业化的，乡村的变成了城市化的。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人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和契约精神先后登场，人们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了在国际大都市中谋生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并能通过自己的诚实和努力的工作而获得了享受城市美好生活的收入，然后通过他们的眼、耳、鼻、舌与身体去获得各种各样的美感，这些美感来自于精心设计的城市街道与建筑，各种各样的艺术展览，百听不厌的音乐、歌剧与戏剧，世界美食、香味扑鼻的咖啡馆和创业酒吧，以及健身体育等等，当然还有消费购物。如此丰富而又有趣的生活构成世界强大的引力，吸引着企业家、创业者、金融家、科学家、艺术家、消费者和旅行者的规模集聚。这种集聚是世界性的、全要素的和全员的，于是，就让这些城市在全球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其他城市无法与之竞争的国际大都市。

（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