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滨屹立东南冠︱纪赟:域外文献中的复旦大学

王启元/整理 纪赟/审定

2022-05-27 10: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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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复旦大学迁校江湾永久校址一百周年及复旦功勋校长李登辉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召集海内外多位专家,于2022年5月6日举办了线上讲谈会《“沪滨屹立东南冠”: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研讨复旦大学与近代中国的诸多话题。本文为新加坡佛学院图书馆馆长纪赟先生的发言文稿。李登辉

李登辉

我博士毕业于复旦中文系,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隋唐以前的佛教文献资料;对我而言其实对钱益民、陈以爱两位老师的研究,无论是复旦校史还是五四运动研究,都非常陌生。我对复旦的校史至少过去也知之甚少。复旦对我而言,最主要的情感联系还是系于诸位老师,尤其是我的两位导师——陈允吉与陈引驰先生(图1)。中文系是个极其温暖的大家庭,学习与研究氛围都宽松自由;一方面给我们学子提供了各种丰富的精神食粮,也经常以各种名目给穷学生们以经济资助,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图1 陈允吉与陈引驰先生

图1 陈允吉与陈引驰先生

我本来从事的是隋代以前的佛教研究,为什么会突然关注现当代问题,并且也留心一点复旦相关的资料呢?这主要是2017年秋天,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教授因为有一个增订《太虚大师全集》的研究项目,希望我能够在新加坡寻找与太虚相关的材料。此后的5年中,我在检索现代佛教文献档案的过程中,就无意中接触到了与复旦校史相关的材料。
今天讲谈会的主题是“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陈以爱老师的“东南网络”主要指中国的华南地区,我想其实可以把这个“东南”再往外拓展到东南亚,即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这是因为,下面就会介绍到,比如新加坡在上世纪上半叶与复旦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也对研究复旦的校史非常重要。并且,我还会在后面谈到,搜集复旦校史相关的档案与材料,应该把视野放宽,延伸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的复旦史料会在哪些地方出现,这主要包括报刊材料及档案材料。先说报刊材料,新加坡报刊最大的集散地有两个,第一个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中心馆,馆内有一个东南亚地区的报刊资料库。其中比较重要的馆藏有《南洋商报》(1923年起)、《星洲日报》(1929年起)等华文报纸与《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1845年起)等英文报纸。此馆提供一部分报纸的线上阅读与全部内容的缩微胶卷。其中缩微胶卷可以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李光前参考书图书馆”中阅读。这些华文与英文报纸馆内与网站提供内容的检索(但错误颇多)。新加坡第二个重要的报刊收藏地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图书馆。这里是东南亚最大的中文旧报刊资料库,其中主要是缩微胶卷,并且也提供不少报纸的线上阅读。这些报纸中有些极其重要,像《叻报》(1887-1932,提供原纸与缩微胶卷)、澳洲的《广益华报》(1895-1923)、美国的《中西日报》(1900-1905)、马来西亚的《槟城新报》(1895-1941)等一百余种。此馆馆藏的报纸无法提供全内容检索,且扫描不太清晰,查阅起来非常吃力。
这些旧报纸对研究复旦校史有何重要性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学界公认,李登辉校长早年的生平材料极少,但他曾经在新加坡生活过。因此在新加坡的报纸中就有关于他的珍贵记载,时间要远比其他地方所记载得更早。并且在新加坡的档案馆之中,比如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之中也存有这些与复旦早期校史相关人物的吉光片羽。
基于个人的经验,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复旦校史材料的收藏地大致会在这些地方:1、海外各国的公私中西文档案收藏:这部分内容包括,各海外学校与复旦相关的双边交往纪录、复旦学者与学生的成绩单、学籍与毕业档案、学位论文等;重要复旦相关人物的出入海关纪录;外交事务档案之中所记载的与复旦相关的活动与人物等。还包括若干学者、学术与研究机构等的私人民国档案与文献收藏;2、各国公开出版的中西文报刊、杂志、学刊等所记载的复旦相关内容:此方面材料比起第一类相对更易于获得。可以通过各国报刊资料库的检索,书报杂志等的实物翻检来加以获取;3、中西文书籍之中的复旦资料:学术研究、杂记见闻、名人传记、工具书等诸多材料之中的复旦相关材料。此类材料,也可以通过实物与线上资料库等的翻检来加以获取。
我对复旦校史材料的注意其实也与我在复旦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我虽是中文系,但较偏向文献。我们的研究径路是做一项研究之前,首先做资料长编。先把材料收集齐,并按年代先后排列完整,再从中抽绎出相关研究所需,并作进一步探讨。因此,如果我要从事校史研究,可能会按照年代先后将与复旦(学校、师生、有关系者等)相关的各类文献编成史料长编,然后再进行个案研究。
复旦相关的这些史料如何收集呢,我就以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报刊数据库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只要用繁体字的“复旦”二字搜一下,就可以看到715条相关内容(图2)。第一条就是《南洋商报》刊登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办人简照南讣告,其中提到其对复旦大学的资助。众所周知,简照南先生对复旦早期贡献颇巨,他向复旦捐了座简公堂。图2 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李光前参考书图书馆缩微胶卷阅览室与以“復旦”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

图2 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李光前参考书图书馆缩微胶卷阅览室与以“復旦”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

新加坡中文报纸中关于复旦大学最早的记录是1924年(图3),专门介绍了这所学校里面最新的情况,每个系里有多少人,系主任是谁等等,材料很丰富。为什么中文的材料是1924年才开始呢?主要是因为上世纪新加坡最重要的两份报纸——《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这两份报纸上世纪八十年代合并为现在的《联合早报》)是在此一时期方才崛起有关。其中一份为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所有,另一位拥有者为胡文虎,两人都是当时福建籍的巨富。新加坡与南洋地区,籍贯很重要,在新加坡福建籍华侨势力最为强大,我们接下来还会讲到其他跟复旦相关的福建人。这两份报纸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内容,比如李登辉校长早期的活动情况我们并不太清楚,因为他自己没有传记,只能靠很晚的回忆,因此来自新加坡报纸的史料来源就非常重要了。图3 《南洋商报》1924年4月3日载《上海复大旦学最近状况》

图3 《南洋商报》1924年4月3日载《上海复大旦学最近状况》

新加坡的报纸里面显示,李校长一直是新马地区的闻人,故而他来到新加坡的经历往往会被详细记录下来。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1924年的时候,李登辉访问新加坡,具体什么时间,住在哪里等细节,报纸上都提供了信息。
而新加坡的英文报纸对复旦的记录就更早了,比如我就发现有份名叫《马来亚论坛》(Malaya Tribune)的报纸,早在1916年就以整版原文转载的形式刊布了当时《复旦学报》(Fuh Tan Journal)中的英文文章。前面提到过李登辉校长早期的记录很少,我经过翻检就发现最早关于李校长的记录是1902年2月13日一份本地英文报纸《新加坡自由西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其中记载李校长跟以后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的言论。(图4)林文庆与李校长一样都是福建籍,也都是在新加坡受英式教育并且有留洋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自1902年起,此二人已经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就联系到了我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新加坡在复旦校史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于整个东南亚地区,复旦大学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此问题我先放一下,继续谈在台湾地区的复旦校史材料。图4《新加坡自由西报》1902年2月13日刊登李登辉校长的采访

图4《新加坡自由西报》1902年2月13日刊登李登辉校长的采访

大陆以外关于复旦校史材料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藏地是台湾,并且集中在台北的三家档案馆之中。第一家是台北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它位于台北市中山区八德路的国民党总部。此馆前身为1930年成立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史料文物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48年冬,迁往台湾,经多次迁址于2012年中方迁至现址。目前此馆收藏资料逾300万件以上,其中也有不少复旦相关材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私立大学的财力比不上公立,对于复旦大学早期来讲,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经费缺口。1937年,复旦大学请补足经费,就由孙科等七委员提出《请求补助上海私立复旦大学案》。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目前只提供内部阅览,故查阅起来颇为不便。
第二个馆藏地是“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中研院于1955年筹备之初,就接收了清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民国北洋政府外交部的部份档案。1966年起,又接收清末民初的商部、农商部、经济部等档案。自2018年开始,我专门去台湾查档4次,也包括此一档案馆。图5 “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

图5 “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

近史所档案馆中的复旦档案颇多,我随便举两条所藏为例。此馆中收藏有1924年8月的一份“请酌拨俄国退款为本校基金以图发展由”的档案,内容是复旦大学两位老师——余楠秋、金问洙(通尹),给北洋政府外交部打报告,希望从俄国退回的庚款中拨款若干以为复旦的办学经费。(图6)余、金是当年复旦大学的中层领导,其中金通尹曾任复旦土木工程系主任,而余楠秋则曾赴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学习,归国后为复旦首任文学院院长。这份请拨俄国庚款的档案内容很丰富,因为其中详细罗列了当时复旦的运作情况,比如一年多少学生毕业,有多少老师,花了多少钱,有多少亩地,缺多少钱等等。图6 国民政府外交部“请酌拨俄国退款为本校基金以图发展由”档案封皮(1924年8月)

图6 国民政府外交部“请酌拨俄国退款为本校基金以图发展由”档案封皮(1924年8月)

另一份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与李登辉校长有关的外交档案。这份档案非常重要,而且显示出东南亚地区网络对于复旦的意义。这是一份北洋政府外交部发给李登辉校长,关于修订对外条约的档案。当时北洋政府外交部在与荷兰政府签约时出现了问题。故当时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就用英文给本为东南亚华侨且熟悉荷属东印度的李登辉发函咨询。(图7)李校长本来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并且在新加坡受了中学教育,因此他与复旦在东南亚就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与成熟的交际圈。除此之外,在近史所档案馆中还有不少显示复旦师生一直拥有的爱国主义传统。比如,在1926年1月的一份外交部档案中就表明,五卅惨案后全国范围发生抗议游行,上海最为活跃的就是复旦大学。(图8)图7 外交总长顾维钧致李君登辉函(局部)

图7 外交总长顾维钧致李君登辉函(局部)

图8 北洋政府外交部“收各社团与个人来电”档(1926年1月2日)

图8 北洋政府外交部“收各社团与个人来电”档(1926年1月2日)

收藏最丰富的是“国史馆”。众所周知,清代档案主要收藏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民国时期档案收藏主要也是两家,一是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台湾地区的“国史馆”。该馆为康雍乾间旧设,此后一直延续到国民政府时期。1949年鼎革,档案也随之多处迁移,并最终分属两岸多地,其中不少珍贵档案,经甄别后则运到了台北,即“国史馆”中之所珍藏。馆内档案又以蒋介石的私人档案——大溪档最为珍贵。此部分共440箱,27万余件。至2017年“国史馆”将其中大量机密档案解密公开,我看到新闻说是2018年1月5号大溪档案开放查阅,就在8号第一次前往探访,此后又多次前往,查到了大量1948年封存后再也无人问津的珍贵档案。
“国史馆”馆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位于台北市区供大众浏览,真正重要的则是尚未公开的档案收藏地——新店分馆。此馆阅览室很小,但是查档极其便利,服务特别周到。可惜目前不向陆港澳籍学者开放。
“国史馆”与复旦相关的档案中,数量最多的是与复旦有关系的人物专档。凡重要人物,如李登辉、邵力子、吴南轩、陈望道、左舜生(青年党、农林部长)、林一民(化学系主任、教务长)、毛彦文(民初政治家熊希龄妻)、林继庸(理学院院长)等都有未开封检阅的专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国民政府时期与复旦有过关联者数量更多,比如后来长期担任过国民政府要职的叶楚伧,就曾在复旦兼任过中国文学科主任。除此之外,大量普通教师,如徐宗铎(外文系)、刘百闵(政治系,后创新亚书院),以及毕业于复旦的学生,像毛人凤等,在馆中都存有数量极多的档案,仅专档就达数百种之多。为什么与复旦相关之专档数量会如此巨大?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复旦的早期教师与毕业生中有不少人从政,并且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要员。这些人的事迹,在1949年以后就往往不会再被人谈起。
除此之外,还可能有不少相当意外的收获,比如,十几年前去世的我们中文系的著名教授贾植芳先生,就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档案中存有专档。了解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这个以陈布雷为核心的军委会侍从室是国民政府的决策核心。而贾先生等复旦教师在其中存有档案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关注之事。
馆中所收藏的跟复旦相关的档案,也显示了复旦一贯的爱国主义传统。比如,有解密档案显示,淞沪抗战之际,国民党政学系的无老张群就致电蒋中正:“各大学干事会议决明日赴京请愿,要求主席北上誓师,并限张学良收复失地。主张最烈者,为暨南、复旦二校学生”;另一份档案里十九路军司令陈铭枢致电参谋长邓世增的电文中提到“义勇军复旦学生加入阵线,死伤者数百人。”(图9)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据给蒋中正的电文中提到:“复旦大学学生五百余人,结队到市府请愿。”一个月之后,军统头子戴笠又在另一份密呈蒋中正的报告中提到:“上海暨南与复旦大学学生宣传队,在曹家渡与江湾路,与警察发生冲突。”从数量极其庞大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复旦学生非常热衷于参加爱国政治运动。图9 陈铭枢电邓世增(“国史馆”藏档案:002-110300-00006-021)

图9 陈铭枢电邓世增(“国史馆”藏档案:002-110300-00006-021)

据我所知,大陆地区目前共有一千多家大小档案馆中存有大量公私档案,其总数量达1400多万卷。但据我查阅《全国民国档案通览》(十卷本)中第二册上海卷时,发现其中有不少大学档案,但并无复旦的专档收藏。不过就零星档案而言,仍有可兹发掘之处。如在上海档案馆中则藏有震旦大学的档案共1249卷,其中就包括大量与马相伯校长相关的资料。另外在重庆档案馆中也有重庆市区私立复旦中学的档案共296卷。所以,即使是在大陆地区,复旦相关的档案也并非说是已然发掘干净。
接下来我简单谈谈与复旦校史相关的若干问题。第一就是西方基督教传统及西方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大学的创立存有密切关系。复旦虽然是一所世俗大学,但其中受基督教会与前往西方的留学生影响的元素依然不容完全忽视。我从新加坡的报纸看到1924年,全国教会大学开了会议,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也参加了。
近来学界研究也表明,教会、来自西方的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关系密切。比如,1915年留学生组织中华青年会的全国大会,共有委员56人,包括:复旦校长李登辉、教务长王宠惠,董事聂云台。还包括其他大中学校长:如圣约翰大学教务长朱友渔、清华大学校长周贻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东南大学教务长郭秉文、金陵大学教务长应尚德、铭贤中学校长孔祥熙、留美学生监督黄佐庭等,以上学校大多都有教会背景。李登辉还是寰球中国学生会(World’s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在1905年左右的创始人。陈以爱老师的新著勾勒了东南集团的社会网络,包括上海的社会精英集团,吸纳留美留学生,形塑了全国联美制日的舆论,也是学生爱国意识的源头之一。在此,我想将这个东南集团再扩大到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来稍加简述,并以李登辉先生为例。
首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华人社群的特殊社会结构。新加坡目前华人人口约占七成,是中国之外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主权国家。
此外,晚清民国的东南亚地区华人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国家观念,国家认同以中国为主。李登辉原籍福建同安(明清属泉州府),早年生活在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即现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一部分,后来在新加坡的英华自主中学(Angelo-Chinese School)。至今这所中学还是新加坡本地历史悠久的名校,2021年排名第七。
自清季以降,新加坡的华人社群由于离故国遥远,再加上清政府的歧视,故无法通过科举与出仕来获得声望、权势。因此其社会向上流动的途径就与大陆母国完全不一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科举、出仕来光宗耀祖。而在新加坡的次序却变成了:先通过经商获得财富,再以财富来博取声望与权势。相形之下,大陆的阶层划分壁垒森严,南洋商人社会却极富流动性。在南洋华侨社会之中没有贵族、王室、官僚家族,富有者上升为社会领袖,而生意败落者也迅速下降到社会底层。故像新马的生意人,就更有一种以财富以及财富的捐赠来博取更多声望的心理冲动。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华人以福建漳泉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与海南人为主,每个族群讲自己的方言,有自己的社群与宗教领袖,相互抱团取暖并从事一定的行业。因此南洋地区的华人族属与宗亲观念极重,特别讲究乡谊并有族群意识。这其中又以从事采矿、橡胶、银行等业的福建漳泉人最有势力。我们可以看到李登辉校长即是福建同安人,这是归属于新加坡社会权力核心之中的成员,这就为其在南洋构建社交网络并且为复旦在南洋募款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1918年李校长为什么会跑到新加坡去募款,就是因为当地福建社群有捐款的财力与动力。我们翻检一下李登辉校长的南洋朋友圈,就可以发现几位著名的人物:黄奕住,林谋盛、李光前,他们都是泉州南安人,李还是陈嘉庚的女婿。而李登辉校长本人的籍贯也是泉州同安(现划归厦门),有同乡之谊。曾经给复旦早期巨额捐款的黄奕住是南洋糖业与银行业巨富,也是南洋简氏兄弟烟草公司的大股东,并曾投资漳厦与潮汕铁路。在民国时期,黄可谓富可敌国,以至于南方军阀与地方政府都曾向黄借钱。黄奕住也曾大量捐款给厦门大学(住宿楼、图书馆、中山医院)、暨南大学(四次共十六万银元)、上海商科大学、岭南大学(十万元左右)等。(图10)所以1918年的时候捐建复旦校舍建筑的南洋富商即为黄奕住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氏家族,此次给复旦捐建的著名建筑即为奕住堂与简公堂。前面提过,其实黄奕住本人也是简氏烟草的大股东,可见此次捐款黄是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图10 黄奕住与复旦奕住堂早期影像

图10 黄奕住与复旦奕住堂早期影像

李登辉校长在东南亚的朋友圈其实还包括其他不少名流与富商。《寰球中国学生报》是李登辉发起的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机关报,1906年的此报中就长篇介绍了新马地区的林文庆、宋旺相(本地名流)、伍连德(著名医生)、伍廷芳等。寰球中国学生会新加坡支会的会长即为林文庆。林文庆也是漳州人(漳泉是新加坡福建人的实际领导社群),爱丁堡大学外科硕士,曾创办医学院,并从事福建人传统主宰的橡胶业。林此后也与曾给复旦巨额捐款的黄奕住等合资创办目前新加坡最大的银行之一——华侨银行的前身,并开创新加坡的保险业,后成为其好友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校长。而伍廷芳也同样是生于马六甲的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学家、政治家,曾官至民国外交总长。伍也是寰球中国学会生会的会长。南北议和时,南方总代表伍廷芳曾聘李登辉为临时顾问。
正是由于李登辉校长的南洋背景,再加上早期复旦的资金确实一直捉襟见肘,故而复旦的师生就有多次前往南洋的募款与交流活动。新加坡本地的《南洋商报》《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等中英文报纸就多有报道。比如1929年就各大报纸连续报道了很长时间,有复旦大学的足球队访问新加坡。各种报道极具细节,无论是来访的人员构成,以及在新马的行程等都可谓巨细无遗。这一次复旦大学的筹款活动在新加坡本地的接待人是新加坡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福建巨贾胡文虎,他也是著名的虎标万金油的老板。此次参访团在新加坡时就住在胡文虎自己的别墅中,整个参访活动真是盛况空前。(图11)图11 1929的3-4月新加坡本地中英文报纸中报道的复旦大学足球队来访

图11 1929的3-4月新加坡本地中英文报纸中报道的复旦大学足球队来访

复旦大学的校友在上世纪初的新加坡华人社群中也极具影响力。在此再举一个例子。即复旦校友,同时也是五四运动上海地区的领导人之一——何葆仁。他也是福建厦门人,复旦中文系学生,五四运动时为上海学联会长与全国学联副会长。1924年留学回国后再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为复旦开设国际公法、政治学和社会学科。但他后来因为回南洋结婚,故成为了新加坡著名的华侨中学的校长。此后他从政,成为国民政府的要员。
关于何葆仁的材料在新加坡与“国史馆”都非常多,比如1933年,复旦的排球队再次来南洋募款,即由何葆仁接待。报上写道:“何葆仁博士,前系复旦大学生,且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主任……现因母校队即将来马(指马来亚),故决暂留甲(指马六甲),尽招待责任”。直到1963年,何葆仁还是新加坡地区复旦大学校友会领袖。就总体而言,1949年以前,大量新加坡本地的报刊与档案记录中可以发现,复旦大学在新马地区影响很大,但这种情况随着1949年后两地的隔绝就盛况不再了。一直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复旦才慢慢重新回到了新加坡的视野之中。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位1915年毕业于复旦的校友钟介民(钟建闳),他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与政治家。他从复旦毕业后赴美国读法律,归国后,先任东北大学教授,后从军,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秘书处少将副处长与广东军事特派员公署少将参议等。1936年赴新加坡,任《星中日报》《兴槟日报》总编辑。此后1952年,他又任新加坡《南洋商报》(即现《联合早报》前身)主笔。1964年在南洋大学任教时逝世。这也是另外一位在南洋扎根直至去世的复旦校友,并且在新马地区影响巨大。但由于其政治光谱的原因,故也无法进入传统复旦校史的视野。
讲座的最后我想讲几个方法论的问题。首先,过去我们研究与书写校史之时往往有太多的禁区,比如复旦早期建校史与基督教以及美国留学生背景方面,就曾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其次,1949年以前,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不少师生与国民政府走得很近,而并非能被归入到我们现在所说“进步势力”的范围,因此就也容易被略去不谈。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国史馆”解密档案之中的材料中有突出的反映。
我再举一个小例子,上海解放之前蒋经国曾经为了收拾大陆地区的残局并布局台湾,曾经举行了一次囊括当时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但可说是预示着国共两党最后的命运,并且也是蒋介石向蒋经国权力移交的标志之一,而这次会议的举办地点就是在复旦大学。这样的重要事件,当然也不会在我们传统校史研究与叙事的雷达范围之内。(图12)图12 会议出席名册,“国史馆”藏(002-080102-00050-013)

图12 会议出席名册,“国史馆”藏(002-080102-00050-013)

其次我还想谈的是,对于校史的研究我们也应该有全球史的意识与更为广大的视野。这不仅是对复旦校史研究是如此,在北大校史研究之中也同样存在。最近些年北京大学陈明教授的北大校史研究就突破了传统中国大陆的资料来源畛域,也同样将视野投射到了南亚与台湾,这也是我与陈教授在过去交流时的一点心得。其实放眼天下,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高等教育史都经历了巨大的外界冲击与内在演化过程。并且也与外部世界,乃至全球形势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对很多重大事件的理解,也只有放在当时整个东亚或者世界史的背景中方可获得完整的认知。因此,我们未来对于复旦校史的材料搜集与研究,就有必要作这种材料与方法论上的更大突破。
五四纪念活动刚刚过去几天,我也在问自己,到底五四精神是什么?对此可谓众说纷纭,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应该就是排除一切干扰来“寻求真理自身”。至于一百年来,复旦精神是什么,则更为明确。那就是校歌中写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
评议与讨论
钱益民(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刚才讨论的现存复旦档案问题,据我所知,1936年以后,李登辉被国民政府“免职”、派了吴南轩做校长,处于“准国立”状态后(正式国立是1942年元旦),复旦档案就比较多了;在这之前,复旦的档案相对单薄,因为私立时期很多材料散落,是体制决定了的。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我在做马相伯年谱长编,过程当中就很少用到复旦的档案,基本上我就只能从报刊数据库里边找,档案已经不大抱希望。赵少荃老师八五年的时候出《复旦大学志》及2005年百年校庆的时候编的校志都查过了,已经比较穷尽。我本人查过那个上档的材料,震旦大学材料有,因为他们跟那个法租界有点关系。复旦档案少,也是非常的自然,比如说他初创1905年到1911,被辛亥革命光复军赶走,仓皇回到市区,又到无锡去弄了三个月,再去徐家汇李公祠安顿下来,也是在颠沛流离的状态下,那保存档案肯定是有问题。1922年来了江湾,又经历了一二八、八一三炮火,被迫内迁,还不止一个地方,最后落脚在重庆北碚,而李登辉坚守在租界。这样的过程中档案损失在所难免。
我再补充下,纪赟刚才讲得非常好,复旦在李登辉的手里,变成了一所面向南洋的学校。复旦是马相伯创立,李登辉也是在1905年就跟马相伯,可能是曾铸把李介绍给了马,曾就是福建同安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李登辉对复旦的作用非常的大,是“复旦保姆”,他就把南洋变成了募捐地。我非常吃惊纪赟花那么多的时间收集那么多校史资料,对将来校史研究有重要意义。我补充纪赟一点,“南洋”不单单在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南洋”还在上海。其实李登辉很多募捐,比如黄奕住中南银行开到上海来了以后,直接在上海捐的。黄奕住中南银行总行八千万美元,搬到上海,同年捐了一万块给复旦建奕住堂。包括黄奕住、简氏兄弟,当时很多南洋富商都已经汇聚上海;李登辉能够维持复旦,这是很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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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五四运动,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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