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钱锺书和陈寅恪在世界文学史里的位置

10月18日，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在北京大学人文苑给北大学生及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一场题为《钱锺书，陈寅恪与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论“诗”与“史”》的讲座，这场讲座是他受邀在北大开展的“现代中国文论刍议”系列讲座的第二场。在演讲中，王德威教授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两位中国背景的文论家与世界知名文论家对话的可能，以及如何看待钱锺书、陈寅恪在世界文学史里的位置。他希望以此探索一种新的现代文论的可能性。

以钱锺书的《谈艺录》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为例，王德威教授以独特的角度诠评了这两本书的价值。

1938年，钱锺书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他被困上海，其间完成了《谈艺录》的写作。同一般的文学赏析著作不同，钱锺书的文字无一字无来处，他把汉代经师注经的方法、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开创了全新的学术体式。 王德威认为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所显现的结构紧张性“其实是中国文学面临现代性考验而衍生的危机，书中一方面赏析、一方面忧患，史识和诗心若断若续，不再水乳交融。”

陈寅恪也是中国文学评论不自觉的一名实践者。1953年的陈先生蛰居岭南大学，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了《论<再生缘>》。这本书虽未正式出版，但于1958年前后流传于香港学界，继而在海外闻名。书中关注的是当时中下层社会的表演艺术，并将民间弹词女艺人陈端生的文学造诣捧至杜甫的高度，并评价道，“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俱足惊世骇俗。王德威认为这一论述背后的张力值得学界注意。

通过强调钱锺书“旁通连累”“史蕴诗心”以及陈寅恪的“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王德威教授希望学界对二位的文论方法给予关切。基于在国外教书的大环境，他坦陈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试图将这两位中国文论者的重要性阐释给其他文化背景的同事。

谈到与钱、陈同时代的文学评论坐标，王德威细致梳理了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 Auerbach）、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以及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生平以及他们的主要成就。二战期间，德国学者奥尔巴赫曾流亡伊斯坦布尔大学，《摹仿论》即写就于这段艰苦岁月中。作者从美学的角度出发，用文学史家的眼光，对西方最具影响的经典文学如荷马史诗、教会文学、骑士小说以及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欧洲文学作品中的各种不同写实风格及其发展脉络做了精辟的分析，书中着重“表现严肃性、冲突性或悲剧性的方式问题”的分析方法已广为学界所重视。

巴赫金在1929年政治运动后境遇坎坷，但仍以顽强毅力坚持研究工作。在他1930年代写成的《拉伯雷与他的世界》一书中，他从中世纪狂欢文化入手，最终发展了嘉年华理论（狂欢理论），此后常常被用以阐释大众文化。而在斯特劳斯的《迫害与写作艺术》中，作者也强调了在危机时刻，文字的修辞本身常常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有心的读者，在后来的阅读中被点通。知识和政治的冲突性被强调。

正是因为五位文论家处在同样的时代，面对同样的危机时刻，他们之间有了不可思议的对话的可能。王德威认为，“这五位大家都在通过文学作品回应他们自身面临的危机时刻，不受制于外在环境而一筹莫展，而是创作了文学论述的著作，加速了全球的文学流通。”

最后，正如讲座主持人北大中文系夏晓虹教授评价的那样， 王德威教授“不断拓展版图的”学术自我更新能力非常强，并且总能够在学界能够引领风潮， 他的下一场讲座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