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印尼大清洗解密；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危机

美国在印尼“杀戮演绎”中的角色

几年前的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杀戮演绎》和它的续篇《沉默之像》，先后以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视角，极具震撼力地把半个世纪前野蛮的印尼反共清洗带回了公众的视线。近日，西方各大媒体纷纷报出，根据最新解密的大量外交电报显示，美国以令人震惊的程度卷入半个世纪前这场被《纽约书评》称作自二战以后“最糟糕却最鲜为人知的”大屠杀。

根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非营利性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与国家解密中心（the National Declassification Center）在本周一起公开了那段黑暗时期的美国外交电报。新解密的文件不仅进一步说明了印尼1965年大屠杀的恐怖景象，而且证实了美国当局支持苏哈托的清洗。更骇人听闻的是，正如文件显示，美国官员知道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无辜的。美国大使馆官员甚至收到来自军方的处决最新消息，并助纣为虐，压制媒体报道。

一．冷战格局下美国的战略

1965年10月，在6名高级军官被绑架并谋杀后，强势的印尼军方领导人苏哈托指控印尼共产党（PKI）组织了一场残暴的政变。印共（PKI）在彼时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共产党，也是当时执政的苏加诺总统的盟友。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上至100万印尼人因隶属于该党或仅仅因为同情左派而被系统性地消灭——从政府军队、民兵到社会上的黑帮，一起出动。随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苏哈托掌握了政权，其独裁统治一直延续到1998年。

尽管还缺乏关键性的文件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当时在印尼的活动，对于任何关注此事的人们而言，这场暴行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大致轮廓已经显现。

然而，人们通常对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也不了解对于实现当时的美国目标，这一暴力行为发挥了多么基础性的作用。与越南战争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右翼政变相比，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是鲜为人知的。但是，考虑到当时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并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苏哈托的血腥清洗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印尼共产党的大批被害和苏哈托的崛起成为冷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研究印尼这段历史的学者John Roosa看过这份揭秘材料后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建制派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这个政策迅速地把印尼“翻了个个儿”——印尼作为世界第四大人口国，印共作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力量在那里不容小觑。Roosa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评论家在重述1965年事件时，很容易陷入“美国是旁观者”的框架中，但这是错误的，美国是这场暴行得以运作的重要一部分，并且和印尼军方进行了战略合作。也正是这场对印尼共产党的清洗，为苏哈托的上台铺平了道路，尽管在今天的主流叙事中，苏哈托的掌权和这场暴行是"恰好同时"发生的。

《大西洋月刊》指出，远在1965年之前，美国政府就一直试图推翻苏加诺政权——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尼独立后第一任总统。1958年，中情局就支持了地方性武装势力对中央政府的叛乱，直到美国飞行员艾伦在印尼上空无差别轰炸军人和平民被捕后，美方这一行动才停止。之后的几年时间，美国训练并巩固了印尼的军队。肯尼迪的意外死亡导致美国总统访问雅加达的计划取消，印尼与约翰逊政府的关系恶化，苏加诺强化了印尼与共产主义阵营的联盟关系，并在1964年大量启用反美的政治话语。

如解密文件指出，1965年，当苏哈托将军指控印共（PKI）发动政变的企图，并要对印共进行军事清洗时，美国中情局大量提供通讯设备给苏哈托，帮助他快速传播这一伪造的消息，并在之后“监视”了这场“工业化”规模屠杀的执行。不少这次披露出的文件揭示出，当年美国大使馆指责基层印共（PKI）组织的“可靠证据”完全是错误的，但仍然鼓动了军队不断利用这套叙事。

事实上，苏加诺领导的民族解放革命奠定了“NASAKOM”意识形态的合法性，“NASAKAM”在印尼语中是“民族主义（NAS）”、“穆斯林族群（A）”和“共产主义（KAM）”的组合。印共（PKI）在当时是一个合法的、非武装的、在印尼政治架构中公开运作的政党，它通过选举和党建在印尼获得了巨大影响力。尽管印尼共产党（PKI）在彼时的印尼具有如此高的合法性，美国在1965年对待它，就像在其他地区以冷战为目的，对待“非法暴动”一样。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前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就公开承认他给苏哈托军队递交过一份“需要被清理的共产党员”名单。他承认自己手上沾满了血，但在他看来那不全是坏的。而美国主流媒体的叙事一直以来也并没有太大不同。1966年纽约时报曾有一篇名为“亚洲之光在闪烁”的专栏，写道“从亲华的苏加诺政权到绝对反共的苏哈托政权，印尼残酷的转型是最重要的发展。”

苏哈托的策略很有可能启发了当年美国于冷战期间在其他国家扶持的右翼势力。不少来自圣地亚哥的文献都提及，在智利，在美国扶植的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变发生的几天前，神秘的涂鸦出现在圣地亚哥不少地方，上面写着：雅加达即将到来。

二．印尼艰难的历史挖掘

《纽约书评》的相关文章指出，本周这段历史档案的解密在印尼登上了媒体的各大头条，严重地挑战了苏哈托时代建立起的“新秩序”。发布解密文件摘要的历史学家辛普森指出，对印尼1965这段历史的披露，大有可能会继续，但是很难得到一个印尼政府和美国政府共同在内的完整图景。只能依靠西方不断解密的档案，印尼政府没有提供过任何材料——在印尼，关于这段历史的官方材料无处可寻。

1998年印尼人民起来反抗苏哈托，并且自那时起，一个脆弱的民主体制开始出现，使印尼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民主开放带来了印尼大屠杀的官方叙事被重新审视的可能性。当2014年佐科威作为寡头政治之外的改革者当选为总统后，对那段历史暴行的揭露行动在印尼集聚了驱动力。佐科威承诺带来一个开放多元的政治气候，许多人希望他能从1965年大屠杀着手，以终止过去侵犯人权的罪行得不到相应惩治的现实。

档案解密的今天，印尼正逢一个政治急剧两极化的时代。1965年的“遗产”仍然是今天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尽管年轻一代非常有胃口去了解1965年的真相，但是军队和伊斯兰政治家的激烈反弹也在同时发生：他们警告说，任何关于和解与道歉的讨论都是复兴共产主义的阴谋。正如《大西洋》月刊指出，苏哈托政府当年制作了一个粗暴、虚假却在印尼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宣传电影，在电影中：印尼共产党在折磨和杀害军人，而共产党妇女在一旁放纵地跳舞。在今天印尼的大多数政治精英的合法性仍然依托于苏哈托的那套虚假叙事。印尼的军队也在阻抗任何有可能指控他们的调查发生。

民主时代给印度尼西亚带来了（充满争议的）直接选举和充满活力的新闻自由，却没有消除印度尼西亚军队享受的调查或起诉豁免权，也没有消除精英政治家和伊斯兰教徒对杀戮保持沉默的决心。极端的伊斯兰组织和军方已经取缔了关于杀人事件的讨论小组，并阻止了相关电影的放映。在2016年由佐科威政府支持的专业研讨会上，一位幸存者公开演讲时遭遇了退休军官和伊斯兰防卫阵线（FPI，一个由曾经的边缘治安维护组织转型成的政治势力）的攻击，他们同时指控佐科威总统自身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场意外的冲突就像一个多元民主主义与伊斯兰民粹主义在印尼持续且凶猛的斗争的注脚。

伊斯兰防卫阵线（FPI）与更广泛的伊斯兰主义者网络一起，建立了伊斯兰组织与反佐科威政治精英之间强有力的联盟。他们动员了数十万人在街上抗议雅加达当时的总督钟万学（Purnama），他是信仰基督教的华裔，并且是佐科威的盟友。钟万学不仅输掉了选举，并因“侮辱伊斯兰教”而获罪两年。其后，伊斯兰防卫阵线又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运动，声称“共产主义的复兴正在发生”。他们的目标是给佐科威扣上共产主义的“罪名”。为了保护自己，佐科威早已停止了调查过去那段历史的一切活动。

本周公开的“解密”，至今还没有得到印尼官方的回应。

心理学研究危机始末：“何为科学”仍是不断重估的问题

10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非虚构特稿《当革命走向卡蒂》，讲述了社会心理学家艾米·卡蒂（Amy Cuddy）的成名与危机之路。这篇特稿随即在知识界中流传。《当革命走向卡蒂》生动还原了2012年之后社会心理学界的“再现性危机”，为我们理解“何为科学”，理解今日科学知识生产的图景提供了不少借鉴。

身为哈佛商学院教授的卡蒂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她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一位吸粉超过3000万的TED演讲者。在TED演说中，她向听众们宣讲自己2010年和另一位学者加妮（Dana R. Carney）合作的研究成果——权力姿势（power poses）。她们在论文中阐释了自己的研究过程，认为她们证明了如下理论：当一个人摆出更权威、更自信的姿势时，人的状态便会真的变得更自信更放松。在演讲中卡蒂建议人们按照这一实验结果自我练习，以便在职场生活中获得更出色的成绩。

卡蒂的TED演讲非常成功，令她在学术新星之外也成为公众人物、畅销书作家。然而卡蒂的上升势头遇上了社会心理学界近年来最大的变革——一场名为“再现性危机”的革命。

这场“革命”来源于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界积累的研究方式：在研究中，学者们依赖一套名为“p值检验”的方法验证数据的“统计显著性”——p值越小，意味着和实验假设相对的“零假设”可能成立的几率就越小（比如中科院物理所就曾经以科普文章举例解释说，要想证明吃巧克力和发胖有关，就要在实验中证明“吃巧克力的人和不吃巧克力的人体重没有变化”这一“零假设”是个小概率事件）。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以一套固定的p值（0.05）单位作为验证许多实验假设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卡蒂的研究也建立在这套基础上。

然而，在2012年，几位社会心理学者发表论文指出，p值检验的计算方式并不一定靠谱，有时候就算p值很低，“零假设”依然有不小机会成立，另一方面他们则指出，在长期的学术文化中，许多学者为了得到研究成果，往往在实验中刻意控制一些因素，使得最终的结果能够满足p值检验，他们把这种学界追求p值而围绕值设计、调整实验的现象称为“p值操纵”（p-hacking）。

p值操纵的问题首先在2012年的一场学术会议上引发激烈争议，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席卷社会心理学界。原先非常和睦的同事关系突然间变成了彼此对对方既往研究中p值可靠程度的“再现性”检测——即重复同样的实验，检查结果是否一致。一场“革命”到来了，其中许多经典论文落马，被质疑结论并不可靠。

卡蒂一开始并没有受到这场风暴的波及。她仍然继续演讲，传播自己的理论。然而很快，质疑者就重新实验否定了她的研究。她一开始试图反驳，但形势急转直下：一开始的合作者加妮发文承认质疑者有道理，认为“权力姿势”理论已经用处不大。无法再反驳的卡蒂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纽约时报》的这篇特稿，以卡蒂的故事为主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完整还原了这场科学危机的前后始末。然而对卡蒂的数千万粉丝来说，“权力姿势”并没有因为研究本身被否定就销声匿迹，它仍然出现在诸多职场心得、个人成功之路的展演之中。“科学”的研究配合大众的需要，成就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神话，但什么才是“科学”，什么不是，并不简单跟随既有的传统和学者的地位，它时刻会遇到科学场域内部的挑战，也依赖于科学家之间的互动，而不断改变自身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