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哈里森︱新教与现代科学的形成(下)

昆士兰大学人文高等研究所所长 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文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 张卜天/译

2017-11-01 10: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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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
新职业
从关注自我统治的自然哲学转向旨在统治世界的自然哲学,与新教注重“积极生活”和对职业(vocation)的新的理解有关。西方传统中长期存在着积极生活(vita activa)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区分。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基本上赞同古典看法,认为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因此,包括自然哲学在内的哲学活动基本上不涉及功利主义的考虑。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讨论重新开始,起初是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下,一些人文主义作家主张积极生活具有优先性。新教改革家们也质疑沉思生活的优越性,尽管是出于不同的理由。路德坚称,真正的基督徒应当避免模仿那些在他看来躲进角落或与世隔绝的修士。他敦促基督徒“使用”这个世界:“建房,购买,与同伴打交道,共同从事各种世俗事务。”加尔文也主张,基督徒在现世应当致力于“功用”“收益”和“好处”,从而有助于构建共同体。加尔文坚信,对于基督徒来说,要想改造和革新社会,就要认真从事有用的世俗事务。对《创世记》前几章的解读和对原始无罪状态下亚当活动的重建再次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宗教改革家看来,亚当在伊甸园里的劳作暗示,实际的事功(work)是神对人类的原始规划的一部分。路德直截了当地说:“人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闲暇,而是为了事功,甚至在无罪状态下也是如此。”加尔文在对《创世记》2:15的解释中也指出:“神把那人放入伊甸园去装点它和保有它”,“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投身于某种事功,而不是躺下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这种对积极生活的倡导与天主教的忠告以及“当今的修士认为闲散是其神圣性的主要部分”形成了鲜明对照。
加尔文
加尔文关于事功内在价值的教导早已为那些希望追随马克斯·韦伯主张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的人提供了养料。无论这些论点有何可取之处,不难看出它们也能在一种聚焦于功用和积极投身于自然界的新科学观中发挥作用。正如开始时所说,在整个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正规的自然研究主要属于“自然哲学”范围。作为一种哲学事业,它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或可称为“灵性培养”的传统目标。自然哲学没有也不追求实际用处。自然哲学的这个特点引来了弗朗西斯·培根等科学改革家的嘲笑,培根强烈主张,应使自然研究远离沉思和个人教化的传统目标,转向恢复人对自然的统治这一实际任务。培根坚持认为,追求知识“不是为了坚毅的宁静,而是为了(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和重新赋予人……在受造之初所拥有的统治和权力”。因此,培根的自然研究纲领要求作彻底的重新定位,从自我统治这一哲学目标转向统治自然界以产生实际的利益。
人在受造之初
对积极生活的提升与路德派、加尔文派认为尘世职业是神圣的相辅相成。路德特别忧虑这样一种观念:祭司职位代表着一个地位高于平信徒的宗教阶层。他主张:“所有基督徒都属于灵性阶层,他们之间除职务以外没有任何区别。”这种教义后来被称为“信徒皆祭司”,得到了加尔文等人的强力支持。祭司阶层与平信徒阶层之间的重大区分被废除,为一种新的宗教职业开辟了可能性,即自然研究可以被视为一种祭司活动。科学家作为祭司,这种观念将成为十七世纪新教自然哲学家的一个常见主题。例如,约翰内斯·开普勒最初在图宾根学习神学,旨在成为一名路德派牧师,但后来他意识到了科学职业的神圣性:“我希望成为一个神学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感到烦恼不安,但我现在看到,神也通过我的天文学工作而得到赞美。”同样,现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和实验方法的先驱者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也谈到了科学研究者的祭司角色。他提出世界是神的“圣殿”,这样便给予了自然研究者的祭司职业以合法性。他指出,“几乎所有宗教的哲学家都通过沉思世界而认为世界是一座圣殿”,并声称自然研究是“宗教的序幕,在所有宗教中都必不可少”。(这基于亚当为伊甸园中的野兽命名的故事。)因此,自然哲学是“对神的哲学崇拜”。真正的祭司职务不在于主持宗教仪式,而在于显示美妙的自然设计:“相比于在神的祭坛上献祭或焚香,发现造物之中显示的神的完美性是更值得接受的宗教行为。”认为自然哲学是一种与祭司职业具有同等价值的宗教活动,这种想法不仅对于建立其社会合法性很重要,而且也是开普勒和波义耳等自认为献身于一种宗教使命的人的动机来源。新科学的这个职业维度加强了培根关于科学作为一种救赎性事业的观念。
 “两本书”和字面意义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对新科学的神学辩护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科学依赖于特定的《圣经》根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思想家试图从《圣经》经文中直接引出新的科学学说。更重要的是,《圣经》被用来支持一种新的科学实验框架,包括新的实践导向和考证方法。《圣经》中的亚当形象,以及他的无罪状态与堕落状态的对比,在诉诸《圣经》时尤为重要。当然,诉诸《圣经》权威的一个理由是新教的“唯独圣经”原则。但新教对《圣经》的处理的相关特征对于新科学来说也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圣经》字面意义或历史意义的强调。
亚当
教父的和中世纪的解经家习惯于对《圣经》做出寓意(allegorical)解读。虽然我们有时以为寓意过程是赋予语词以几种不同的含义,但事实上,寓意的逻辑是这样的:在对《圣经》的字面解读中,一个词指涉一个事物;而在对《圣经》的寓意解读中,一个事物指涉其他事物。因此,寓意解读依赖于自然物有含义这样一个假设,当《圣经》提到这些自然物时,我们应当思考它们更深的神学含义。换句话说,寓意不仅涉及书面文字,而且会影响我们对自然物的理解。十三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这样写道:“《圣经》由神所造,藉着神的能力,《圣经》能够表明神的意思,不仅通过语词……,而且通过事物本身。”阿奎那继续说,多重含义并不存在于《圣经》的语词中,而是存在于神赋予了这些含义的物体中:“这些含义的多重性不会导致模糊不清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多重性,因为这些含义之所以有多重,并非因为同一个语词可以指称若干个事物,而是因为语词所指的事物本身可以是其他种类的事物。”认为自然能以这种方式去“阅读”,这种观念支撑着中世纪的一种常识看法,即自然是一本可以与《圣经》并行阅读的“书”。简而言之,寓意活动将阅读自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