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B五十年｜刑侦剧的高潮与瓶颈

提起“米兰达警告”，或许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但如果提起“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以及“不是势必要你说，除非你想说，但你所说的一切我们都将做记录，将来可能作为呈堂证供”，熟悉的“TVB式配音”似乎已经响在耳边。

作为类型剧的典型代表，警匪剧，尤其是刑侦剧，向来深受观众欢迎。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充满猎奇与刺激的独特因素，一方面引导观众与主角团一起对案情进行剖析与分析，同时亦满足观众在观剧时的道德感。刑侦剧将善恶、美丑、对错、是非、黑白的二元讨论加入社会、家庭、人性、道德、规则等种种复杂的环境中，令同一种讨论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可能性。引人入胜的同时，亦令观众在观剧余暇反思。

因此，刑侦剧既能通过剧情的紧凑性与迫切感隔绝观众与现实，又能以较为现实的拍摄手法令观众思考现实，往往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CID》，九十年代的《刑事侦缉档案》系列、《O记实录》系列、《扫黄先锋》、《烈火雄心》，至后来的《谈判专家》、《飞虎》系列、《学警》系列、《法证先锋》系列、《使徒行者》系列，TVB的刑侦剧创造了许多经典的台词与角色形象，也通过它们向观众详细地介绍了不同类型警察的工作细节，并由此，逐渐丰富了一个港人设想中现实与理想交错的香港社会。

一、TVB刑侦剧的脉络

曾一度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在影视剧行业上得天独厚，七十年代的香港拥有东南亚资本的引入，拥有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物质文化激增，拥有都市化程度高所引起的本土意识增强，也拥有国际化观念与本土化意识掺杂下的极大包容度。

脱胎于职业剧的警匪剧，包括刑侦剧，也因此在香港有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它既可以展示代表了国际化观念的精英生活方式，又可以展示代表了本土化意识的社会现实，同时亦将带着浓重本土特色的警察、消防、海关等纪律部队，与细化为行动处、刑事侦缉及保安处、人事及训练处、监管处、文职与政务处五个主要部门组成的系统，完整呈现在了观众眼前。

八十年代的《新扎师兄》、《警花出更》着眼点在人物本身，剧情为了塑造人物服务，故事也未脱离典型的“恩怨情仇”，初入警界、热血天真并充满干劲的主角如何通过种种遭遇变得成熟，更改缺点并收获事业、爱情上的成就，几乎构成了早期警匪剧的主要情节脉络。此时，TVB的警匪剧与后期有很大不同，故事模式不是单元类型的，剧情的主要部分也不是案件本身，职业因素在剧情上并不占太大篇幅。最精彩的因素是剧情冲突下的人物关系，而不是在“警察”这一身份下的职业经历。

而九十年代之后，《刑事侦缉档案》与《鉴证实录》则彻彻底底筑立了香港刑侦剧的里程碑。成熟的单元式演绎方式、充满冲击力的立场交锋、细化为多个职业方向的多元化特点并弱化感情线，令“案”与“情”齐头并进，甚至让前者占据更重要的篇幅。

单元式的演绎法减轻了观众在以往观剧时必须“一集不落”的束缚感。主要人物与主线剧情通过一个个小型的单元进行呈现，一般一至三集可以完成一个案件，案件与案件之间联系不大，但往往会埋下与主线相关的伏笔，以便于在最后一个案件或全部案件结束时进行主线的大爆发。

深化立场交锋亦是这一时期TVB刑侦剧的重要特点。在正义与邪恶这两大立场之下，不同职业又对贯穿刑侦剧的“法治”、“公平”等概念有着充满差异的理解。如在《刑事侦缉档案》中，同为正面角色的警察与记者在面临犯罪事实时，由于职业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使剧情更为丰满有趣。此外，尽管同属于同一职业体系，不同部门的办案手法差异也造成了剧情冲突。这些区别于往日“非黑即白”的立场，令TVB的刑侦剧更显得真实可感。

职业方向的多元化呈现不仅为观众勾勒了香港纪律部队的全貌，也在民间法律普及中起到了巨大作用。TVB的刑侦剧中常常有普通民众或反派角色质疑警察“你们差人不做事，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自我辩白“我是良好市民，一向配合警察工作”的剧情。

一方面，观众通过多种类型的刑侦剧了解了香港纪律部队日常运行情况，如《O记实录》中，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即O记）主要负责大型、有组织、集团性犯罪；《飞虎》中，香港警务处警察机动部队特别任务连（即飞虎队）往往负责处理高危反恐；《雷霆第一关》主要记录海关关员的故事；《法证先锋》系列则主要描述了香港法证事务部日常工作状况，等等。而在这些重案要案之外，《谈判专家》中“警察谈判小组”所属的支援部、《铁马战车》中刻画的交通部，则显得更为日常化。

另一方面，多种职业类型的TVB刑侦剧在法律知识的普及上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剧本对工作环境与工作过程的艺术性美化，对职业人员专业技能的适度夸大，对立法部门、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的详尽描绘，都服务于“香港是个法治社会”这一大前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对香港及自身的法律意识思考。通过TVB刑侦剧，无形中建构了香港“法治之都”的形象，契合这一形象的公职人员也进一步凸显了个人的“精英感”。

逐步弱化感情线亦是九十年代至今TVB刑侦剧的突出特点。男女主角在剧中的主要戏份都是如何“认真做事”，为了突出职业特点而设置的种种突发剧情占据重要篇幅，使男女主角可以通过应对突发情况进一步彰显个人的专业魅力，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性别意识。如在《飞虎》中，展瀚韬与庄卓嬅的感情线只占细碎篇幅，二人由普通朋友之间的互相关心至情侣之间的心心相印几乎是完全通过突发事件的生死考验来推动，事业线为主感情线为辅的剧情丝毫没有利用感情线拖延时间；《学警》系列虽然强调感情线，剧情也并不算特别紧凑，但感情线的变动却成为推动事业线巨变的重要因素，创作团队利用感情线为主角的事业线增加障碍与难度，观众也不会觉得太过厌烦。

但无论有哪些不同职业，又是如何细化为多个领域，发现案情——遭遇困境——携手工作——成功破案的套路仍然是固定的，因此，在二十一世纪后，TVB的刑侦剧实则做出了许多新的尝试。

《栋笃神探》中区别于常规主角的莫作栋，不具有传统男性主角的魅力，但也因此具有了非常规的吸引力；《读心神探》虽然因过度模仿《Lie to Me》而被观众批判，但相比于以往偶尔对罪犯进行微表情特写的镜头，它在探案方式的改变上有着一定的创新性；《古灵精探》中涉及的灵异因素，《水浒无间道》借用了名著设定，《谈情说案》中将物理知识引入案件侦破过程，《EU超时任务》中险些令剧情全盘崩溃的无数次穿越，《八卦神探》将风水与命理作为重头戏，《法证先锋Ⅲ》在办案中也运用了大量的科学术语与仪器，无论是否成功，是否能够得到观众接受，都是TVB试图在刑侦剧上有所创新的意图展示。

二、告别脸谱与新的脸谱

大量的刑侦剧自然也塑造了无数经典的人物，当TVB刑侦剧的主角逐渐由伟光正变得拥有一些小缺点显得更“接地气”时，反派的“恶”也不再毫无缘由。

早年TVB的反派角色与正派角色一样充满了脸谱化特点，坏得毫无道理，恶得没有缘由，只为了刁难主角而刁难主角，并拥有各类令观众难以接受的缺点，对自己人与敌对方都没有丝毫身为“人”的情感倾向。正派角色亦是如此，周身浮荡着“道德楷模”的意味，人格光芒万丈。

而近年来，像Laughing梁笑棠一类亦正亦邪的正面角色逐渐增多，反派角色也脱离了“无恶不作”的窠臼。《飞虎》中持有强力军火的大反派杜天宇杀人不眨眼，但与妻子姚美玲之间的爱情却真挚感人；《学警狙击》中的社团话事人江世孝心机深沉，但对女儿却十分诚恳。TVB刑侦剧中出现了许多为了亲情逼不得已走上犯罪道路的反派角色，且往往在剧情进行中对这种“不得已”的气氛进行强力渲染，令观众与主角团一起在“法不容情”的前提下发出心情复杂的哀叹。

但在告别旧的脸谱后，新的脸谱却又再次诞生。

在TVB的刑侦剧中，往往少不了以下几种角色：

表面看似官僚主义，常因对队员过度严苛而显得不近人情，实则公正严谨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层领导——如《飞虎》中的梁日峰，《学警狙击》中的胡卓仁，《法证先锋Ⅲ》中的高卓德等；

初入行业，自视甚高，略带傲气，个人英雄主义，缺乏团队精神，常与上司产生矛盾，但在剧情行进中逐渐改正缺点，并融入大团体的“新人”——如《飞虎》中的俞学礼与《学警》系列。

此外，还有年岁渐长但对自己年轻时的英勇事迹念念不忘的父亲；对家人毫不关心但互相争夺财产的富翁子女；拥有心理阴影，但终于在队友或恋人的帮助下完全克服的配角；经常涉及吸毒、强奸案件行为不检点的富家子；依靠男性获取经济利益的性感女性；服务于警方的混混线人；因为家人身故而精神失常，将罪过归结于无辜警察、律师、医生的民众等等。仿佛黑帮老大一定对女伴有情有义，持枪抢劫的罪犯一定有个缺钱医治的家人，表面最有嫌疑的人在结局时一定是无辜的。

TVB刑侦剧逐渐演化出了一种抓阄式的剧情模式，将包括但不仅限于上述的人物扔在桌上，随意抓取一些，并依据这些人物进行剧本创作。诚然，这些人物本身并不单薄，也各自拥有行事依据，在剧情中自然不突兀，能够良好地为剧情服务。但摆脱了单一脸谱化的人物重新画上新一层脸谱，无论脸谱本身是多么丰富并充满细节，都无法改变脸谱仍是脸谱的事实。

摆脱窠臼又落入新窠臼的TVB刑侦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同类型美剧、日剧、韩剧、国剧为观众提供多重选择的前提下，当新的因素、新的人设都无法带给观众新的刺激，如何在叙事模式上进行改变，同时又不失去凸显“正义”、“道德”、“法治”等概念的初衷，已经不能仅仅通过大量熟面孔、好演技、强行反转、集体“便当”的手法解决了。

三、精英、底层、娱乐化与去政治化

在包括刑侦剧在内的职业剧中，TVB一直擅长展现精英阶层的生活，剧中很少像大陆的时装商战剧一样出现令内行人啼笑皆非的剧情，也很少出现因为缺乏专业度而不得不将剧情重心挪至感情戏份的现象。如《珠光宝气》中曾因运用贵重道具而被观众投诉，虽然重复出现了无数次但毕竟货真价实的半山别墅，都在尽力向观众证明，香港是一个充满精英感的社会。

即便出现了家境贫寒的主角，此人通常而言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在港式早茶、加班时的各类外卖、下班后的酒吧、重要节日时的酒会遍布港剧时，港剧在通过主角人物的价值观构建浑然一体的社会氛围，并将这类社会氛围推向普通观众，令观众形成“我正是这样生活”的代入感。

而区别于精英文化的底层文化同样在香港恣意生长着，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社团组织，充斥着非法行为的娱乐场所，情色、毒品、激斗、枪械同样毫不遮掩地呈现在刑侦剧中。同时，尽管TVB刑侦剧往往强调“兵”与“贼”的区别，但却并不回避包括主要角色在内的公职人员与社团人员的合作。尤其当剧情涉及“卧底”时，是非界限变得十分模糊，剧情所传递的价值观也不再固定，常常暗示出对底层人物的赞美与褒奖。

这种极高的自由度亦成为TVB刑侦剧一贯打上的“香港文化”烙印之一，在节奏快压力大的生活环境下，极高的自由度无疑造就了极富娱乐化的港剧叙事特征。对市民世俗化生活的全然迎合，形成了香港电视剧制作的流水线：节奏感强烈的剧情进展、轻快幽默的对话风格、都市化的人物形象、精确度高的剪辑手法、细节丰满的生活内容，都成为包括刑侦剧在内的港剧重要特点。为了满足消遣娱乐而存在，最多升华为体现港人精神的大量港剧都不具有宏大的主题，也难拥有深层次的观念探讨，即便在剧中出现影射，也往往不被观众接受，呈现出极其尴尬的收视率。

与极度娱乐化并行的去政治化也是港剧所彰显出的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在TVB警匪剧中，尽管不停通过犯罪与反犯罪的剧情强调着港式精神的传递，不停通过各个职业对普通观众进行着渗透式的教化，但却从不强调任何政治化的因素，道德、伦理、社会风貌的重心永远都是团队精神、拼搏奋斗、兄弟情谊，去政治化的创作手法令TVB刑侦剧拥有了几乎没有限制的感官刺激与几乎完全空白的宏观叙事。

当囿于视角限制，精准的模型多次生成了均质化的剧情时，无论主角至龙套拥有多么精湛的演技，剧情本身拥有多么巧妙的伏笔与爆发，续作拥有多么一脉相承的统一性，都不足以再生成一部创造辉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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