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红:我的老师林甘泉先生

杨振红

2017-10-26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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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10月25日下午,历史学家林甘泉先生在京逝世。林甘泉,男,1931年11月生,福建省石狮人,中共党员,1949年4月厦门大学历史系肄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秦汉史。主要代表作:《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合著)、《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主编)。
本文作者杨振红早年师从林甘泉先生,她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建所六十周年(2014年)之时,她曾撰文介绍林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文字朴实,情真意重,感人至深。经杨振红教授授权,澎湃私家历史栏目转载该文,藉此纪念林甘泉先生。
林甘泉
初次见到林先生是在1986年10月安徽芜湖召开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1981年成立,林先生是第一任、第二任会长。此次年会,林先生从会长职位上卸任,被聘为研究会顾问。当时我22岁,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即将进入二年级课程。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入史学之门、蒙昧无知的青年学生而言,林先生是高山仰止的大家,故不敢冒昧拜谒求教。会后游览黄山,途中,我们一行数人遇到林先生一行。林先生身着中山装,风度儒雅,笑呵呵地和同行的唐赞功先生打招呼,这一印象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1988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历史所工作。林先生时任历史所党委书记。一天,林先生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说有事要跟我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林先生办公室,林先生态度平易,让我坐,我顿时便没有了紧张感。他谈到,198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计划重点课题“中国经济通史”立项,他负责“秦汉卷”工作。因为我的专业方向是秦汉经济史,硕士论文题目为《两汉时期的铁犁牛耕与“火耕水耨”》,因此希望我参加这个项目,负责“农田与水利”、“农业生产”、“畜牧业”三章的撰写。他简单介绍了课题的基本设计和要求,以及参加人员。当时已参加这个项目的有李祖德、田人隆、陈绍棣、李孔怀、王子今、马怡、孙晓先生。我当时虽不十分清楚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但刚刚参加工作,便得到这样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自然十分高兴地应允了。林先生说,这个课题组你最年轻,课题组的事情你也帮忙做一下吧。
我来所时不满25岁,无论哪方面都不成熟,对于自己今后的发展甚至都没有规划和设想。林先生给了我这样一个任务,又能和我的硕士阶段衔接起来,一下子让我有了方向感。现在想来,这对我的成长帮助至大,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研究能力,而且避免了转型期的迷茫,节省了为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这项工作最初进展得并不顺利。我首先选择了“畜牧业”一章,开始搜集资料。当时没有电子检索工具,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颇有些渺无头绪、不知所措的感觉。现在想来,实际上是当时自己对于历史研究方法还没有完全掌握,以至茫然失措。在懵懂状态下完成初稿。林先生看过之后找我谈话。他先给予肯定,然后建议我多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并给出一些具体意见。林先生虽然说得委婉,但我明白他对我写的不满意。我便按照他的指引,重新选择较为熟悉的“农业生产”一章,认真查阅前人论著,借助各种工具搜检史料。在这一过程中,我对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逐渐清晰了秦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和写作思路。将完成的一章交给林先生后不久,林先生打电话给我,说除了个别词句还需要斟酌外,整体写得不错。但是有一条材料可能有问题,他说你是否使用的是二手资料,没有回查。我听了十分羞惭。当时我从别人论著中见到这条材料,因为不是常见史料,一时查不到,就偷懒直接转引了,没想到一下子就被林先生慧眼识破。下星期上班时,我到林先生办公室去取稿子,看到林先生在我的稿子上密密麻麻修改了很多。后来我了解到,但凡林先生主编的书,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审读、修改。我拿回去,认真读了几遍,发现只要是经林先生改动的,无论是对观点的阐释还是材料的把握都更为稳妥,逻辑更为清晰,语句也更为流畅。有了林先生批阅的稿子为样板,我开始撰写“农田与水利”一章。写作过程中,认真核查每一条史料,不敢有半点懈怠。这次,林先生改动明显少了。“畜牧业”一章时,林先生几乎没有怎么改动。在这样一个写作过程中,我学习、成长了很多。
在这期间,我曾去日本一段时间。其间曾给林先生写过一封信,一是汇报自己在日本的情况,二是告诉他我延长了留日时间。我知道林先生身为历史所领导,事务工作和研究工作都很繁忙,本没有期待他回信,但没成想不久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不长,嘱我好好利用这次机会,了解日本学界的研究状况,学习日语。这让身在异乡的我十分感动。
经过这些年的接触,林先生成了我最熟悉的老先生。林先生理论水平高,思维敏捷,思想深刻,常常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针见血。所以我非常喜欢和他聊天,聊自己在学问中的心得和想法,希望得到他的点拨、理解和支持。林先生虽是德高望重的大家,又是所领导,但为人平易,心胸开阔,完全没有架子。他也很喜欢与年轻人聊天,希望了解年轻人的想法。我性格比较急躁,有时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常常忘了礼节,不等他说完便抢过话头,噼里啪啦说一通。他从来不生气,若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等我说完,才阐明自己的态度。若是同意我的看法,他就不再说什么。向林先生请教学问,是我到历史所后最重要的精神寄托之一。
1998年我有了读博的打算,读博的一个初衷就是能够跟随林先生系统学习。2000年我通过了博士生入学考试。那一年考林先生的学生最多,有六、七位。面试时,林先生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们认为汉代有没有社区?改革开放后,社会学重新兴起,“社区”概念和西方社区管理模式开始得到重视。1993年北京始在西城区试点社区建设,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社区”仍是一个新鲜事物。“文革”时期历史学的八股化十分严重,我们阐释历史的理论、方法、视角甚至语言基本上是一个模式。改革开放后,虽然主张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仅是当时,即使是现在也少有以“社区”为题研究中国历史的。林先生的问题一出,我们开始都有些发愣,回答五花八门,比较靠谱的是谈到汉代的“父老僤”和“社”。
后来我才知道,这正是当时林先生思考研究的课题。他为此撰写了《秦汉帝国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织》一文,发表于《燕京学报》新8期(2000年5月)。林先生认为,秦汉时期的乡里是从此前的聚落共同体演变而来,具有基层行政组织和民间社区的双重属性,民间社区有一定自治功能。秦汉社会中,除了民间社区之外,还有“父老僤”、游侠、豪强等民间组织,它们分为制度内和制度外两种属性,并由此规定了它们与国家秩序的关系。
林先生这一研究可以很好地反映林先生治学的特点:第一,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从现实出发寻找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问题,通过历史研究探寻今日中国的历史渊源。第二,关注宏观、理论问题。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后,除了皇权控制的乡里组织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民间组织;乡里除了承担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能外,是否还负有自治、互助功能;秦汉时期,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虽然瓦解了,但是血缘关系并没有因此消失,那么,它在秦汉基层社会中到底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中的大问题,是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特色的关键。第三,视野开阔,兼容并蓄。林先生的这篇文章并不长,但却参阅了大量前沿研究成果,包括法国年鉴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台湾学者杜正胜、大陆学者俞伟超、宁可等先生的论著,并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思考撰写而成。
2000年9月,我正式进入博士课程,跟随林先生学习。和我同时入学的还有现在也在室里工作的赵凯。林先生是一位十分负责的老师,他当时已69岁,仍坚持给我们两人授课。当时我们已从日坛路六号搬回到原来的小楼(后来李铁映当院长时,拆了建成现在的食堂)。因为办公室紧张,林先生也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借了二楼礼堂讲台后面的小储藏室进行授课。房间里除了堆放的桌椅等杂物外,只能放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林先生即使是给我们两人上课,也认真写教案,在四百字的稿纸上整齐地按格书写。授课的主题是“秦汉时期的国家秩序与民间秩序”,这是《秦汉帝国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织》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这样的选题和视角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和新鲜感。在林先生影响下,我选定了博士论文题目:秦汉社会基层组织与秦汉社会结构研究。虽然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改了题目,但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课题,我希望今后能在林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这一研究。顺带提及,目前历史所正在开展的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古代的国家与社会”,实际上也是受了林先生的影响和启发。
2001年底,学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释文公布,其中《二年律令·户律》关于田宅制度的律文引起我的极大兴趣,甚至可用震惊来形容。众所周知,战国秦汉时期土地制度的形态及其性质,自上世纪20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争论不决。林先生是战国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所著《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是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我的思想深受这一学说的影响。然而,读了《二年律令》后,我的看法有所改变,于是开始撰写《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一文。我认为,商鞅变法至汉文帝时期实行的是以爵位名田宅制,以二十等爵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主要通过国家授予、继承、买卖等手段获得。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只是以承认现有土地占有状况为前提,对全国土地占有状况进行的一次普查登记,而非在全国推行土地私有化的举措。土地的继承、转让和买卖都不能视为土地私有制的标志。西晋占田制和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制度设计上,都直接渊源于名田制。
在文章的撰写过程中,我曾和林先生谈到《二年律令》的内容,以及自己的初步感觉。林先生听了后,嘱我帮他买一本《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他要看一看。我大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论文,然后投给《中国史研究》杂志。投稿之前并没有给林先生看,大概的心理还是有些顾虑自己的观点与老师相左。数月后,时任主编的辛德勇先生告知我,稿子已通过专家审稿。一次跟林先生聊天,林先生提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让他审一篇关于秦汉“名田宅制”说的文章,问是不是我的,我说是的。林先生对我说,希望我能够充分结合传世文献,做进一步的讨论。我十分感动,学者对自己的研究都十分珍视,很少有老师心胸能够如此宽阔,不仅对学生持异说不生气,反而给予最大的支持和肯定。林先生让我真正领略了虚怀若谷、兼容并包的大家风范。
进入21世纪后,林先生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仍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系列重磅文章:《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孔子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评冯天瑜的〈“封建”考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等等。这些文章均是针对目前学界热议的重大宏观、理论问题以及历史认识所写,与历史学的发展关系至大,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林先生在论文发表前,有时会把文章给我们这些学生看,让我们提意见。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极好的学习机会,而且可以先睹为快。年轻时读林先生的文章,尚不能完全领会其奥妙精髓,近年来随着年龄增长,才逐渐体会到其思致之高远,以及强烈的人文、现实关怀。林先生的文章逻辑性极强,语言晓畅准确,一般很难提出意见。但师命难违,我们还会提出一些意见。例如《“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一文,林先生第一段引用了冯天瑜《“封建”考论》“题记”所写旅行德国莱因河中游时联想到“封建”概念之事作引子,我认为删去为宜,没想到林先生居然采纳了。后来听赵凯说,他也提了一点意见,认为文章的语气可以和缓些,也被林先生采纳了。
林先生和我们聊天时,最喜欢谈的是两件事,一是学生时期参加中共闽浙赣省委(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地下党的经历,二是对于当今历史学发展趋向的看法。1947年9月和1948年4月城工部曾两次遭受“左”的思潮的严重破坏,许多成员冤屈而死,林先生侥幸生存下来,并因此经香港北上,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林先生常常感慨,现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应当珍惜。他也感慨命运的力量,如果不是因为这段经历,他这辈子很可能不会从事历史研究。林先生是如此热爱历史研究,他一生没有任何爱好,除了行政工作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历史研究,像一个清心寡欲的清教徒。林先生时刻关注着历史学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对于历史学的碎片化、去理论化现象尤其感到忧虑。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多一些现实关怀,历史所这样的单位应该多组织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集体课题,发挥历史所“国家队”的优势和作用。他还常常设计一些课题,建议我们去做,例如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城镇化问题、城乡关系问题等等。
时间飞逝,历史所马上就要迎来建所六十周年庆典。林先生也已进入耄耋之年。近两年,他的脊椎病加重,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他开始时很着急,对我们说,若不能工作,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这让我想起,他曾经多次给我们讲到,贺昌群先生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是伏案而死的!”林先生之所以一再提及贺先生这句话,一定是因为他怀有强烈的认同感。现在他仍然坚持每天伏案,哪怕是一刻钟、半个小时。每每想起此事,就不由得让我肃然起敬,心生怜惜。
衷心祝愿老师健康长寿,在学术事业上继续绽放光彩。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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