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他的四重身份及留下的精神财富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实习生 鞠文韬 发自海盐

2017-10-26 13:2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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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也是张元济这位集商务之魂、翰林耆老、智民之师、文史馆长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文化先贤诞辰150周年。
10月24日至26日,由海盐县人民政府、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暨第五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海盐举办,来自北京、上海、台湾、江西、湖北、山东、浙江、江苏等地的70多名学者参加了该研讨会。
10月26日,海盐县还举办了张元济先生后人捐赠文物展开展仪式暨《文心事象——张元济先生后人捐赠文物图录》、《张元济图书馆馆藏民国商务版本重要文献简介》首发式。
研讨会现场 来源:张元济图书馆
张元济的四种角色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飞德感慨,张元济的一生经历了代百年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大变革。1953年,张元济由毛主席提名,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
“翰林出身的张元济顺应历史潮流,早在1896年便创设 ‘通艺学堂’,讲求西学,此后又多次上书倡导新政;在戊戌变法失败遭革职且 ‘永不叙用’后,绝意官途,南下上海,毕生以 ‘昌明教育、启迪民智’为己任,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延揽人才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还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担当,整理编印《四部丛刊》等众多珍本古籍。”沈飞德说,“张元济为推进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殚精竭虑,厥功甚伟。”
《申报》和《大公报》是民国时期两大报纸。通过关键词“张元济、张菊生”检索《申报》和《大公报》数据库,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吴永贵统计出《申报》中张元济被提及497次,张菊生(字)被提及1060次;《大公报》上张元济被提及120次,张菊生被提及121次。“整体来看,张元济在媒介中大约有四大形象:政治人角色、专家学者角色、出版人角色与社会贤达角色。”
“《申报》中第一条关于张元济的报道是他乡试放榜的记录,随后是他中进士,接下来他被光绪皇帝召见,再然后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被 ‘革职,永不叙用’。”吴永贵说,《申报》有关张元济政治活动的报道有两个最为活跃的时段,一是清末,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清末最后十来年有很多关于张元济的报道,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张元济早年参与政治的形象。此后多年他都与政治保持疏离状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的一段时间,他又作为一个政治人开始活跃起来。”
“张元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在我看来,这和商务印书馆在1948年到1949年间从未有过的极度萧条有关系,这导致他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因而才会拥抱新政府,从而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他。”
《申报》中有关张元济的报道
除了政治角色,吴永贵认为张元济还被视为一个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比如媒介中报道他作为“中国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上海文史馆馆长”等的有关活动;作为张元济最为突出的出版活动,报纸上有很多关于他身为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以及他作为商务印书馆经理,与教育界和学术文化界的频繁联络,另外在处理商务内部的劳资纠纷的报道中,也常有张元济的身影;最后则是张元济包括乡贤在内的社会贤达形象,作为有关婚丧嫁庆场合的主持人和重要嘉宾,以及他为浙江的地方事务比如修建浙赣铁路争取地方利益等,在张元济的有关文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大公报》中有关张元济的报道
校刊诸史,延续中华文脉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看来,张元济开办商务印书馆主要做了两方面出版工作:一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是广纳世界进步新知。
杨天石举例,《百衲本二十四史》就是张元济在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工作。“明朝灭亡之前,只有‘二十一史’的提法,各部书分别存在;将《明史》等书加进来,成为‘二十四史’,编在一起,成为系统,连续出版,这是乾隆皇帝的决定。”
“但是乾隆亲自审定的《二十四史》有很多毛病,第一个是错漏多,第二是清朝的御用文人把凡是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东西都改了、删了。张元济认为按照清朝统治者意愿编订的《二十四史》不是可靠的史书,所以他要重新校勘、整理一部真实可靠的、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二十四史》。”
由于皇帝钦定的本子有很多错误,张元济当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广泛收罗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最好的版本。“根据统计,张元济搜集了15种宋朝刊本,6种元朝刊本,3种明清刊本,把这么多本子加以对照、校勘、拼凑。”
杨天石表示,大概从1918年开始,张元济用了18年时间为《百衲本二十四史》做了很详细的校勘记,对各版异同之处进行比较与选择,光是校勘记就有100多册。“最后,到1936年,才形成了商务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现在,在校勘学里,张元济100多本校勘记仍然是校勘典范。”
“《百衲本二十四史》至今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历史书里最完整、最准确的历史著作。蔡元培首先高度评价,认为它不可多得,胡适也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张元济先生‘功劳最勤,功用最大’。”杨天石说,“今天我们纪念张元济,应该首先要发扬张先生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精神,把中国的历史学进一步地向前推进。”
“张元济不只是商务印书馆过去的灵魂,还是我们今天乃至今后的灵魂。”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也说,“他的品格、才学和魅力,以及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同时也是商务印书馆追寻的最重要的源头和准则。”
兼蓄吸收,拒绝全盘西化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元济嫡孙张人凤也来到现场,对祖父的中西文化观进行了阐述。“他不是理论家、思想家,他是一位实干家,所以他有关文化观的记载不是很多。”张人凤称,祖父有关文化观留下的主要文字依据有二:一是1902年的《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二是写于1924年的《在中国工程学会第七次年会上的讲话》。
在张人凤看来,祖父的文化观有三个特征:一是兼容并蓄,赞成吸纳西方文化。从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开启严复、伍光建、蔡元培等人大批的西方名著翻译,到收集、出版人们不太注意的西方艺术画册,张元济在这一理念下从事了大量出版工作;二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故步自封;第三则是为充实、丰富中国的文化吸纳西方文化,而不是让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
那么,这样的文化观是如何形成的?张人凤认为,祖父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广州,晚清广州是中国开放最早的一座城市,十三行外贸影响深远。后来祖父考取进士,许氏夫人的父亲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进一步影响了张元济的“世界眼光”。“但张元济受教育的主干线还是严格系统的儒家教育,海盐张家三百年的藏书文化也给他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记。”
“这些都是他形成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来源。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他的世界观形成的主要时期,整个中国的气氛一是皇权专制统治,二是国门刚开,保守的文化氛围仍占主导地位。”张人凤感慨,在这种氛围中,祖父中西文化观的形成和确立十分难得。“在当时可谓是难能可贵,先知先觉。”
至于张元济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张人凤认为一方面张元济和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有观点一致之处,比如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张元济对中华古籍的研究、校勘主张把最好最早的版本整理出来,尽可能保存中华历史的原貌,而没有按新文化运动的要求以西方学科去分类。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几乎都主张用西方文化体系取代中国文化体系,这方面张元济和他们完全不同。”张人凤说,祖父的理念是吸纳西方文化的优长来充实、丰富中国文化,形成不同于西方的、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
“尽管这点颇有理想主义之嫌,但他不会接受全盘西化,不接受当时流行的销毁线装书,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想法。这是他跟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之间的区别。”
致中和,处中庸,坚定的文化自信
1950年,年近84岁的张元济写下一篇《安之朋友信之少者》,这是他按18岁时考秀才的题目重写的一篇八股文。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潘佳的关注。他发现当时张元济因中风卧床已近一年,对自己18岁时的“名列冠军”的文章并不满意,病卧无事就有了“重写”的兴致。他进一步分析:“这位一生致力于维新救国、启迪民智的老学人在病榻念兹在兹的仍是初登科举的旧事,可见科举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
“张元济对科举纪念仪式旧制的继承是完整的”,潘佳指出,按清人旧制,县试满六十年与新科秀才“重游泮池”、乡举后满六十年与新科举人“重宴鹿鸣”、殿试后满六十年与新科进士“重宴琼林”,张元济在科举已废除数十年后,依然根据旧制自庆“重游泮水”“重宴鹿鸣”“重宴琼林”。如张元济于1884年应府试,中秀才,按常制于六十年后(1944年)可“重游泮水”。实际上,他则与县试同学提前十年,在1933年上巳节赴嘉兴鸳湖行修禊事,以纪念“入学”五十年,“事先会合,以为异日之券”。在1939年为张其淦重宴鹿鸣写序时,已期盼13年后“重宴琼林”的到来。由此来看,张元济在晚年重写八股文不是心血来潮之举。
潘佳认为,张元济一生以翰林的身份为荣,一生也与翰林的身份相始终,传统文化是他精神的根本所在。他对传统文化的恪守,也是其中西文化兼容观念的核心部分。参与维新运动、主张废除科举制的张元济,认为三十多年来新办的教育并不符合他们的真意,“士习之虚浮、官途之猥杂,视科举末流殆犹甚焉”,这也是他怀念科举经历的一个现实原因。“这样的心迹值得学界深入关注。”
1956年,张元济九十。
张人凤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张元济既能以儒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庸处世原则和气度来看待中西两种文化,又有足够的学识水平来分析中华文化的优长和不足。他没有把中西文化放在对立的“非白即黑”的两极,而是采取引进、交流、互补的态度。“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心目中的文化主体意识,看到了他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于殿利表示,我们当前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时代,要强调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菊老(指张元济)身上以及商务印书馆120年的事业,充分证明和显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伟大力量。他所追求的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在这之间寻找支点,这个支点就是一种平衡,它让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不仅屹立不倒,而且紧随世界潮流。”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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