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声明是否勾画出了一个“能够信靠”的欧洲

临风/旅美作家

2017-10-27 14: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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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7日,十位包括政治家和律师在内的欧洲保守派知识分子联名,以九种文字发表了一份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声明。这份声明是这些人5月间在巴黎举行聚谈的成果。(下称“巴黎声明”或“声明”,详见:http://thetrueeurope.eu/)
这十位作者著作等身。其中,法国政治理论家Philippe Beneton所著《默认的平等》(Equality by Default)、波兰哲学家和政治家Ryszard Legutko所著《民主中的恶魔:自由社会中的极权主义诱惑》(The Demon in Democracy:Totalitarian Temptations in Free Societies)等已被翻译成英文。
2017年10月7日,欧洲十位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的联署声明。 截屏图
唯一的英国人Roger Scruton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哲学家,出版超过五十本书,较近的一本是2014年出版的《如何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How to Be a Conservative)。他就是亲睹1968年5月法国学生暴动后开始拥抱保守主义。
这几年来,欧盟的一些成员国面临欧洲身份、国家主权、文化失调等问题,民族国家的意识高涨,本土主义(nativism,或作“排外主义”)在各国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0月中,奥地利保守的人民党赢得大选,31岁的党魁、现任外长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即将出任总理,这不过是最近的例子。
巴黎声明就在这个本土主义高涨的潮流下推出。它并非一份学术性宣言,因此在西方知识界没有很大的反响。它的目的很明显,要为本土主义提供宗教与文化上的依据,和政治上的正当性。
这篇声明在中国倒是引起了不少关注。澎湃新闻10月9日刊出了这份声明的中文本,在国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
巴黎声明的内容
巴黎声明开宗明义:“欧洲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欧洲。”作者声言,“虚假的欧洲”正在取代“真实的欧洲”。虽然声明的作者们言之凿凿,然而他们所描绘“真实的欧洲”在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这两个“欧洲”都是稻草人。它不过是“蓬莱仙岛”(“真实的欧洲”)控诉“乌托邦”(“虚假的欧洲”)的精心杰作罢了。
首先,他们所谓“虚假的欧洲”到底是什么?
1.忽视与否定基督教的根基:假欧洲是欧洲文明的膺品,迷信进步,歧视欧洲的历史和传统,在自由和容忍的口号下一厢情愿地以为穆斯林会被世俗化。
2.多元主义的乌托邦:假欧洲是个超民族国家的帝国,建构在拟似宗教的普世主义情绪上。它满怀偏见、迷信和无知,盲目地、强横地追逐一个“仿造的基督王国”。
3.虚假的自由:片面、放纵的自由被倡导,造成家庭解体、个人主义泛滥、道德沦丧。这个自由的膺品用集体性的规则控制欧洲,用“政治正确”管制人们的言论,所要求的同质性和政治划一是种暴政。
4.普世主义旗帜下的平等:利用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自我克制地接纳所有族群。如果穆斯林移民不必融入欧洲文化,欧洲就成了穆斯林的殖民地。
5.不靠谱的全球化信念:欧盟集中权力的运作方式违反成员国的主权原则。市场应当为各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服务,但经济挂帅的跨国公司和巨无霸企业损坏了社会的凝聚力,泯灭各民族国家的个性。
所谓“真实的欧洲”到底是什么?
1.基督教的“精神帝国”是凝聚欧洲的基石:真实的欧洲建立在悠久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上。它重视德性、家庭、个人尊严,但并无全面的神圣律法控制世俗社会。
2.真实的欧洲由民族国家共同体所组成:欧洲不是帝国,民族国家间互重,有各自传统,不求划一。人民彼此信任,积极参与共同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各政体虽然不一定民主,但历史悠久,自我约束的法律体系和守法的公民是稳固欧洲的力量。纵有反叛和失败,改革的愿望仍能让欧洲不断寻求更大的正义。
3.不妄自菲薄,去跟随虚假的普世主义和多元价值: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刺激欧洲追寻卓越,要用尊重历史和传统的理念来改革教育,不要被文化精英和巨型企业那种一致性的压力所蛊惑。回归家园,尊重民粹,才是真自由。
巴黎声明中有两个主旋律,一个是欧洲白人感受到穆斯林移民带来的“生存危机”,另一个是欧洲传统价值和其神圣性式微。后者加深了前者的严重性,使得欧洲失去抵抗的正当性。这两个主旋律在36条声明中不断重复。
声明背后的欧洲现实
在笔者的记忆里,1999年起已成为挪威居民的美国作家布鲁斯·巴沃尔(Bruce Bawer)2006年出版的《当欧洲入睡时:激进伊斯兰是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的》(While Europe Slept: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打响了欧洲恐穆情结的第一枪。
从欧洲大批雇用外来穆斯林工人开始,经过9·11事件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到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引发的浩劫,这一过程更中有大批穆斯林难民涌入欧洲。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6公布的数字,法国穆斯林人口已高达7.5%,德国是5.8%,英国是4.8%。
因着文化、宗教上格格不入和居住环境的隔离,加上极端伊斯兰分子制造的暴恐事件,欧洲的穆斯林问题日趋严重。异质的伊斯兰文化让欧洲人深感“欧洲身份”受到威胁。
许多分析家认为,欧洲穆斯林的问题固然真实,但被本土主义者过分放大了。穆斯林问题需要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用本土主义的思维来解决,将面对违反西方价值和民主传统的危机。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公布的数字,法国穆斯林人口已高达7.5%。图为2015年12月,法国首都巴黎,位于市中心、移民聚居的巴尔贝社区,道路两边站着众多无所事事的青年。 无界新闻 图
本土主义的滋长
本土主义就滋长在这个环境中。本土主义者指责穆斯林要用子宫征服欧洲。他们最常用的口号就是:“你们不可以替代我们(欧洲身份)”。这与今年夏天一批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示威时所引用的口号相同,都是为了要维护白人的优势地位。称他们为“新右翼”(alt-right)可能更妥当。
本土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一般媒体称其为“极右”。其实,本土主义的有些主张并不很“右派”,例如管控企业。本土主义绑架了保守主义这块牌子,本质上与美国的“美国优先”相似,都是戴上“保守主义”面具的白人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反穆斯林、反难民的理念和行动原先从法国开始,逐渐蔓延至欧洲各处。这个本土主义的势力在欧洲发展很快。大家比较熟悉的领军人物和党派包括:英国脱欧派主要人物、曾经担任英国独立党党魁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和曾经担任伦敦市长的现任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党魁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德国极右的“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组织(PEGIDA)和主张相近的“德国新选择”党(AfD)党魁亚历山大·高兰(Alexander Gauland)。
在德国9月底举行的大选中,AfD拿到第三高票(选民多集中在前东德地区)。这是六十年来德国第一次有本土派(排外派)进入国会。据报道,内部斗争的结果是,AfD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早年的纳粹,而纳粹式的相关主张在德国是非法的。
在匈牙利,这种排外气焰甚至已经波及犹太人,匈牙利主政的党派到处张贴反犹广告。
其实,在欧洲政坛上,反对穆斯林最悠久的大约是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党魁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对荷兰日渐增加的穆斯林,威尔德斯感到极度不满。他说自己并不憎恶穆斯林,但认为问题出在“半本古兰经”。
在十年前对荷兰国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他说:“伊斯兰是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制止伊斯兰化,欧拉伯及荷拉伯只是早晚的事。一个世纪前,荷兰有大约50个穆斯林,到今天已经将近有100万穆斯林。……我们正走向欧洲及荷兰文明的终结。”
2016年7月,威尔德斯被邀请到推举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大会致辞。推动英国脱欧的法拉奇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介绍威尔德斯是“西方文明的希望”!他的党派虽然在荷兰今年大选中表现得并不理想,但他的影响力仍然很大。
这股“欧洲身份”的愤怒浪潮虽是针对移民政策,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经济失调、工作机会缺乏的刺激。本土派反对欧盟,反对跨国公司,反对科技的突飞猛进。
在经济失调的现实下,本土的失联群众日益增多。他们深感自己被那批不露面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们所压制。那批远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的“建制派”手握“政治正确”和欧盟团结的大棒,令这批失联人感觉在公共领域和政治上失声了。他们认为,欧盟秉持帝国思维,是个失败的政府,因而他们要把权力从精英,从建制派那里夺回到“人民”的手里。
《纽约时报》10月19号刊发的一篇评论《民主可以种下自我毁灭的种子》(Democracy Can Plant the 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中提到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Anna Grzymala-Busse的忧虑。对当下流行的本土主义,她认为,“有个标准的专制民粹主义的模板,从匈牙利起家,被波兰和土耳其忠实地采用:那就是控制打击法院、媒体、教会、大学”。这个模版也被美国借用了。
本土主义者高调批评法院以及后面的法理,因为法治和民主带来不便;他们不信任正式媒体,因为媒体批判称,排外思想不符合民主、平等和人权的欧洲价值;他们反对那些同情难民的教会(天主教为主),认为后者助纣为虐;他们排斥大学,认为那是传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毒素”的温床。
他们认为这类权威代表“虚假的欧洲”。他们要用民主的手段夺权,然后用非民主的方式统治。波兰、匈牙利、土耳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Anna Grzymala-Busse更警告说,我们不能保证右翼民粹主义“不会转变为法西斯和纳粹的形式”。
《纽约时报杂志》10月12号的专栏文章《白人民族主义在毁灭西方》(White Nationalism Is Destroying the West)中,有一段话十分令人动容:
“白人民族主义在许多方面是极端伊斯兰主义的镜像。两者都迷恋纯粹主义形式的怀旧:一个怀念中世纪的伊斯兰国家; 另一个怀念没有被移民血缘污染的白人国家。”
这就是巴黎声明背后本土主义的社会背景。该声明期望塑立本土主义的正当性。
声明的理念基础
巴黎声明借用“乌托邦”这个名词表明,问题出在欧洲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思想。发布声明的人士认为,基于普世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而形成的主张(人本的自由、平等、正义、容忍)代替了欧洲传统的价值(公平、同情、怜悯、宽恕、和平、仁爱)。
这两套价值的具体主张看似相同,实则不然。“乌托邦”带来了《查理周刊》,带来了男女平权,带来了福利社会,但却失去了传统神圣性的支柱。这样的欧洲缺乏处理穆斯林问题的上层道德建筑。笔者认为,声明的作者把这个看作问题的核心。
回顾问题下面的暗流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前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天主教徒)2012年曾批评奥巴马鼓励人人上大学的言论,认为这是种“势利眼”(snob)。他声称大学是传播自由主义的温床。
今年10月初,特朗普总统之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在阿拉巴马州一所大学演讲时嘲笑大学的文化,认为教授教给学生的是“仇恨宗教”,“仇恨国家”,“圣经是本仇恨的书”。
这类信息说明了本土主义者的共同心态:大学对基督教不友善,大学教育造成年轻人失去信仰。巴黎声明则要改造教育。
今天大学里讲述的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开创的“正义论”,传布的是“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例如“平权”。大学里传播着杜威、卢梭、休谟、洛克等人有关民主、教育和个人自由的理念。这些思想不但影响知识分子,更影响着欧洲的公众论坛和欧洲的法理。
巴黎声明意味着,这些人本的现代主义产物都与基督教背道而驰,虽然这些理念与欧洲知识界的精神面貌,以及欧洲的法律和政治理念息息相关。
一个显然的问题就是,声明中的看法是否真正符合基督教所传递的价值?是否真是“欧洲家园”的本貌?
历史证明,单单建立在人本的自由主义和自然主义基础上的世界观,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是个威胁。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雅各宾“恐怖统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否认欧洲的法理和民主政治的主张是否就符合基督教的理念?
可以拿罗尔斯的“正义论”做个简单范例,因为他的理论所建立的政治哲学深深影响了西方法律上的“正义观”(虽然还在不断被修正中)。他的理论也是本土派批评世俗“自由主义”所最常引用的范例。例如,巴黎声明的作者之一Philippe Beneton那本《默认的平等》就在批评罗尔斯。
简单说,罗尔斯“正义”理念建立在“公平”(fairness)的原则上,有些人认为,因为它没有建立在上帝的主权上面,所以不符合基督教的传统;法律应当建立在犹太法(十诫)的基础上。
笔者怀疑,在一个多族群的文化现实下,用“上帝的主权”来定义公平、平等、正义这样一些法律原则,这是否符合程序正义?是否能让人信服?是否必要?真能满足人类良知中对公平、平等和正义的诉求吗?或者,这不过又是 “部落心态”(种族主义)的化妆,一种权力的应用?
笔者认为,用神学立场来批评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是一种范畴上的混淆。同样地,十诫的原则虽然影响了西方的法理,但是要把十诫作为法理唯一的根基,那也是一种范畴上的混淆。
反思:欧洲因何而伟大?
笔者认为,声明所要提振的基督教传统价值是个“虚假的基督教”,是赝品的基督教,并没有捕捉到基督教的真义。基督教的真义来自耶稣基督“登山宝训”那种天国观念。
基督教影响力逐渐式微,这是今天欧洲困境的根源。一个文化中如果失去了神圣性的东西,失去了绝对的真理,那么一切的追寻都变成神圣的了,因为没有了不能摇动的权威。个人主义挂帅,多元价值观被神圣化,这是必然的现象。声明的作者们认识到这点。
然而,这个现象是个文化问题,不是政治所能解决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个信仰的问题。上帝的主权和神圣性不再能凝聚欧洲的精神面貌。没有了这个中心,一切的理念,包括正义、平等、自由就都成为新的神祗,它们被绝对化了。
解决之道并不是把神权倾注在法理之中,而是帮助欧洲人回归“心灵的家园” ——基督教的信仰。回归信仰也不仅是遵守一套教条,或是归属一个部落或社群,更不是挑起、深化,或是利用族群间的矛盾。
美国牧师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的主张和作为深具启示意义。他设在纽约的教会关心底层民众的就业和社会公义,关怀弱势族群的权益和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根据基督教“普遍恩典”的原则,多元社会的不同社群之间还是可以找到道德和价值上交集的。难道有族群认为“良善”、“怜悯”、“爱人”、“舍己”、“使人和平”这些是负面的名词?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凯勒牧师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包括律师),期望推动与认可同性婚姻的人士对话,找到良性的交集,减少对抗。可惜,这个举动在基督教界没有得到很多共鸣,大家还是宁愿固守疆界(这样比较安全)。这与特朗普总统所要建的“美丽的”高墙有何不同?
在公共领域,今天的问题往往就是走不出保护自我利益的“部落心态”(例如,白人中心的思维)所致。只有在诚恳寻求交集的过程中,爱心的能力才能显明。
基督教不是用来撕裂族群的。它与“血缘”、“疆界”和“政治利益”无关。
巴黎声明的作者们所期望的并非基督教会所信奉的上帝,而是个部落神。基督教会应当关怀的是如何愈合伤口,增进不同族群间的谅解,促成良性互动,在黑暗中给人希望。
那么,巴黎声明是否勾画出了一个“能够信靠”的欧洲?基于本文分析,我们只能反问:能够让谁信靠?是让排外的本土主义者信靠?还是让一个真正符合基督教精神、有宏远胸怀的欧洲信靠?欧洲的伟大,不仅仅在于硬件,在于疆界,在于肤色,更是在于软件,在于人文的精神层面,这个层面恰恰讲究同情、饶恕、谦卑、自省的美德
责任编辑:李旭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巴黎声明,欧洲,本土主义,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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