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谈通识教育：超越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

近年来，开展通识教育已成为国内大学教育中的一项普遍举措，但对通识教育理念的把握，高校与高校之间却又存在着深刻的歧见。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主办的“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将于2017年10月29日在该校中山北路校区召开，探讨如何有效地在通识教育的框架中开展文学教育。

会前，澎湃新闻记者就通识教育的若干问题，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童世骏。

澎湃新闻：一般而言，大学通识教育有美国经验和欧洲经验。您认为中国大学该如何面对这些经验？

童世骏：在现代世界，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通常包括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实用型大学三种类型。如果我们把研究型大学当作典型的现代大学的话，这里面通常也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研究生院、本科学院和专业学院。高等教育的三类学府，以及其中的研究型大学的三个部分，大致分别对应于德式的、英式的和美式的三种大学理念。

相对来说，强调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德国式大学理念，会强调通识教育的最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是培养敬畏学术、献身学术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要通过高质量的专业教育实现的。即使一般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也就是关于世界、文化和人生的一般知识的传授，大学教育之所以区别公民教育，也在于它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研究性的——不仅仅是这些课程应该是由对课程内容有研究的教授来上，而且是指选这些课程的学生应该以研究者的姿态参与到课程中去。

通识教育所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也是智慧，因而它不仅仅诉诸理智，而且也诉诸情感和信念。因而它的载体不仅仅是文字，甚至也不仅仅是图像和声音。大学通识教育离不开融洽的师生关系、美丽的校园环境、活泼的文化生活，都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与以约翰·纽曼为代表的大学理念比较接近。

美国赠地学院传统，以及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传统所构成的教育革命，使得“服务社会”和“教育平等”成为大学理念的重要成分，使得大学承担起满足社会的工业化、民主化对于实用知识和公民能力的需要的责任。根据这种大学理念，实用知识和公民能力（以及公民德性）应该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务实”和“平等”应该成为通识教育所要培植的重要价值，面向大众的general education因而得以区别于面向精英的liberal education。

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我觉得应该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我校首任校长孟宪承在1934年概括现代大学理想的时候，自觉地把“品性的陶熔”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的理念与《礼记·学记》里表达中国教育传统和现代中国大学师生参与社会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蔡元培先生虽然在阐述北京大学的研究型大学理念的时候，强调这个理念的西方来源（尤其是上面所说的德国大学理念），但当他在1922年高度评价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的时候，说它“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则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与孟宪承所说的“智慧的创获”这个大学理念也密切关联起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中国推进通识教育，可以很自然地把中西教育的最佳传统结合起来。

在中国做通识教育，还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高校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高校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包括通识教育的整个大学教育都是以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而通识教育尤其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因此通识教育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本身就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组成部分。

澎湃新闻：国内谈及通识教育，总是在不断引用列奥·施特劳斯。如果说在普通（general）教育的意义上，通识教育是要打破现代社会的再封建化，培养全面的人，深化民主，那么在博雅（liberal）教育的意义上，通识教育便是贵族主义、精英主义的，换言之，是反民主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教育的贵族化与民主化、精英性与大众性之间的关系？

童世骏：从平民教育与精英教育的理念差别来谈论“普通教育”与“博雅教育”之间的区别，我想套用哲学界熟知的一个说法这么说：否定精英价值的通识教育是空洞的，而否定平民价值的通识教育是盲目的。不同学校的通识教育当然会有不同特点，也有不同重点，但真正适合现代社会的大学通识教育，应该是超越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的简单二分的。

在这点上我想华东师大的通识教育是有一点特殊优势、至少是可以有一点特殊优势的。华东师大虽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师范大学，但我还是喜欢我们的“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因为高等教育，特别是像华东师大这样的高校的教育，确实是要培养能在社会公众面前发挥广义的“为人师表”作用的人。但正像毛泽东在给他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的题词所说的那样，“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自以为精英，鄙视普通人民，不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就不配做人民的先生——不仅是道德上不配，而且也可能是能力上不配。为实现这样的如冯契先生所说的“平民化理想人格”的育人理想，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缺一不可，而跨越不同专业、超越特定功利目的的通识教育，尤其重要。

澎湃新闻：华东师范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您如何理解她开展通识教育的可能性和方式？

童世骏：无论是大学教育本身，还是我们作为特色和优势的教师教育和教育研究，都要求我们特别重视在学校里形成一种好的“师生关系”，并且争取把这种“好的师生关系”向社会公众辐射。在华东师大作为一所师范大学进行通识教育，尤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的意义。

好的师生关系，在我看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讲道理”。师生关系的形成不是靠亲情、利益和权势，而是靠知识和道理。第二是“求进步”。很少有一种人际关系，像师生关系那样把“求进步”作为其内在原则的。毛泽东给小学生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也是适用于大学的。第三是“有尊卑”。中华民族讲究“师道尊严”，主张“尊师重教”，是以承认师生之间这种尊卑关系为前提的。当然，在现代社会，承认这种意义上的尊卑，实际上也意味着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种基于理性和德性的尊严和高贵，承认我们在理性和德性面前根本上是人人平等的。但这种平等只有作为学习过程的结果才是现实的，在学习过程的起点上或过程中，这种平等还只是潜在的。也就是说，要把尊严和高贵从潜在的变成实际的，是要通过修养、学习、努力才能得到的。第四是“重学习”。中华民族历来特别重视学习，这是师生关系在中国之所以那么重要的最重要理由。而且，正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也就是说，人身上很多优点，如果离开了“好学”的话，是会变成了缺点的。教育的目的并不只是应培养“好人”，而是要培养“成人”，而这一点必须靠学习来实现。套用曾经很著名的一个说法，只有“讲学习”，才能懂得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处理好往往会发生矛盾的“讲正气”和“讲政治”之间的关系。

简单地说，通识教育在华东师大除了要实现在其他高校同样的有关知识传授、能力训练，尤其是价值培育的功能之外，还应该着力在校园形成以讲道理、求上进、有尊卑、重学习为特点的人际关系，并且努力让这样的人际关系向校园之外辐射，以利于如十九大报告中所要求的“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澎湃新闻：您觉得通识教育在中国，需要如何处理古代经典、西方经典与当代经典的关系？

童世骏：通识教育不局限于经典阅读，但经典阅读确实是通识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阅读经典就是阅读者对自己所属共同体的最优秀成员的倾听；经受以阅读经典为核心内容的通识教育，就是让年轻的心灵经过倾听而不仅仅是言说、分享而不仅仅是创造，通过充实和反省、思考和行动，而得到健康的成长和成熟。

经典阅读是重要的，经典内容的多样性、互补性、启发性和开放性，也是重要的。仅仅抽象地说，古与今的经典就是缺一不可的，中与外的经典也是缺一不可的。

稍微具体一点地说，经典阅读功能是为了满足年轻学子们实际的精神需要，针对他们实际的思想问题。青年学生日新月异地成长着，不可避免地有一个自我之“认同”的问题。青年学生走出家庭、来到校园并准备走向社会，势必有一个社会之“规范”的问题。青年学生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乡村和城市，对自己从书本上了解的故土和异乡，充满着好奇和疑惑，因此就有一个世界之“意义”的问题。经典阅读要履行世俗意义上的精神教育的职能，就必须帮助青年学生顺利地形成认同、内化规范、理解意义，使他们今后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在一个团结和谐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在大千世界中体会到意义和美妙。满足这种意义上的精神需求，既是满足青年学生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年龄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满足他们作为成长中的人类个体所拥有的共同的永恒的需求。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历数千年检验、得到几十代肯定的文学作品、史学典籍和哲学论著，是青年学生最好的精神养料，尤其如果我们不忘记把这些典籍放在读者所生活于其中的当代语境的话——毕竟，对我们和我们的学生来说，“我是谁”的问题，“我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这世界对我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经济全球化、交往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和各国人民未来命运一体化的当代世界之中的。

再具体一点地说，我尤其想强调经典著作的多样性对于满足不同处境的人们和不同阶段的人生的不同需要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满足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群体的不同方面的需要的重要性。前几天我在给我校光华书院的学生做报告的时候，引用了我的老师冯契先生在六十三岁、七十六岁和八十岁时给友人的信中的三段话，对其中“价值”“理想”和“责任”三个概念做了一点发挥。这三个概念的丰富含义，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如果不通过大量经典阅读，只通过听讲座，谈体会，是无法真正理解的。

我还想借助于冯契对古今中西的一些比较来表明通识教育中阅读不同经典的重要性。冯契珍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遗产，但认为它只有与西方已经相当发达的实证科学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并且避免蜕变成空话和诡辩；冯契重视西方哲学所强调的“自愿原则”，但不仅强调自愿的意志选择要获得自觉的理性指导，而且认为意志的专一性或坚定性品格与意志的自愿性品格缺一不可。冯契认同中国文化的理性传统，但提出不但要防止“以理杀人”的独断主义，而且要防止因为克服独断主义而走向虚无主义，尤其要防止独断主义的唯我独尊与虚无主义的没有操守的独特结合：拿独断主义吓唬别人，拿虚无主义纵容自己。冯契先生的这些观点，是他自己研读古今中外大量典籍、思考其中包含的大量问题的结果；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引导学生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语境中跟随前辈和老师进行阅读和思考，从所读所思当中逐渐获得他们自己的经得起批判推敲的意见、观点和立场。

“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

开幕式

主持人：雷启立

致辞人：童世骏

 Creativity：文学写作与“伟大的心灵”

主持人：孙甘露

嘉  宾：韩少功、王安忆、翟永明、格非、毕飞宇

Character：通识教育与文学的位置

主持人：王晓明

嘉  宾：童世骏、汪晖、陈思和、贺桂梅

Community：教学空间与阅读的技艺

主持人：毛尖

嘉  宾：汪涌豪、陈恒、袁筱一、倪文尖、朱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