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光:我心目中的朱瑞熙先生

张剑光(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所长)

2017-10-28 10:4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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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熙先生的弟子们酝酿要帮老师过八十寿诞,我作为一名对先生十分敬仰的后辈,作为目前上师大古籍所的管事者,对此感到万分欣喜。不过写这篇文章,还是更多地想从私人关系上,也就是从一个后学者的角度,来表达一下内心深处对先生的崇敬和祝福。因为是私人的感情表达,文中谈到的事情,来自于我自己的记忆,难免会有些误差,也就不是太那么要紧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免不了受世俗的影响,跳不出社会观念的束缚。比如学术讲师承,所以称谁是自己的亲老师,现在流行最起码是从自己的硕士生导师算起,而本科时教过的老师,一般在表述上都不能称作是自己的老师。如果你说谁是自己的老师,总有冒认的嫌疑,旁人听了有点是拉大旗作虎皮的感觉。我和朱瑞熙先生的关系,按现在流行的习惯,是不能称他为老师的。朱先生是研究宋代历史的著名学者,如果我主动称他为老师,总有点傍学术大家的味道。那就按我称呼他的习惯,叫朱先生吧。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总会碰到很多前辈师长,从各个方面给予无私的帮助,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对我们产生较大的影响。就我而言,从读书起到后来任教,朱先生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很大。可以这么说,他对我的学习和工作帮助极大,他做学问的方法是我力图想模仿的,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虽然是我无法企及的,却是我不断向前迈进的方向。旁人听着也许会觉得这样的话似乎太过,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2017年10月21日,作者和朱瑞熙、戴建国(右二)在“宋史学术前沿论坛”上。(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在读了三年历史系后,1983年我和另外十九位同学,经过严格考试进入了古典文献专业,继续二年的本科学习。当时的古籍所所长程应鏐教授特别看重我们,把我们这个班视为一块宝,不断来讲话,还担任“国学概论·史部”课程的讲授,而且古籍所有什么活动就让我们全体同学一起参加。为了鞭策我们学习,他常会举一些学术典型例子来给我们励志,现在还记得他讲了好几次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杭州大学的梁太济,一个是中国社科院的朱瑞熙,而且还说这两位是自己和邓广铭都特别看好的年轻人。说到朱瑞熙,我记得程先生说他在首届宋史年会上提供了一篇七万多字的论文,而且质量很高。这样的话在课堂里反复说了好几次,我们当然是记住了朱先生的名字。没多久,书店里看到朱先生的《宋代社会研究》,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事实上,我的同学们几乎每个人都买了这本书,虽然当年并不能真正理解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但我们开始了追星式的学习,知道了社科院的朱瑞熙是程先生十分看重的年轻学者。
没过多久,程先生说朱瑞熙老师要调到我们学校。听到这句话,当时我们并不是很明白,不知道这调动是啥意思。程先生说话是直来直去的,把我们这些本科学生当成了他的部下老师一样,大意是说现在古籍所中青年教师总的水平不高,所以一是要将较有发展前途的学生留下来,二是要调水平较高的国内教师来引领大家的研究。他说朱瑞熙老师马上要调过来了,学校里也同意给他新分一套房子。在八十年代初期,学校里偶然造几幢六层楼的宿舍,多少教师在翘首以待,而朱先生人还没到,就先定下一套房子,这在当时是很少见到的,我们听得像天方夜谈。
听到朱先生调过来的消息没多少日子,有一天,古籍所办公室主任王丽珍老师让班长通知我们六七个男同学,跟着学校的车去火车站搬朱先生从北京托运过来的行李。那是在上海的北郊站,一个以前我们从不知道的货物车站,都是一排排大仓库,里面堆放着大量的货物。火车站工作人员用大铲车将朱先生的行李一件件运到仓库门口的平台上,我们再将其抬到卡车上。朱先生的家具不少,外面都是用稻草包和纸板盒捆得结结实实,我们搬的时候总体比较顺利。有些装在纸板盒子里的肯定是图书,很沉,两个人合力抬,才能堆放到车上。大家具我们几个人合作,再加上驾驶员搭手,搬上车还算不难。不过,这次搬行李记得最深刻的是其中四个长方型的柜子,体积不是太大,长二米左右,宽不超过一米。起初两个同学以为不会太沉的,心想一抬就可以移到车上,结果发现根本搬不动。过了几年大学生活,虽然还是年轻鲜活,但大家的力气却是越来越小,明显缺乏锻炼,于是班长说四个人抬吧。四个人费力地抬到了车边,但要弄到车上,还是不行。班长招呼大家一起用力,七手八脚,这才把其中两个柜子搬到车上。班长说休息一下养点力气,还有两个等一会抬。不知谁说我们猜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七嘴八舌,说了半天也不知里面是什么,最后一致认为是书。但书真的有这么重吗?这四个柜子在我们几个男生心里十分好奇,我和同学说我们下次一定要当面问问朱先生。
朱先生正式过来工作后,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第一次见朱先生是在当时印刷厂楼上的办公室里。现在忘了当时是什么事,好像是为了我们的本科论文指导。那天看见朱先生,才知先生四十多岁,人很清瘦,戴副眼镜,一副学问很高深的学者模样。先生很平和,和我们说了很多话。有点意外的是先生对学生没有摆一点架子,还说希望我们以后常到他家里去。先生说话时我听着很有亲切感,因为很多发音是南方口音,一问竟然是嘉定人,和我是同乡,距离感顿时消失全无。
我们当年本科毕业前,一是要先做一份《东都事略》若干卷的点校,指导我的是金圆老师,此外还要写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现在忘了是所里指定的还是我们自己选的,我和另一位同学周志明的论文指导老师是朱先生,从这个意义上,我和周志明是朱先生到上海后最早指导的学生。
由于当时我的兴趣在宋代,论文写的是宋代的行会。看了不少论文和著作,抄了很多资料,但对写论文根本没有入门,所以乱哄哄地堆积了一篇初稿给朱先生审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当时的论文一是资料都为第二手,几乎全是转引的;二是观点没有自己的,只是把人家的东西综合到一起;三是逻辑表达上前后有点乱,自己想说的主题根本没表达清晰。但因为有朱先生指导我修改这篇文章的机会,我就多次到朱先生的家,也搞清楚了四个柜子里到底是什么。
坐在朱先生四周都是书的书房里,看到了在房间一角的四个长方形柜子的真容。原来柜子由上到下全是一个个抽屉,朱先生打开给我看,里面放的都是一排排的卡片。朱先生说这些卡片都是他多年来抄写的资料,分类编排,写文章时相关卡片拿出来,可以很方便地核对。他说卡片是他“文革”期间及以后抄的,人家都在很起劲地搞革命,他是在看书抄卡片,记得当时他说“文革”中他对《宋会要》很用功,书里面的内容全都抄成了一张张卡片。关于卡片,朱老生给我说写文章时有很多好处,还拿出其中的一些讲解要怎样抄,卡片抬头要怎样写,资料要核对无误,出处要怎样注明。
朱先生的四个柜子卡片,我之后说给很多人听过。孙菊园老师说她也是看过朱先生的卡片,多次对我说要学朱先生做卡片的习惯,还说如果你有了四个柜子的卡片,你水平也会上去的。四个柜子给我的印象深刻无比,之后我也开始边看书边做卡片。读研究生期间,我模仿着朱先生做卡片的方法,拼命地抄资料。纸卡片很贵,当时也没钱买,但又很需要,一个亲戚知道了,他说可以想办法。原来他们厂里是做箱子的,皮革的底下全是垫些比较厚的白纸,于是他想办法给我搞来了很多纸,按我要求的大小,用机器裁好,装了几大袋拿到我家。今天,我们早已不再用做卡片的方法来抄资料了,但我抄写的几抽屉卡片还保存着,而亲戚给我的白卡片仍放在书橱里,不舍得扔掉。最早我带的几届研究生,要求他们应下基本功抄卡片,常常把朱老生的四柜子卡片和他的学问等同起来举例子给他们听,把从朱先生那里学到的方法再移植到我的学生头上。
我也见识过朱先生卡片的厉害。多少次在他的家里,在古籍所的资料室,还是在比我高几届的师兄师姐们的答辩现场,朱先生在审查学生的论文,或自己撰写论文时,常会拿着一盒子一盒子的卡片。他看学生的论文,把相关的卡片全放在盒子里,论文中引用什么资料,他就在盒子里找一张,一核对,学生对资料的分析是否准确或引用时是否有错误,全部显露了出来。好几次他拿着上面满是红笔改的论文给我看,他划出的学生抄录资料时的错误一片连着一片。每当看到朱先生拿了卡片盒在查资料,我们就暗暗发笑,又不知哪个人要倒霉被朱先生批了。
我当年写的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很长,但的确没有什么自己创新的地方。在朱先生这样的大家面前,我心很虚。朱先生用铅笔在我的论文上写了很多修改意见,还对我说“行”不一定就是“行会”,不要提得很高,要实事求是。我很怕朱先生会用他的学术标准来打分数,朱先生说不会的,学生就是学生的分数标准。
1999年,上师大古籍所教师在扬州参观。

85年考研,我们六个硕士生进校后分配了导师,杨师群兄跟朱先生学宋史,我和俞钢跟北大王永兴先生学隋唐史。虽然不是直接的导师,但和朱先生的接触更加频繁起来。这种频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读研时得到了朱先生的大量帮助,二是我们同为嘉定人。
有几件事情记得比较清晰。86年,导师程应鏐先生退休,之后由于身体的原因住了医院,我们碰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就不大好意思麻烦他了。朱先生继任所长,对我和俞钢的学习十分关心。比如他对我们说要多听听不同风格老师的课,从各个老师身上学习读书的方法,还说要为我俩找几个国内著名的学者来上课。先是请了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单独为我和俞钢授课两星期,每天一次。卞孝萱先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史大家,之前早就耳闻他的大名,他在中国社科院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与朱先生曾经做过同事。卞先生给我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唐代小说和政治的关系,自己还说是受了陈寅恪的影响,所以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大量唐代政治史的内容。由于之前我们并没有对唐代小说作过系统学习,所以卞先生的讲课我们听不大懂,只是拼命地记下来。卞先生说话时中气很足,而且快人快语,课上还说了不少学术掌故和学术信息。他平等对待我们两位,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好几次问我对唐代历史上哪些问题有看法,还问我平时读书的习惯是怎样的。当时我对他说我有两篇文章杂志社来了用稿通知,他就问我文章写些什么内容,还说发表后给他寄一份去。此后我的确是发表了文章就寄给他,他也给我们寄来他的著作。另一位朱先生请来上课的是社科院历史所的张泽咸先生。张先生和朱先生是同事,朱先生请他来的原因是张先生隋唐史搞得比较出色,是隋唐史研究上造诣很高的一位专家。其实之前我们都已读过张先生的《唐代赋役史草》,我翻阅过大量他关于唐代赋役和经济的文章。张先生的课记得也是两个星期,也只有我和俞钢两人听。张先生上课的内容,先是讲唐代的经济,后来谈佛教与唐代社会。先生的话有些我们听不大懂,但他对资料的熟悉程度是很令人吃惊的,不但资料量大,而且往往是信手拈来,就化到文章中了。
研究生毕业时,我们的两位导师程应鏐和王永兴先生都因为健康原因,没法参加答辩,当时我有点慌了神,来到朱先生家。朱先生说没什么要紧的,由他代理导师,答辩的人他会出面安排。之后他让我们把论文交给裴汝诚、刘炳福等教授审阅,让我们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其实我的硕士论文因为中间改换了一个题目,做得比较仓促,质量并不是很高,朱先生说没关系,你年轻,学术年龄比较长,以后可以写得更好的,全是鼓励我的话。
与论文同步的是工作。刚开始读研究生,程应鏐先生将我们这一届最小的两位,即我和俞钢,拜托北京大学王永兴先生指导,其目的是想为学校隋唐五代的研究和教学师资布局,他从一开始就想将我和俞钢留校。朱先生当所长后,我们有点不踏实,感觉说不定朱先生的想法会变,我几次用试探性的话向朱先生打听。朱先生对我说这个他会考虑的,后来他明确说不会有变化。尽管我们留校有个别时任所领导毫无理由地极力反对,但在朱先生的争取下,在程应鏐先生亲自写信给王邦佐校长后,得到了解决,然而的确吓出我一身冷汗,我已经作好了留不下来的准备,已四处找工作。不过令人发喙的是,我当时找到了某个局的一本杂志编辑部,主编和我谈话时问了我一个人,说这人想找工作,想从上师大调过去,我听后没出一声,但内心直想笑出来,因为这个想调动工作的人竟然是反对我和俞钢留校的那位所领导。多少年后,每当想到留校工作的事情,我总会想到朱先生、程先生,以及孙菊园、金圆等老师的帮助,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留在学校工作,很有可能已不再在学术道路上行走了。
2001年,作者和唐克军(现为华中师大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答辩会合影。前排就坐者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左起为戴鞍钢、叶世昌、朱瑞熙、谢维扬、韩昇,后排左起为作者、张海英(答辩秘书)、王家范(导师)、唐克军(同年毕业同学)。
和朱先生接触频繁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同为嘉定人。朱先生毕业于嘉定一中,这是我们嘉定人感情最深也最自豪的一所中学。按时间算,朱先生比我父亲在嘉一中先一年毕业。有一次在无锡开会碰到中国社科院研究哲学的一位先生,他说和朱先生是高中同学。回来后对朱先生说起,才知他的这位同学高中毕业后曾留在嘉一中工作,做过后面一届的辅导员。我问过我父亲,他说当年是有这样一个小老师的。因此和朱先生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以前我对嘉定的地方历史了解很少,后来不断听朱先生和顾吉辰先生介绍,才知道他们为嘉定地方历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渐渐对嘉定的地方文化有了些兴趣。
朱先生曾经标点过嘉定的《安亭志》《南翔志》等方志,有一次在资料室里告诉我说不要小看这类清代的乡镇志,因为他看到志书里有宋人的文章,而有些文章《全宋文》里就没有收录,提醒我要重视地方文献。还说即使是规模再小、时间再晚的方志,都有可取之处,说不定就有前代的重要资料。前些年嘉定博物馆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套《嘉定碑刻集》,煌煌三大册,收集了各种碑文六七百篇。在书的前面,我看到了朱先生的名字,列于“学术顾问”和“校注人员”中,当时并没有太在意。某天翻看了书的后记,看到了主编写的这样一段话:“尤其要感谢的是历史学家、邑人朱瑞熙教授以一人之力,承担近二百通(篇)碑刻的校注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看到这里,竟然有些惊呆,全书接近三分之一是朱先生标点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又不是主编,就是我这个学生辈的人也不愿意去干,但朱先生为了嘉定的文化事业,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令我这个小同乡汗颜。有机会,我一定要学习朱先生,不计个人名利为家乡干点事情。

作为一个学术大家,朱先生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他的学风一丝不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论著。今日年青人研究宋史的文章和著作中,时不时会提到他的名字和他的观点。这些年参加学术会议,一旦学者们知道我是上海师大的,就常会问起朱先生,要我代向朱先生问好。朱先生在学术界的名声,在学术界的地位,在我们学校中是没有几个人能相比的。所以我上课时一再对学生说,虽然我们学校不是985也不是211,但我们有一些一流的教师,他们的学问在国内是第一流的,朱瑞熙先生就是比较杰出的一位。
我个人在治学过程中,也是深受朱先生的影响。记得做学生时,一个古籍所全体师生的学术报告会上,朱先生作了关于宋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报告。不久,他报告的内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就是著名的《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朱先生这篇文章我当时感到十分了不起,就复印了认真阅读。后来就产生了是否通过社会地位这个视角来观察唐代商人的念头。几年后我也写了篇《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意义》的文章,我不过是沿着朱先生的思路往前找资料,再放到唐代社会的背景中来观察这一现象。文章写好后投给学报,审稿通过后修改了两次,等到决定排版发表就有段比较长的时间。《历史研究》在1988年初有人发表了一篇关于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文章,主要的观点和我比较接近,而这时我的文章是修改完毕在学报编辑部搁着。文章发表前学报召开编委会,朱先生是编委会人员之一,看到了我的文章。事后他对我说,他同意我的文章发表,尽管《历史研究》上别人的观点和我的文章是有点接近,但人家发表时我的这篇文章早就写好了,根本没看到人家的内容,而且文章还是有不少不一样的地方,有发表的价值。听到这些话,真的很感动,这篇花了我很多心思写的文章总算能变成铅字了。
朱先生的文章,有很多我是认真学习的,并从他的文章中寻找灵感。朱先生有一篇《宋代官员致仕制度概述》,对宋代官员致仕制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读后我就想,朱先生谈的这个制度的几个层面,在唐代是怎样的?唐代官员的致仕条件、待遇与宋代有差别吗?于是赶紧翻阅资料认真进行分析,后来写的《试论唐代致仕官员的待遇》、《论唐代官员致仕思想的成熟》及另一篇关于唐代官员致仕形式的文章,都是在朱先生文章启发下作的一些探讨。朱先生关于宋代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的著述,也是我极为感兴趣的内容,这些年常写点关于唐五代社会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就是深受朱先生著作的影响。
朱先生的学术论文,几乎每一篇都会受到人们的关注,每一篇都会带来较大的学术影响。他为学注重创新,勇于追求真理,他的文章都是自成一家之说,有强烈的独立精神。闲聊里他多次给我说学术界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存在着错误,而他的文章是对别人的错误进行纠正,要求我在学术上要敢于直抒己见。受了他的影响,我有的文章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补充有些文章和著作中资料整理上的缺陷,去和别人商讨不同的观点。
九十年代,朱先生担任《传世藏书》集部宋代部分点校工作的主编,我当时从没正式做过点校工作,对古籍整理没有实践经验。朱先生分给我《元好问集》和《中州集》,指导我怎样查阅版本,怎样写校勘记。第一次交样稿时,朱先生看后尽管修改了很多,但对我几乎全是鼓励的话,让我放手按规定的范式独立去做。最后校点工作完成后,朱先生给我说了我标点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又说:“年轻人,都会有一个过程的。”轻轻的一句,让我信心倍增。也正是这一次两部书的点校,使我大体学会了怎样整理一部古籍。
几十年来,朱先生在学术上不断教导我鞭策我,也常常鼓励我提携我,他对我的帮助是不遗余力的,使我受益终身。无论是硕士毕业还是后来的博士毕业,他都参加了我论文的答辩,处处维护着我这个不成器的后辈和同乡。可以这么说吧,在我读研至工作的几十年来,如果没有朱先生这样的无私帮助,我在学术上的发展肯定是比较缓慢,甚至说不定是没有毅力坚持下去的。
我作为后辈,能在学术之路上碰到朱先生深感荣幸,感念这些年来对我的种种指点和教诲。值此朱先生八十华诞,我衷心为朱先生祝福,祝先生健康长寿,心情愉快。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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