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贞平：实像与虚像之间——唐代的宾礼与国际秩序

2017年10月27日，王贞平教授访问南京大学高研院，在仙林校区面向全校学生举行了一场题为“隋唐时代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的讲座。王贞平教授是文史大家王利器先生的公子，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剑桥中国史隋唐卷》的主编杜希德（一译崔瑞德）先生，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专攻中国古代外交、中日关系史等。王教授著述颇丰，代表作品有《汉唐中日关系论》（文津出版社，1997），《不死岛来的使者：汉唐中日关系》（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5），《多极化亚洲中的唐朝：外交与战争史》（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3）以及《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中西书局，2017年）。其中，《唐代宾礼研究》一书是南京大学人文学院童岭老师主编的“中国中古学术思想书系”中的一种，也是王先生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专著。

下午两点，讲座在国际学院308教室准时开始。

作为外交手段的宾礼

王教授首先对本次讲座的最大关键词“宾礼”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唐朝语境下的“宾礼”一词包括着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含义。广义上的宾礼是指外国使节在前往长安途中，以及在首都参加各种活动之后在归国途中所受到的唐地方官员的所有礼遇。狭义的概念则是外国使节或君主在抵达唐都附近时和下榻住所之后，唐廷根据一定的差别规格为他们安排的一系列礼仪活动，包括郊劳、问候唐廷使者、觐见皇帝、参加宴会、新年和皇帝生辰等活动，本次讲座的重点在于狭义的宾礼。

礼仪是人们以举手投足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是以外在的形态培养内在的情操。西方学者认为，礼仪具有规范行动、建立等级制度的工具性意义，因为行礼本身就是对对方和自己身份地位的确认。中日学者对此也有类似的解释，认为礼的第一要义就是“皇帝制度下的等级制度”，历代王朝在构建社会、政治秩序时，都试图通过礼仪来达到“差别有序”的目的。这样的礼仪表现在外交关系中就是“宾礼”，其重点在于“差别性待遇”，中国皇帝以差别性的宾礼接待蕃国的国王或使者，从而反映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可以说，宾礼就是这一抽象国际秩序的直接视觉表现。

为了阐释这一观点，王教授先后列举了宾礼中的迎劳、蕃主奉见、元日（及冬至）朝贺仪式三个环节作为佐证。首先，迎劳在细节上必须准确无误，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皇帝、敕使、蕃王三者各自的身份和相互间的关系。比如蕃王在驿站迎接敕使时必须“再拜”，即两次行跪拜礼，但敕使在接受“再拜”后却可以拒不答礼。王教授援引唐人杜佑的解释：“不答拜者，为人使，不当其礼也。”也就是说，蕃王再拜的对象其实是唐朝皇帝（遥拜），敕使只是代替皇帝受礼，因而没有答礼的必要。再如蕃主奉见的环节，当多国君主或使节同时在场时，宾礼便可以从三个方面反映出与会国的国际地位。其一，入场的先后顺序；其二，作揖、跪拜、叩头、匍匐等反映亲疏的肢体语言；其三，主宾之间的水平距离，离唐朝皇帝越近，往往意味着地位越高。总之，宾礼是以直观视觉的方式反映出蕃国在中国中心世界秩序中的不同地位。第三个例证是百官和在京使节共同出席的元日（及冬至）朝会，据记载，大明宫的含元殿也是举行朝贺的地点之一。在空间布局上，含元殿“高于平地四十馀尺”，使得唐皇帝与外国使节处于不同的垂直平面，表现出皇帝的高高在上。

“非政治化”的宾礼

礼仪作为“道德之具”，从上古时代就被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种，五礼中最为特殊的就是宾礼，因为其余四礼的实施范围主要在国内，而宾礼的对象是外国的君主或使者，起到“教化”的作用。如果说礼仪是对方及自己身份地位的确认，那么唐朝与各国之间的宾礼是否也能够如实反映出国际关系的实质呢？这一问题正是王教授思考的出发点。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王教授回顾了礼仪制度的流变，但在此之前首先需要反思“制度”一词的定义。王教授认为，所谓制度必须具有强制的手段作为后盾保证其实施，惩治其破坏者，否则便不能称为制度，而只是顶层设计。依据这一定义，礼仪制度可以回溯到西周时代，周廷以武力制裁作为实行礼制的后盾，拥有着“削地”“罢黜”“流放”乃至于“征讨”等一系列制裁手段。但到了春秋时代，这样的武力强制手段逐渐丧失，诸侯或是与周廷虚与委蛇，或是公开挑战周天子的权威，但他们大多只是受到舆论的谴责，并没有遭到真正的制裁。另一方面，诸侯中的霸主承袭了部分的周礼，并且以简化了的天子之礼处理与其他诸侯的关系，从而确认自身与其他诸侯之间的关系。由于政出多头，礼制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的权力关系实质已经出现了乖离，这样的乖离就是所谓的礼仪“非政治化”。

王教授接着讲到，唐朝在外交过程中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唐朝并不愿意以武力制裁的方式惩治制度的破坏者，在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以武力为后盾处理对外关系，建立、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制度）只是少数。在大多数情况下，唐廷无意或无力以武力惩戒那些脱轨的外国君主，此时宾礼“中国中心论”的外在形式与其政治内涵就发生了脱节。因此可以说，唐朝宾礼所反映出的国际秩序不过是一种虚像，或者仅仅是顶层设计。

那么，面对这样“非政治化”的外交礼仪，外国使节和唐朝本身分别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和做法呢？毋庸赘言，外国使节是对唐廷礼仪作“非政治化”解读的主要一方，他们通过宾礼向唐皇帝表达敬意，其实是打开官方交流大门，从中获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他们虽然遵从宾礼向唐朝表敬，但并不等于承认了与唐朝皇帝有着实质的君臣关系。唐廷的态度则正好相反，唐朝皇帝和官员往往认为，既然实行了宾礼，就意味着承认天子的权威和外臣的身份，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员。但即便如此，唐朝在面对敌国（指实力相当之国，并非敌对之国）时，有时也不得不对其违背宾礼的行为做出“非政治化”的解读。其中最常见的方式便是以域外风俗不同为由加以容忍和默许，从而化解外交上的摩擦和冲突，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并不罕见。

王教授进一步指出，对宾礼的政治和非政治化解读，这本身也就是一种政治行为。通过宾礼的“非政治化”解读，主宾双方都能够做出互不相同却又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从而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也正因如此，尽管千百年来国际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宾礼本身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主宾双方都能够通过现有的宾礼实现自己的目的，宾礼的实像和虚像早已发生了脱离。

国际秩序的“实像”与虚像

王教授认为，唐朝的外交礼仪特点在于灵活性和严格性兼而有之。礼仪仅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随着外交策略的改变，唐廷也会对外交礼仪的安排作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如何，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外交目的服务。正因为如此，中国朝廷在接待蕃国国王或使者时常常采取“加敬”、“厚其礼”“殊礼”等破格行为，其中最高的破格接待就是所谓“降榻”，即唐皇帝走下御座，引导蕃王或使者“同坐”，以此消解了两者间垂直、水平的距离，同时也会使用肢体语言表现关系的密切，如唐初突厥处罗可汗归降，唐高祖曾“为之降榻，引与同坐”。这样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唐王朝相对弱势、地缘政治走向多极化之时，宾礼在实质上只保留了宾客向主人表示敬意这一功能。正如宋代欧阳修等人所说，唐朝的礼乐“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可谓“礼乐为虚名也哉！”

但是，王教授对于这种礼仪的“非政治化”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外交摩擦，促进外交的顺利进行。进一步而言，宾礼之所以出现从“名实相符”到“名实乖离”的趋势，是因为人们在礼仪活动中往往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从中也保证自身的尊严，可以说“非政治化”的现象乃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天性。回到唐朝的历史，8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吐蕃、南诏与唐之间竞争的加剧和升级，中国在亚洲地位的地位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唐廷比以往更需要友邻的协助，与邻国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以务实的眼光评估对方，通过相互往来为本国谋利益，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和繁荣，才能形成一个多元、动态、开放的国际关系网络。

在提问环节中王教授进一步补充道，后世的外交问题其实在隋唐时期都已经初现端倪，比如清朝时期著名的英使马嘎尔尼事件，其实中英双方都对礼仪问题做了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从而使得外交关系走向了破裂。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外交来说，同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教授风趣幽默，擅长以身边的事物类比抽象的概念，讲解深入浅出，博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和笑声。不仅如此，王教授在讲座过程中还十分注重方法论的指导。比如，讲座开始便首先厘清了“宾礼”的基本概念，主张在研究过程中要对考察对象不断进行压缩和提炼，从而得出十分精确的概念。又如，王教授建议同学们应广泛涉猎社会学的知识，中国学者在文献学方面占据优势，但文献只是基础，应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概念和方法。最后，王教授强调在阅读史料是要注意思辨，深入考虑这条史料是谁写的，背后又有哪些目的。具体到讲座的主题上来，我们不能把宾礼条文所反映出的国际秩序虚像作为实像而全盘接受，而是应该把宾礼作为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从多元的角度加以考察。

由于时间限制，王教授的讲座也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王教授强调唐朝宾礼所反映出的国际秩序往往是一个虚像，实像和虚像之间出现了脱节。但是，这样的虚像绝不只是唐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也深刻影响了周边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认知，因而屡屡发生“抗礼”“争长”等外交事件。以唐朝与日本的关系为例，日本王子曾与唐朝使者“争礼”，拒绝加入唐朝的国际秩序，以致唐使无功而返；再如天宝十二载（753）的元日朝贺上，日本副者大伴古麻吕又因座次低于新罗使者而提出抗议，最终唐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调换了日本和新罗使者的坐席。在这些事件中，唐朝廷确实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应对方式，但这也反映出蕃国对这一秩序怀有相当的固执。当作为虚像的国际秩序得到蕃国的广泛认同和重视，甚至于不惜为此在外交场合发生争吵时，我们是否还可以将它评价为一个虚像呢？

当然，王教授在讲座过程中多次提到，他的观点并非全盘否认唐朝宾礼政治化的一面，在更多的时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囫囵吞枣式的接受。这一严谨的治学态度本身已经部分回答了上述的问题。此外，王教授在《唐代宾礼研究》一书中还对隋唐时期宾礼中的口头信息传递以及册封朝贡体制论做出了精辟的见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隋唐时期国际秩序的实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