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主权的博弈：叙利亚在1949年的三次政变

1949年对于中国历史可谓是极具划时代意义的年份，而对于阿拉伯世界也是不寻常的一年。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爆发第一次阿以战争的1948年更具象征意义。但大马士革在1949年经历的三次政权更迭，不仅仅折射了叙利亚的动荡不安，也牵涉到（外）约旦、伊拉克、埃及、沙特等国之间的斗争，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进而引发英美法苏等域外大国不同程度的关注和参与。

叙利亚共和国成立于1930年，并于1946年获得“独立”地位。它之所以会成为各个势力逐鹿的猎场，与一战后的阿拉伯人的统一诉求密切相关。根据丹尼•皮尔(Daniel Pipes)的论述，无论是以建立大叙利亚国家为终极目标的泛叙利亚主义者，或是以统一阿拉伯世界为己任的泛阿拉伯主义者，抑或中间派，对于一战后西亚阿拉伯地区出现的边界、国家（或实体），普遍持憎恨态度。正所谓“大部分人都认为民族(nation)比他们实际居住的国家(state)要大”。此外，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叙利亚往往成为统一蓝图中的核心地带。更重要的是，无论在阿文还是英文论述中，一个普遍观点认为阿拉伯人的统一诉求总是和哈希姆王朝的“野心”纠缠在一起。无论哈希姆王朝是出于扩张权欲，还是他们自己说的民族大业，或是兼而有之，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一世、摄政王阿卜杜勒•伊莱、多次出任首相的努里•赛义德，以及（外）约旦君主阿卜杜勒，确实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多次介入叙利亚事务，并以它作为统一的关键对象。1940年代，哈希姆王朝加大对叙利亚的染指，引发沙特和埃及两国的强烈抵制。由此，哈希姆王朝（伊拉克、外约旦）和沙埃两国围绕叙利亚，形成对立之势。而1949年叙利亚的三次政权更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阿拉伯内部纷争的体现。

哈希姆列王的叙利亚之志

1916年，哈希姆家族的侯赛因•本•阿里，凭借自己作为麦加谢里夫的宗教权威，在英国支持下，领导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武装斗争，其名义也由一开始的“清君侧”（指对青年土耳其党祸乱朝政）转向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阿拉伯独立。老侯赛因的初衷是在西亚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王国，英国人也以含糊暧昧的“承诺”鼓励了他。但一战结束后的现实却是奥斯曼统治不过是被英法“委任统治”取代了。

除了外部因素，家族内部的权力格局也在凸显。老侯赛因(1853/1854-1931)有五个儿子：大爷阿里(1879-1935)、二爷哈桑(早殇)、三爷阿卜杜拉(1882-1951)、四爷费萨尔(1885-1933)、小爷宰德(1898-1970)（19世纪阿拉伯半岛对生日的记录习惯，使他们的生年可能会存在些许的争议和误差）。由于英法的实际占领，统一的阿拉伯王国已经不现实了。此时早已独当一面，甚至还在凡尔赛和会上代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四爷费萨尔，凭借自己的声望于1920年3月在大马士革被拥戴为叙利亚国王。与此同时，三爷阿卜杜拉也被拥戴为伊拉克国王，但他起初并没有接受。

但随后就是对哈希姆王朝更残酷的羞辱。法国人把大叙利亚地区视为自己的禁脔，于7月以武力驱逐费萨尔。被驱逐的费萨尔被迫迁就伊拉克王位，但他从来也没有放弃对叙利亚的复国大业。而且相对于后来那些备受非议的哈希姆王公，费萨尔在叙利亚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有着广泛的人望，可谓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寄托。凭着这份余威，费萨尔之子加齐在位期间(1933-1939)，虽然年纪轻轻，但在叙利亚仍然有着不小的人望。而且加齐后来还表现出一定的亲德反英的倾向，所以有传言说他死于车祸其实是英国人的手脚。

加齐去世后，其子费萨尔二世即位。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对叙利亚的统一欲望并没结束，但已经开始逐渐为民族主义者厌恶。这主要是因为在伊拉克长期掌权的努里•赛义德（多次出任首相）和摄政阿卜杜勒•伊莱(1913-1958)的亲英立场。阿卜杜勒•伊莱是大爷阿里之子，四爷费萨尔之侄，也就是加齐的堂弟，小国王费萨尔二世的堂叔。当年老侯赛因虽然没有成为统一的阿拉伯国王，但还是作为汉志国王（汉志又译“希贾兹”，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伊斯兰教两大圣城麦加、麦地那就在那里），后于1924年自立为伊斯兰教的哈里发，便把王位传给大爷阿里。但汉志于1925年就被沙特国王所吞并，进而造成沙特和哈希姆两大王朝长达30多年的仇恨对立。按照帕特里克•希尔(Patrcik Seale)的说法，大爷之子阿卜杜勒•伊莱一直关注着汉志和叙利亚，“他的野心是想为他自己恢复大马士革的王位”。给笔者的感觉是，大爷这一脉急于寻一个王位以弥补当年的损失。不管这么说是否正确，阿卜杜勒•伊莱确实在利用伊拉克摄政王的职权，以“统一”或“联合”的名义积极介入叙利亚事务。

当然，对叙利亚雄心勃勃的还有三爷阿卜杜勒。1920年费萨尔被法军逐出大马士革后，老侯赛因命阿卜杜勒率领军讨法，收复叙利亚。但阿卜杜勒行军至约旦河东岸（亦属大叙利亚地区的范畴）时，在英国的劝说下，停止征法，开始了建国之业，也就是外约旦酋长国（外约旦对应的阿文شرق الأردن意为“约旦河以东”）。

争夺叙利亚的高潮出现在1940年代。1941年5月29日，出于削弱德国宣传，安抚阿拉伯人民族情绪的需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宣布支持阿拉伯统一。受此鼓励，外约旦和伊拉克分别提出“大叙利亚计划”和“肥沃新月计划”。伊拉克首相努里的“肥沃新月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大叙利亚计划的延伸，可大致理解为“大叙利亚地区+伊拉克”。根据阿拉伯学者马卡威(نجلاء سعيد مكاوي)的叙述逻辑，“肥沃新月计划”是应对“大叙利亚计划”而生。这就体现出哈希姆王朝的内部竞争。但围绕叙利亚问题而产生的主要矛盾并非哈希姆内部，而是哈希姆王朝与沙埃两国的斗争。学者们普遍都把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视为埃及通过维系各成员国“主权”，来阻止哈希姆王朝对叙利亚的兼并之心。

1946年叙利亚共和国获得“独立”地位后，阿卜杜拉于1947年加紧推行其大叙利亚计划，呼吁外约旦和叙利亚联合，甚至把叙利亚的共和制度斥为殖民分裂的产物，这引发叙利亚国内以及沙特和埃及的激烈反对。为此，阿卜杜拉被迫妥协，于1947年10月宣布暂时搁置“大叙利亚计划”。但实际上，阿卜杜拉只是把“大叙利亚计划”的重点由叙利亚这个核心转入相对边缘但亦十分敏感的巴勒斯坦地区。经过一年的经营，阿卜杜拉取得了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将国名由“外约旦”改为“约旦”。由此，1949年他又把目光转回了叙利亚。但这次他在伊拉克当摄政王的侄子阿卜杜勒•伊莱似乎更加出众。

叙利亚现代史的第一次政变

1949年3月30日，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حسني الزعيم)发动政变，推翻总统库阿特利的统治，成为叙利亚现代史的第一次政变。

对于外约旦和伊拉克两个哈希姆王国分别以“大叙利亚计划”和“肥沃新月计划”为名，试图囊括叙利亚的企图，库阿特利以保卫共和的名义，予以抵制。但当时阿拉伯世界普遍把哈希姆王朝视为英国的代理人，而外约旦国王的“大叙利亚计划”就被视为英帝国主义在中东扩张的工具。如此，库阿特利就自然倾向反对哈希姆“扩张”的沙特和埃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扎伊姆上台后，起初对哈希姆王朝采取了亲近态度。而且哈希姆王朝的态度也很积极。4月1日，也就是政变后第三天，外约旦方面致信扎伊姆，表示愿意帮其镇压前政府复辟。

但扎伊姆推翻前政府的理由并非针对“大叙利亚计划”，主要是指控库阿特利治国无方。而且扎伊姆政权代表了出身中下层的军官，带有激进和左翼色彩，与既有共和政体相比，似乎更不适应哈希姆王朝的君主政体。经过一番权衡后，扎伊姆还是回归库阿特利的老路，转向了沙特和埃及，开始抨击哈希姆王朝涉及叙利亚的统一计划。

遭到扎伊姆“背叛”的哈希姆王朝自然没有善罢甘休。与1947年积极染指叙利亚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相比，这次更积极的是伊拉克方面。6月13日，伊拉克方面就表示有可能以武力推翻扎伊姆政权。这种态度就引发了美国的反对。

扎伊姆政权的国际环境并不算孤立。就域内国家而言，扎伊姆虽然选择了与哈希姆王朝对抗，但却因此赢得了沙特和埃及的支持。就域外国家而言，一直有传言说他当初政变上台，背后就有中情局的支持。无论传言是否属实，英美两国都于4月承认了他的政权。但就国内而言，扎伊姆的统治并不稳固。帕特里克•希尔指出，刚刚政变上台的扎伊姆就面临着“合法性”问题，但他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与以色列的媾和、与美国的石油协议都让他备受批评。但最致命的问题出在政权内部。7月，扎伊姆将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创始人安屯•萨阿德(أنطون سعادة)交付黎巴嫩当局，萨阿德不久即被处决。这就激怒了与他一起打江山搞政变的袍泽弟兄赛米•胡纳维(سامي الحناوي)和艾迪布•沙史克(أديب الشيشكلي)。

“新月一统”VS “维护共和”

8月14日，胡纳维和沙史克等人联合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发动政变，成功夺取政权，不久即将扎伊姆处决。胡纳维政权可谓是阿卜杜勒•伊莱的“福音”。9月，阿卜杜勒•伊莱访问大马士革，胡纳维公开呼吁伊叙联合。同月27日，伊叙两国签订涉及联合步骤的协定。这可谓是1940年代哈希姆王朝在叙利亚难得的一次胜利。伊叙联合提议的出台，不但令沙特、埃及这样的老对手不安，甚至哈希姆家族内部也有不满迹象。胡纳维和伊拉克方面并没有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商议。用美国国务院一份文件的话说，阿卜杜拉在“构建大叙利亚”的领导地位被剥脱了。埃及更是向阿盟提出建立集体防御条约的建议，以抵消伊叙联合的影响。至于美国的杜鲁门政府，虽然采取不反对的态度，但认为伊叙联合提议既没有足够的“民意”基础，又招致了域内外国家的不安，破坏了“地区稳定”，所以亦不支持、也不默许。

根据马卡维的论述，胡纳维政权之所以选择与伊拉克联合，而依然反对阿卜杜拉的“大叙利亚计划”，是因为前者在叙利亚没有遭到过像后者那样的反对。但伊叙联合还是葬送了胡纳维。按丹尼•皮尔的解释，胡纳维因为拒绝在总统就职宣示中表示“维系共和”。如此，在哈希姆王朝的“阴影”下，肥沃新月地带出现的统一迹象，倒与叙利亚共和制度的延续形成对立之势，这就直接引发了沙史克的政变。

沙史克“乘着坦克维护了共和制度”，与第一次政变类似，都被视为“无血政变”。被推翻的胡纳维并没有被处决，而是在1950年10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惨遭暗杀。

重新把叙利亚带回沙埃阵营，抵制哈希姆统一的沙史克似乎也稳定了国内政局。相比于第一次政变的扎伊姆政权（四个半月）、第二次政变的胡纳维政权（四个月），沙史克政权确实是成功的，但它也不过四年的政治生命并没有将叙利亚带出政变的“魔咒”。1954年2月，沙史克遭遇政变，流亡黎巴嫩，后来在巴西遭到与胡纳维一样的命运；1958年2月，叙利亚和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又于1961年9月，通过政变脱离阿联；1963年3月，复兴党通过政变上台；1966年复兴党内部的贾迪德派反动政变，夺取党政之权；最终在1970年11月，哈菲兹•阿萨德发动了20世纪叙利亚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政变。这8次政权更迭并不仅仅只是叙利亚一国之事，除了英法美苏等域外大国的影子，通常也和埃及（阿联）、伊拉克、（外）约旦、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密切相关。尤其是伊拉克，即便其君主制于1958年被推翻，但其与叙利亚政局紧密联系，还是通过复兴党跨越既有边境的性质得以延续。这种涉及政权更迭的地区国家间关系，体现出以“自然边界”取代“人造边境”的修正诉求。抵制哈希姆王朝的叙利亚人，并不一定反对统一本身，更多是抵制君主制度以及哈希姆家族的亲英立场，他们有人就主张以叙利亚囊括外约旦，而非后者囊括前者。或是有人把哈希姆王朝的统一斥为扰乱“全面统一”的“局部统一”。类似的分歧一直持续，直到今天亦未完全消失。这些强烈而又互相龃龉的统一诉求说明，一战后阿拉伯西亚地区的国家建构存在严重缺陷，但修正者却不能解决内部的矛盾，进而无法形成摧毁现状建立新秩序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