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不仅要讲真,还要讲善和美

金耀基/社会学家、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2017-10-31 11: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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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大学是现代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人才的支持,那么大学与中国的现代化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10月23日,社会学家、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在复旦大学发表了以“再论大学之道:大学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演讲。
他认为,自从产生大学之后,大学就变成推动现代化的根源力量。现代化促成了中国大学的产生,大学本身也大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他强调,中国的大学要担负起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责任,不只要讲真,还要讲善和美,要追求善的学问。
以下演讲文本由澎湃新闻实习生据现场录音整理,由活动主办方审定。

社会学家、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1935—)
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大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我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时间很久了。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是1960年出版的,第一次用了社会科学的观点来谈中国的现代化。那时候几乎整个社会学界讨论的都是这本书,连马英九都说,我是看你书长大的。我这本书是1978年底邓小平先生施行改革开放之后进到大陆的,进来之后有很多版本,但是直到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才真正得到我的授权,出版了正式的版本。到了2010年,北京的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增订本,增订本把我当初同时间写的东西一起放进去了。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我之所以写《从传统到现代》,是因为那时候年轻,很纳闷中国的前途是什么。那时候中国的前途其实包括了整个中国,因为我在海外,没有考虑到台湾的前途是什么。我觉得一定要走现代化,所以讲了一句不是那么准确的话: “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现代化。”这句话是我在1960年出版的书上讲的,我把这本书献给从事于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相关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但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我所认为的现代化并不是反传统,但是单单搞传统,不是忠于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现代化我认为很简单,就是从一个传统的社会走向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那么到底什么是传统社会,什么是现代化社会呢?
对这个问题,我的书里有很多论述。过去几十年来,我前前后后出了八本书,就是专门讲中国现代化的,包括去年出的《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也是说中国的文明是从古典文明、农业文明转向了工业文明。
大家都知道李鸿章,人们对他评价不一,无论哪一个政治人物都不愿意做第二个李鸿章。每一次清朝和外国打仗,战败以后都是他去签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的,这是外交官最痛苦的事情。去签约,地划出去了,钱赔了,都是他的错。我比较同意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的观点,他说李鸿章可能是19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中国,那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居然被英伦三岛打败了,后来又被扶桑三岛打败,所以李鸿章讲,中国当时正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今天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时代在变化,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变化,整个中国的文化宇宙、政治宇宙通通断裂了,所以说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而中国最大的变局就是,从一个前现代的文明走向了现代的文明。现代文明简单说就是工业文明。现在不说手机,就连我们戴的眼镜、穿的衣服、用的笔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活在一个工业文明的时代。那么想想看中国,不要讲七八千年前,就从秦朝开始,两千多年,韩愈、李白、苏东坡、曾国藩,这两千多年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而我们这一百年的发展呢,使我们已经完全是工业文明了。
但就我自身经历,假如不是工业文明的成长,我今年82岁,大概没有可能在这里和大家讲话。在农业社会,八十岁不得了,杜甫都讲,“人生七十古来稀”。工业文明有一样东西大家都知道,就是人的寿命到底是怎样的?假如我的资料不完全错的话,在1840年,中国人的寿命预期大约是29岁,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的寿命预期是35岁,但今天呢?我来自香港,香港女性的寿命预期是86岁,而男性则是81岁。最近这一百年来,竟把我们的寿命预期翻了几番,这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文明的时代。
我们从传统到现代,有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文明的内容当然不只是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还牵涉很多其他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政治。主要来讲就是说农业经济走向了工业经济,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经济的发展都一定会走向工业化,不走向工业化不能进入到现代文明。政治层面呢,就是从帝制、君主制走向了民主共和制,从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后,就出现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过去中国就只有一个皇帝,没有皇帝,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孙中山革命成功以后,国民党建立了中华民国,就是人民做主体的意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全世界不止中国,都有一个大的前沿、趋势,就是从帝王走向人民,人类整个历史都在变化。还有一个变化是说,从帝国走向了国家。不光中国,全世界如此。民主共和国家就是人民做主体的国家,今天我们到中国来,人民这个词到处都有,比如说人民银行、人民出版社、人民大学、人民医院,这就是要强调,这个时代要以人民为主体。
从经学到科学:中国文化宇宙的翻转
大家知道,中国学术文化变化的一个主旋律是从经学也就是“四书五经”到科学的转变。现在大学里面开设的跟科学有关的课程、专业可能占了百分之七十,甚至于百分之九十。从经学到科学,为什么这么讲呢?中国过去是有大学的,汉代开始时候就有了太学,宋代、明代以后有很多书院,共同点是什么?教学内容主要来讲就是四书五经,五经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乐》后来没有了;四书是宋代朱熹开始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从宋代开始,主要的读书人读的就是四书五经,主要的考试就是科举,除此之外,唐代还有书学(书法)、诗词歌赋等,但完全都是附属的,最主要的是四书五经。
1905年,那时候慈禧太后还在,清朝颁布了一个命令,“废科举,设学校”。这六个字不简单,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宇宙的翻转。古代中国的读书人考科举并不都是为了做官,儒家的哲学思想里有提到,这是命定的,只有读书考科举,然后做官,才可以为天下百姓做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里很重要的一个点。随着科举的废除,设立了新式学校,西方的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进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学者常常讨论到晚清新政时会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的大学突然宣布解散了,大家就白读了,整个人生规划会被打乱。科举废除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没多久就革命了。
1895年10月2日,“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创建,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后称北洋大学 。1951年,经国家院系调整,北洋大学定名为天津大学。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中国大学精神的开始。
我现在讲从经学到科学,这是学术文化。你们现在学问再好的人与清朝的经学家相比,也是不一样的。何况现在很多人有的搞社会科学,有的搞自然科学。中国过去的学术文化主要是四书五经,现在基本上是由经学到了科学
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在文化、学术、教育界都了不起的人,就是蔡元培,他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到德国留学。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应该跟世界联系在一起。他到德国去留学之后,德国发生了一件大的事情,是什么呢?
西方有一个大的大学教育制度,是从罗马开始,我们叫做中古大学。中古大学一直延续到今天,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已经有七八百年历史了。中古大学一直流传下来,德国也是一样,到了十九世纪,德国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洪堡是了不起的教育家,跟我们慈禧太后做的一样,他把神学也就是《圣经》从大学里面拿出去,相反地就提出了科学。但是呢,中古大学基本上学的就是《圣经》,《圣经》的地位就等于中国四书五经的地位。德国提倡科学,把神学、圣经从大学里拿走,但这是英国、美国的大学通通要学习的,那时候把圣经和神学从大学里拿走,把科学放进去,欧洲的中古大学才变成了现在的现代大学。(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是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编注)
蔡元培一回到中国,孙中山就很看重他。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就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而蔡元培就做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他发布了一个大学令,规定凡是要成为大学的,就必须有什么课,并且把经学给废除掉了。所以,欧洲的学校就移植到我们中国来,我们今天的学校包括复旦大学,都不是从古代的国子监、太学纵向继承下来,而是欧洲的大学横向移植过来,北大就是作为他具体改革最主要的阵地。北大第一任校长是严复,严复按照大学令的意思,把经学里面的四书五经废除了。当然现在,这些可以放到我们学的文科里面去,而今天把它们都放到文科里,那只是新的知识的排比。
中国这么古老的一个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期引进西方现代大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想这是中国现代化里面最根本、最为重要的。现在你们都是科学时代里面的人,不是念经学长大的,经学的重要性是我们从另外的角度考虑的。今天我们要讲“治国平天下”,不是靠经学,农业文明的时候还勉强可以这样说。
废除四书五经,将西方现代的大学制度引进到中国,这是我们大的变化的开始。经学,用冯友兰的一句话讲,“是我们中国以前思想的君主”。现在我们思想的君主变没了,我们进入了科学的时代,我们有了现代大学。中国一开始就是现代大学,不像西方一开始是中古大学,现代大学里面的科学至为重要。为什么?杨振宁先生给我讲,1900年,一百一十七年前,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懂微积分,数学里面基本的微积分不懂,根本就没有用。尽管中国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懂微积分,并且还经历了战乱,但是到了一九三几年,杨振宁去了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他们所受的数学教学,已经完全可以和西方最先进的知识水平相较量了。尽管我们是在苦难、战乱,中,我们中国的一些大学依然发展得很好。
科学一进入中国大学之后,就变成了重要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口号:民主、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德先生的命运不是那么好,赛先生却是非常受欢迎,天下父母心,每个人都希望孩子去念科学。我们中国过去很讲究读书,很重视读书,最重要的就是经学,有钱人家的孩子一定要把经学给读了。古人讲“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就是说,我传给我儿子一本经,胜过给他一箩筐黄金。而今天呢,变成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科学渗透到了任何一个领域,包括社会和文学。所以科学进到中国的路是很顺畅的。
大学自产生后就变成推动现代化的根源力量
二十世纪有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他说二十世纪的意义在于科学升起,虽然十九世纪科学革命已经升起,但那是少数人参与的。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科学开始奔放性地发展,什么道理?他认为,过去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都是一个人或是少数人做的,后来是成立了一些像英国皇家学会那样的研究机构,那也都是少数人的群体。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专业的人,二十四小时都在做科学研究,怎么能不发达呢?
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在做科学研究呢?在大学里。这个大学是广义的大学,是大学制度。二十世纪的中国尽管战乱频繁,到今天好像也有了一千九百多所大学,中国变化太快了。中国发展那么快,在大学里,每时每刻都有几十万人以上的人不停地在研究,他们的职业就是如此。
二十世纪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给了研究型人才,包括人文方面的人才,一个好的环境。二十世纪,到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初期,我们要评断一个国家,要看国力的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看这个国家的知识创造力,也就是看大学。我们今天必须要重视大学知识力的发展。为什么国家要拿出很多钱来发展大学?并不是说要培养做官的,而是要真正发展知识。无论是搞经济还是做别的,任何东西都要切入知识,不像古时候,古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种知识力的发展,是现在大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现在谈论全球化,真正全球化开始是在大学,大学里面最容易表达的是全球化。知识具有全球性,我们一般讲知识全球一家亲,其实就是讲知识的全球性。今天复旦大学教授的物理,你能说跟美国麻省理工教的不一样吗?牛顿的定理说苹果往下掉,能说是往上飞的嘛?不可能。所以,科学绝对是知识的共通点,不能说西方有了我就不要,这不可能,否则就落后了,这是非常根源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全世界的大学已经变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大家所讲的东西是互通的,尽管有兴趣研究方向的不同,但是基本道理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到外国去留学,我们的大学生到那边去,研究的东西完全是接轨的。我们和外国的历史虽有所不同,但是科学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自从产生大学之后,大学就变成推动现代化的根源力量。现代化促成了中国大学的产生,而大学本身也大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今天常有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排名,我认为排名只能做参考。我记得,钱穆受邀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拿到以后曾经讲,我们要用五百年的时间追赶上。可是前前后后不过半个世纪,今天两岸三地的大学几乎已经可以跟美国第一流的大学比了。
全世界大学有多少所?至少有三万到五万所,如果排名排到一百名两百名甚至五百名之内,是不得了的。为什么今天两岸三地的大学在世界排名能排到前列?有一个经济类的杂志叫《福布斯》,每年排世界企业五百强。很多年前中国是一个也没有,现在很多中国企业被排了进去。为什么呢?基本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是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崛起,首先是日本,然后是四小龙,现在是大龙中国,大龙崛起之后,是足以改变世界的。未来是看你现在有多少所大学。我之前讲过一句话,我说,我希望中国成为四强。若是想成为真正的四强,没有五十所一流的大学是不可能的,并不是说要排名第一第二的大学。
中国的大学不只要讲真,还要讲善和美
科学进入中国以后,尤其是大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科学是什么东西呢?二十世纪很重要的哲学家罗素说,科学让我们可以了解世界,科技可以让我们改变世界。二十世纪有几次科技革命——不是科学革命,是科技革命,是机器的进化。麻省理工学院有两个教授写了很有意思的文章,讲到“第二次机器时代”。第一次机器时代是蒸汽机进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人的力量主要是靠肌肉,机器是代替我们人和动物力的一种。第二次不是增加我们人力和动物力的体能,而是增加我们的思维。(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作家和社会批评家。——编注)
科学对人类的贡献太大了。俗话讲“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预期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个问题也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人类的知识不只有科学,还有道德和美学,就是真善美,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基本平衡的文明。我年轻时常常在想,康德搞真善美,我想再加一个,可是想了很久也想不到。我们中国的传统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最后主要是达到一个善的东西,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好的道德伦理的秩序。如果社会没有秩序的话,根本就是一塌糊涂。
今天,我们大学里面没有经学,都变成科学了。科学的宗旨不是求善,而是求真。我们今天的文明已经是一个科技的文明,单单一个手机就可以证明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科技文明的时代。中国过去寻求一个至善,现在寻求至真,已经是不知不觉就走向了至真。现在,科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连人文科学都也已经是科学了。
当年我去美国,是美国社会学最盛的时候。帕森斯说,美国的大学,其实是现代大学,整体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更自信的一个知识群体。科学是基本知识的一种,当科学被推崇到一定境界的是时候,就变成了科学等与知识,所以六十年代就出现了人文学科在危机当中的情况。不知不觉中,现在的大学基本上就是在求真,所以我近十年来经常讲,大学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化最大的动能。(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 1902— 1979]是美国社会学家,以提出社会行动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而著称。——编注)
中国的大学有什么功能?就是建构中国现代文明。想想看,如果不是靠大学去做,谁去建构未来的中国现代文明?怎么建呢?要担负起建构现代文明的责任的话,中国大学不只要讲真,还要讲善和美,要追求善的学问。坦白讲,现在的大学,价值教育已经没有位置了。追求至善的没有了,都追求至真了,更不用说美了。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学校领导做得不对。所以我这十年来都在讲,我们要寻求善和美的学问,不能放弃,不然我们的文明就建设不起来,我们的文明就是不完整的。
其实,我们中国讲善和美,都是结合在一起讲的。我们称赞一个东西最好,往往说它尽善尽美,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其中有三个人都是德品好,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牺牲的,她们的美都是和大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善跟美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到了现代以后,真善美分化了。韦伯认为,道德问题、伦理问题根本就是美学问题。这是非常深刻的心理变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社会学家。——编注)
我从事教育那么多年,非常重视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越来越强调大学根本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起点,必须要追求真善美。当年,蔡元培提出,大学教育就两样东西,一个是科学,一个是美术。美学可能是我们现在通往道德、通往美的一种途径。
我觉得,中国是真正在建立一个现代文明。我们现在已经身处现代文明了,那么,应该怎么样去完善它,怎么样能更好?我们的大学责无旁贷。大学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应该教育我们的学生追求真善美。我们非常幸运,生活在现代,但同样,我们感觉非常沉重。千万不要觉得人生很幸福、很轻松就可以了。人生真正大的快乐在于,在沉重的脚步中去寻求真正的价值。
(文字整理:实习生  慕立琼)
责任编辑:李旭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大学,中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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