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世界上有100多种叫“洪堡”的动物……所以洪堡是谁?

纳塞尼尔·里奇 著/FYX 编译

2017-11-10 13:4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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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人类以“进步”为关键词,不断投身改造自然的热潮,可也逐渐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在这一时期众多探究“如何理解自然”的科学家中,有一位浮士德式的人物:普鲁士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
以洪堡命名的事物不计其数,包括但不限于:洪堡企鹅,洪堡鱿鱼等100多种动物;洪堡百合、洪堡香蕉兰等300多种植物;硅硼钙石(Humboldtit),草酸铁矿(Humboldtin),洪堡石灰岩,洪堡鲕粒岩,洪堡组地层,洪堡寒流(又称秘鲁寒流),洪堡红杉州立公园,洪堡-托伊亚比国家森林,古巴的亚历山大·洪堡国家公园,新喀里多尼亚的洪堡山,中国、南非、南极洲等地的洪堡山、洪堡峰、洪堡山脉;洪堡瀑布,洪堡冰川,洪堡海湾,洪堡河,洪堡洼地,洪堡盐碱滩;北美有4个洪堡郡、13个洪堡镇,月球上有洪堡陨星坑和洪堡海,还有绕着太阳运行的第54号洪堡小行星。
洪堡一直在我们身边,尽管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安德烈娅·武尔夫在她最新撰写的洪堡传记《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后浪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一书中这样写道:“在英语世界里,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名字几乎已经被遗忘殆尽……他的思想已经如此显扬,其人自身反而隐去了存在。”这本书既囊括了洪堡思想的流传,也重述了这位人物的一生。他可能的确曾经被遗落在历史长河之中,但他的理念从未像现在这样鲜活。
洪堡企鹅
洪堡香蕉兰

1803年,亚历山大·冯·洪堡
从渴望远游的少年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家
洪堡去世前已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他对世界的影响已十分显著。洪堡出殡时,上万民众跟在由国王马匹拉载的灵柩之后哀悼,送葬队伍长达一英里——柏林还从未举行过如此盛大的私人葬礼。美国各大报纸纷纷致上“最卓越人物”的追思,并悲叹“洪堡时代”的结束。从伦敦到曼谷,各地市政厅的外墙上都垂挂着洪堡的大幅画像。
十年后恰逢洪堡百年诞辰,莫斯科、阿德莱德、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墨尔本以及众多美国城市都以游行、音乐会、焰火表演等形式举办纪念集会。《纽约时报》的头版都在报道全球各地的相关庆祝活动。
《纽约时报》头版关于洪堡百年诞辰的报道
然而时代变化,一战后掀起的反德浪潮、科学学科分野加固,再加上时间的流逝,都慢慢地冲淡了洪堡(尤其在美国)的声望。深受洪堡影响的后继者们,如查尔斯·莱尔、查尔斯·达尔文、亨利·大卫·梭罗、约翰·珀金斯·马什、恩斯特·海克尔、约翰·缪尔,都从各自的新角度出发,深化洪堡的理念,也逐渐盖过了思想源头的影响力。但时代依旧在变。到了人类世当下,阅读洪堡的理论就仿佛在验证一位先知的预言。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将继续为未来提供启示。不可能一边阅读《创造自然》一边不为洪堡的一生所动,武尔夫无疑使我们每个人都迷上了洪堡。
洪堡的父亲是普鲁士宫廷的内务大臣,是未来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也是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教父)的亲信;洪堡的母亲是一位富有的实业家之女,其父亲也是普鲁士官员、胡格诺派教徒。父亲在亚历山大9岁时就撒手人寰,母亲对他们既严厉又冷漠。
泰格尔宫和周围的庄园
洪堡十分苦闷,急切地想要逃避幽闭的成长环境,可是又畏于母亲的威严。他渴望远游,可是直到1796年母亲因癌症去世,27岁的他才终获自由。他甚至没有出席母亲的葬礼。
因为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他辞去矿井监察员的职务,着手策划一场“伟大的旅行”。他考虑过西印度群岛、芬兰北部的拉普兰地区和西伯利亚……在启程去往南美洲之前,他获得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亲自颁发的护照,得以自由进出西班牙殖民地。
洪堡西班牙护照的其中两页
洪堡的壮阔足迹后来都收录在共计34卷的《去往新大陆赤道地区的旅行》(Voyage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中,于1807至1826年间陆续出版。洪堡的南美洲之旅途经委内瑞拉、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深入了众多从未有其他科学家踏足的地区。他新发现了2 000多种植物,而当时全世界已知的物种一共只有6 000种。他发现了磁倾赤道。他是第一个探索并绘制出卡西基亚雷河流域图的欧洲人,这是唯一一条连通两大重要流域——奥里诺科河与亚马孙河——的天然河道。他也是第一个直接用电鳗做实验的人,甚至因为在解剖时双手直接接触电鳗而遭到强烈电击。
洪堡用蛙腿进行的“动物电”实验
《创造自然》有时候读起来像一部通俗的探险小说,而这一文学体裁的诞生,本身也受到了洪堡游记的影响。洪堡在常有鳄鱼和红尾蚺出没的奥里诺科河中游泳,路遇大群水豚,也差点与美洲豹撞个正着。在法国博物学家艾梅·邦普兰的陪伴下,洪堡攀登了安第斯山脉中每一座目之所及的山峰:即使鞋子被砾石磨破,仍坚持赤脚前行。在从古巴航向美国东海岸的途中,洪堡所在的航船与一场持续了六天六夜的飓风狭路相逢。当他们因为船舱进水而奋力求生时,凶猛的鲨鱼正环伺船边!
洪堡与邦普兰
武尔夫几乎重历了洪堡的探险之旅,为《创造自然》搜集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她穿越委内瑞拉雨林,踏着“厚厚的新雪”在瓦尔登湖边漫步 ,攀行在约塞米蒂山间,甚至登顶了钦博拉索山。她访问了加利福尼亚、柏林、剑桥等地的档案馆,阅读洪堡用德语记录下的浩瀚卷帙、达尔文拥有的洪堡书籍以及他的个人档案。武尔夫曾到过厄瓜多尔的安蒂萨纳火山,在12 000英尺高处找到洪堡曾于1802年居住过的小棚屋;另外,她还在基多找到了洪堡的西班牙护照原件。
安德烈娅·武尔夫在厄瓜多尔的安蒂萨纳火山,身后就是洪堡曾居住过的小棚屋。拍摄者:Julia-Niharika Sen
《创造自然》对洪堡的重新发现
近几年,重新发现洪堡的书籍已逐渐自成规模,但是,武尔夫就洪堡与现代的相关性提出了更有力的见解。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创造自然》中的洪堡与我们没有时代隔阂,他的言谈举止都如一位生活在当下的全能知识分子——仿佛是穿越了两个世纪、再回到彼时的世界格局,启发了众多在蒙昧中憧憬的科学家与政治人物。
结束了历时5年的拉丁美洲探险之后,洪堡于1804年5月登陆美国,受到时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盛情款待,并为他们带去关于西班牙殖民地(当时大部分地区都不向美国开放)的信息。之后,洪堡回到巴黎。他回顾见闻,记录并公开演讲自己的探险之旅。他不眠不休,但手写速度还是赶不上大脑的运转:他会在手稿页边的空白部分,密密麻麻地记录关于下一章节或者另一篇论文的新点子。实在写不下时,他就直接把想法刻写在木头桌子上。
洪堡的笔记一览
洪堡因为远游而不断增长见识,细心的观察让他注意到跨越各个大陆的共性。他利用比较手法实现惊人的思维飞跃。他不止步于观察有机生命体的表面特征,更试图确定自然的结构,也因此形成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他发明了等温线和等压线,即现在地图上连接同一温度和同一气压的连线。因为观察到非洲和南美洲沿海植物的共性,洪堡推测这两片大陆之间曾经存在“古老”的连接,而这一想法的提出,比大陆漂移说早了将近一个世纪。
如果自然万物相互关联,那么大自然不易维持恒定,更容易出现动态变化。所以,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很可能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人们逐渐注意到,砍伐森林、过度灌溉与开垦农业用地会影响环境。在最早告诫大众警示这些行为的一批人中,洪堡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人类“没有饕足的贪婪”已经造成了“不可计量”的破坏。1829年,洪堡踏上为期一年的俄国探险之旅。他在圣彼得堡的皇家科学院演讲,呼吁开展大规模国际科研合作,这样,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搜集关于森林砍伐的数据。第一项关于人类对气候影响的全球研究就此拉开帷幕,而这一做法像极了160年后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演变
洪堡最有影响力的发现,当属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自然观。他曾说过:“一切事物都相互作用,有往必有还。”我们今天也许已经非常熟悉“生命之网”一说,但这一观念却是由洪堡创造的。17-18世纪,如笛卡尔、弗兰西斯·培根和卡尔·林奈等学者都仍然秉承着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自然万物为人而生。”
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是“人类主导自然”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他曾在《自然志》(Nature History)中不断使用“怪异”“肮脏”“有害”等字眼形容自然。而对洪堡而言,从更大的尺度来看,人类并不特殊。武尔夫注意到,在洪堡长达5卷的《宇宙》巨作中,无论是关于自然世界、宇宙,抑或是整部人类历史的思考,他从未提及上帝。
洪堡怀揣浓烈的情感,以象征手法生动地描写他发现的荒野之美。武尔夫认为,洪堡充满激情的《自然之观点》是“今日自然文学的范本”。正如洪堡以其科学认识影响了达尔文和乔治•马什 [后者在《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中警告道,“气候巨变”可能导致(人类)物种的灭绝],他的抒情文笔也被梭罗、海克尔和约翰•缪尔尊为写作标杆。武尔夫在《创造自然》的最后部分分别描述了这几位视洪堡为偶像的重要人物,以及他们各自从洪堡作品中获得的启示。
乔治·珀金斯·马什的《人与自然》
在追随洪堡的后人中,达尔文尤为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钦佩之情。他在日志中写道,洪堡“就像另一个太阳,照亮我眼前的一切事物”。达尔文还坦承,正是洪堡的《旅行故事》促使他“去游历那些遥远的国度,并最终志愿登上女王陛下的‘小猎犬’号”。他一直将《旅行故事》带在身边,并在其中读到了洪堡关于“物种的逐渐转化(transformation)”的论述。洪堡写道,动植物通过“持久的竞争”获得养分和领地,不断“限制彼此的数量”,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来。武尔夫注意到,这一思想后来成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武尔夫特别指出,《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就提炼自《旅行故事》。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一版)
洪堡还对歌德(二人亦有深厚的友谊)、查尔斯·莱尔、威廉·华兹华斯、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儒勒·凡尔纳、卡尔·弗雷德里希·高斯、福楼拜、普希金、爱默生、爱伦坡、沃尔特·惠特曼、奥尔德斯·赫胥黎、尤斯图斯·李比希、詹姆斯·洛夫洛克、蕾切尔·卡森等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自然观更深刻地化入了一代代后人与环境的互动之中。

回响在现代环境危机中的洪堡式自然观
约翰·缪尔(“我多么想成为洪堡那样的人!”)推广了梭罗对自然的浪漫化解读,直到那时,更多的美国人才开始视荒野为逃离喧闹现代生活的庇护所。但这种理想化的自然观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在该理念之下,如约塞米蒂和黄石公园这样的“自然神庙”的确得到了保护,却针对自然风光不及这些国家公园的辽阔土地,其价值便不受重视。保存(preservation)运动被具有更强实用意义的保护(conservation)运动所取代。西奥多·罗斯福、《新共和》杂志编辑沃尔特·韦尔、美国林业局第一位局长吉福德·平肖都提倡一种更灵活的手段,即确保自然既能供人消遣,又可供开采资源。但是,当这两种目需求相互冲突时,保存派输了。这其中最著名的环保战,莫过于约塞米蒂赫奇赫奇山谷图奥勒米河上的修筑水坝之争。
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关于自然的政策制定越来越反映出人类对生态的重视——一种洪堡式的全景思考。但在关于环境危机的政治计算中,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取代了对自然景致的浪漫化解读。赫奇赫奇大坝之争的余音,也回响在抗议基石输油管线(Keystone XL,连接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和美国墨西哥湾)修建、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甲烷与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新规和北极地区石油泄露事件中。
赫奇赫奇谷中的奥肖内西大坝
基石输油管线图

杜克大学的法律系教授杰迪戴亚·珀迪(Jedediah Purdy)在《自然之后》(After Nature: A Politics for the Anthropocene)一书中追溯了美国历史中自然观念的演变。他试图重构一个政治体系,帮助人类应对当下环境危机带来的种种棘手问题。珀迪认为,面对自然界,我们具有道德义务,而“干净的环境……不能以边际成本来计算”。他倡导自我约束,以及继续发出告诫: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杰迪戴亚·珀迪的《自然之后》
他有些冒险地建议,我们必须更大胆地设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想象“另样的风景、经济、生存方式”十分重要。更确切地说,珀迪认为我们应该与“破坏美学”共处,即学会接受这个坠落世界的“怪异”(uncanniness)与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这种“怪异”正生发自世界已无荒野的现实——没有一寸土地不曾留下人类的痕迹。
其实,“怪异”美学早已初现端倪,例如,爱德华·伯仃斯基(Edward Burtynsky)拍摄的后工业时代场景:
爱德华·伯仃斯基(Edward Burtynsky)拍摄的后工业时代场景:
詹森·泰勒(Jason deCaires Taylor)制作的可怕水下珊瑚雕塑: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未来主义作品——《疯狂亚当》三部曲(《末世男女》《洪荒年代》《疯狂亚当》):
另外,诸多新技术中也包含着珀迪所述的“怪异”。例如,通过基因手段复活已灭绝的物种,选育抗干旱和抗病虫害的作物,在实验室中培植人工器官等。珀迪并不试图精确想象未来世界的模样,但必须有人想象未来。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洪堡,不过,在寻觅到此人之前,原版的洪堡就足够协助我们探看向更辽远的未来。
正如歌德曾经将洪堡比作“一座多头喷泉”:“各股泉水喷涌而出,清新、源源不绝,而我们只需把容器放在下面承接。”我们也相信,这座喷泉从未干涸。

本文编译自《纽约书评》2015年10月22日发表的文章The Very Great Alexander von Humboldt,作者Nathaniel Rich。原文链接: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5/10/22/very-great-alexander-von-humboldt/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博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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