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四三）︱建设与失序：步入“现代时间”的东亚

“现代”不是某个时间段，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和脉络。在东亚，进入“现代”的过程复杂曲折，且与殖民主义相伴始终。一直到1920年代前后，我们所熟知的“现代”生活图景：工业化、城市化、金融资本崛起、公共舆论日兴……才变得日益明显。这种强势到来的殖民现代也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令国家政治整体失序。

假想一下，你站在1925年的首尔。

那时候，这座都市叫“京城”，这是日本殖民者为朝鲜首都起的新名字。那一年，新建的京城火车站落成使用。红色砖墙，配着灰白色的条形装饰和绿色的拱顶，气派非凡。它代表了这个既古老又新兴的城市里最“现代”的一道风景。朝鲜时代的宫殿，有的被拆除、有的被迁移，代之而起的，是前所未有欧式建筑——包括总督府、银行、百货大楼、饭店、医院、公园等等。宽敞的马路上跑着有轨电车，到了晚上，东亚世界最早的路灯系统点亮了街市。

一年前，京城帝国大学成立，成为日本帝国大学系统中的新成员。它是朝鲜半岛上第一座综合性大学，今天首尔大学的前身。京城居住人口不断增加，这里不但是殖民地的交通、文化和资本中心，更是工业中心。除了日本财阀开设的企业外，几年之前，民族实业家金性洙也在这里创办了“京城纺织”。借助殖民者的资本、技术和新涌入的城市劳动者，京纺逐渐崛起，成为日后韩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起源之一。

京城驿

19到20世纪，殖民主义背景下的这一轮资本扩张，靠着新的运输系统——特别是铁路——打通沿海与内陆。京城火车站作为朝鲜半岛的交通枢纽，连接着南到釜山、北至新义州的铁路网络。它落成这年，朝鲜铁路刚刚转为由总督府直营。此前，总督府委托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机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来经营鲜铁。由满铁掌握东北和朝鲜的铁路系统，极为方便地打通了资本、资源、商品和人员在殖民地间的流动，强化着帝国对新拓疆土的控制。

从京城乘火车北上，可以抵达京义铁路的终点新义州。从那里跨过鸭绿江铁路桥，就进入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经营的南满铁路。满铁最早由俄国人修筑，目的是为了把辽东半岛南端的旅大港同纵贯东北的中东铁路相连，再由中东路接入跨西伯利亚铁路，沟通俄罗斯帝国的腹地与边疆。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满铁经营权，并在铁路周围开辟附属地，掠夺矿产，蚕食主权。满铁总部设在大连，而最大的车站，则是在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

如果你像当时的日本、朝鲜人一样，由京城站一路北上，跨鸭绿江接南满铁路，至奉天下车，那么在出站的一刹那，你可能会觉得恍如昔日重现：怎么奉天火车站也是红砖绿顶，从结构到样式像极了你动身出发的京城站？这不奇怪：满铁奉天站的设计师是太田毅和吉田宗太郎，鲜铁京城站的设计师是塚本靖，他们共同的老师是日本第一代留洋的建筑师辰野金吾。奉天站和京城站都是仿照老师设计的东京火车站而建。随着日本军事和资本拓殖东亚，辰野风格建筑也遍及台湾、朝鲜和东北，有着极鲜明的时代和政治烙印。

奉天驿

在奉天，满铁株式会社在奉天站附近划出附属地，成为独立王国。铁路以东是市街区：和在京城一样，你可以看到新规划的齐整的马路、电车、欧风建筑、饭店、公园、百货大楼和银行。铁路以西是工业区：日资开设工厂，后来这里就成为共和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铁西区。附属地由满铁及日本军警管理，中国政府无权涉足。

其实在1925年，谁是“中国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山海关内，军阀厮杀混战；孙中山当年3月逝世后，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于7月宣布成立，其时尚无力北伐统一。东北相对动荡较小：从袁世凯时期开始，张作霖就持续控制着东北，政治经济秩序稳定。但张作霖也很警惕日本对东北的觊觎，他一面和日本保持一定合作，一面着力发展殖产、积累实力，希图摆脱日本的束缚。

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自主兴建铁路，以抗衡满铁。也是在1925年，张作霖开始修建从奉天到海龙再到吉林的铁路，沈海、吉海铁路连接起清末建成的京奉铁路，不但平行于途经长春的满铁，且直通关内，客运价格也较低廉。两年以后，他开始在沈阳另建一座属于京奉路系统的火车站，称为奉天总站，也就是沈阳人说的老北站，其规模和容量大大超过满铁奉天站。与此同时，他在靠近车站的位置开辟商埠区，吸纳欧美资本的注入。商埠区南北两市场紧围满铁附属地，同样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柏油路、下水道、电灯、洋楼、公园、市集涌现，城市风貌一新。

于是沈阳的城市现代化，就在张氏帅府和满铁的复杂互动中开端。它的背景，是由铁路串联起的两种资本形态的争夺：殖民帝国资本和军阀—民族资本。日本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公然挑衅，关东军在1928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坐火车回奉天的张作霖。安放炸药的地点在三洞桥，正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但日本没有料到，此事促使少帅张学良改旗易帜，加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推动了中国名义上的政治统一。

京城和奉天，以及在殖民现代性中崛起的其他大型都市：上海、台北、天津、南京等等，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亚被纳入了殖民帝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看看高楼、工厂、霓虹灯、有轨电车、电影院和商场，我们或许觉得，发展与建设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东亚已经越来越“现代”。

不错，如果仅以经济数据看，1920和1930年代是东亚高速发展的时期。大正到昭和时期，日本本土的GDP年增长率超过3%。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GDP年增长率在4%以上，超过日本，更远超欧洲的1%。中国也是一样，年增长约3.9%，所以有人用“黄金十年”来形容南京国民政府从1927到1937年的建设成就。东亚经济的急进，都市的脉博与欧美都会日益接近，东亚进入了“现代时间”的序列。

但是，表面繁荣掩盖了背后巨大的社会政治动荡。东亚进入“现代”有其契机，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经济社会的破坏。资本永远寻求新的增长点，未受战火摧残的东亚世界成为新的应许之地。但资本又要冲破国家对它的控制，因此它的扩张必须辅之以殖民的深化。殖民势力深度介入，使本就孱弱的国家政治能力更为弱化。

在朝鲜，以总督府、东洋拓殖会社为代表的日本殖民机构以土地调查为名，大规模兼并农田，以挤压传统农业经济的方式刺激城市工商业。大量失地的朝鲜农民或者进入城市成为工人，或者背井离乡，远赴中国东北、苏俄和日本寻求机会。到二战结束前，超过10%的朝鲜人口移出半岛、流落海外。这批人的政治选择，极大影响了战后半岛政治的状况。

在中国，外国资本扶植在东北、江浙、华南、华北等地的财团势力，相互勾结竞争，寻求政治上的代理。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现代金融业在上海、天津兴起、外资银行开始将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时，恰好是军阀混战、国家政治能力衰微之时。各个地方的农村经济都遭到工商业、金融业的侵入，传统乡村政治、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垮塌。但分裂的国家又没有能力深入到农村基层建设新的秩序，只能任由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左右其间，造成许多地区农村矛盾的激化，这成为中国革命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1930年代的上海外滩

而在地方政权建设相对自主有序的地方，比如东北，殖民资本采取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压制手段，防止本地国家能力过强。发生在沈阳的皇姑屯事件，就是这种压制的表现。同理，民族资本和工人阶级如不选择合作，也被殖民资本抑制，以杜绝威胁。

即使是新兴殖民帝国日本，国家能力也被削弱。大正时代，主导了明治政治的藩阀领袖逐步退场，代之而起的是政党政治。后世学者称这个时代为“大正民主”。可是所谓“民主”的表象下，是毫无制约的金融资本挤压农村和城市贫民，是大财阀主导国家权力、扶植利益代表，是政府能力的空洞化。由于政党竞争架构，政治家实际行为能力有限，连自身安全都难保。而军界人士、特别是强硬派军人得以一步步摆脱国家控制，恶性膨胀。1932年石原莞尔等策划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强行绑架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

1920和1930年代，是一个建设与动荡、发展与颓败、秩序与失序并存的时代。不独东亚，全世界几乎都挣扎在这种矛盾和混乱之中。一战是欧洲现代性危机的第一次总爆发，它的政治和文化震荡经由1917年苏维埃革命和1919年巴黎和会波及东亚，催生出韩国和中国知识精英们彻底告别儒家礼教、革新自救的巨大动力。

在这之后，“破旧”的意识深入人心，但“破”之后“立”什么，却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本来，拥抱“现代”是个必然的选择，可东亚进入“现代时间”之时，恰恰也是这个现代性暴露巨大危机之时。20到30年代，经济萧条和金融灾难接踵而至，欧美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批判思潮层出不穷，文学艺术领域的反叛浪潮（被冠以“现代派”之名）前赴后继。本以为“现代文明”是解药，可“现代”和“文明”本身失序了；本以为是民族的危机，原来是全球性危机一个组成部分。

于是，东亚的思想者和实践者提出了各种替代性的思路、方法和论述。它们面对的困境相似，但对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则大异其趣，从左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到右翼的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从倡导个体解放，到重建乡村社会，思想光谱异常复杂多元。东亚成为各种社会理论的试验场。众多思想都在诉诸实践，很多直接失败了，也有的在艰难摸索。在中国，以国共两党竞争为主线的历史叙事，可以说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对“现代”的探索。

在统一的时间序列中，东亚和欧洲面对的冲突和危机几乎合拍：一战后试图规范、约束战争行为的国际努力最后都归于失败；经济衰退，宣扬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政治势力在遭受重创的中部欧洲获得中下层民众的支持。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国由一个弱势的民主共和国一变而为强势的“第三帝国”。宣扬反共、国家至上、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迅速传播到东亚，在日本和中国的青年军人中颇有拥趸。

1936年，是法西斯主义在东亚发展的关键一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军官发动兵变，要清除元老、财阀、官僚、政党这些“破坏国体之元凶”。兵变虽被镇压，但导致日后日本政治更受军方把持，无可逆转地倒向军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