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钢︱《武康路》：一艘满载故事的巨轮

历史上的武康路（旧称“福开森路”）位于法租界西区，这就沿袭了欧洲人喜欢将航船概念引入建筑的传统。在欧洲广袤的土地上，最早映入人们眼帘的建筑，往往是教堂。倘若有机会阅读一幅教堂的截面图，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就像一艘巨轮，一个长方形的大厅，被两排柱子纵向划分成一条中舱和左右的舷舱或被四排柱子划分成一条中舱和四条舷舱，圣坛和大厅之间有一个横向的空间，左右伸出大厅两侧，也被柱子划分成中舱和弦舱。它们被称为“舱”是因为基督教宣扬信徒们都要同舟共济，互相关爱。

回头再看武康路，其南端伫立的一座犹如等待启航的建筑，那就是武康大楼。此外，在武康路上还有一座建筑，尽管体量很小，但它的造型和构件汲取了航船的概念，那就是由著名的英商公和洋行设计的开普敦公寓。安福路在租界时代的名称叫巨泼来斯路，曾经是早期武康路的北段，用的是法国著名的Dupleix 号巡洋舰之名。其实，百年武康路无论建筑风格、马路名称，还是历史底蕴，都配得上“巨轮”的称誉。因此，雨果要说：一座大建筑物包容着许多艺术，往往写出人类的世界通史。

开普敦公寓

中华书局出版的《武康路》（2017年8月）挖掘这些老房子背后未经披露的闻人轶事和人文价值，对曾经居住和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教授、学者、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实业家、建筑师、新闻记者和医生做了详备的记述，值得好好品味。

维特鲁威说：一切建筑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考虑到“坚固耐久、便利实用、美丽悦目”，这一经典论断关乎建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武康路堪称上海近代建筑博物馆，每个时期都留下了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法国式、西班牙式、英国式、装饰艺术派、现代派等各式建筑。上海滩许多著名的建筑师在这条路上留下了风格迥异的不朽作品。就总体而言，这条路上的建筑以花园住宅和小型公寓为主，没有成片的石库门里弄，也没有大型公共建筑，是上海城市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特色鲜明的片段，成为从清朝、法租界公董局、北洋、南京政府、汪伪政权和人民政府不同时期建筑样本的收藏馆，获得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殊荣。

与武康路115号密丹公寓相交的湖南路，旧称居尔典路，而从《上海地名志》里查到，居尔典是一个英国驻华公使的名字。问题是法租界里的马路，不可能用一个英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于是，上海路名地名专家薛理勇又从历史资料中查出，位于淮海中路、高安路、湖南路口的上海图书馆地界，原来是英国人开的“可的牛奶公司”，为此中国人按照法文路名将其音译为“居尔典路”，这个谜团便迎刃而解了。

武康路135、137号美杜公寓原为密乐陀公寓，又叫弥陀公寓，据说是大地产商哈同所建，名称源于其妻罗迦陵敦信佛教。哈同在公共租界的产业多为成片“慈”字开头的石库门里弄，其大展拳脚的时期也远在清末民初。无法想象一位终日卧床念经的老太太有精力筹措建房。有着历史学、建筑史双重学科背景的钱宗灏教授研究认为，旧时有钱的业主，往往自用一套，其余的或卖或租，有发国难财的新贵们前来购置作为养金丝鸟的别业，也可供从乡下来上海躲避战火的富室大户做寓公。因此这处房子应该是哈同家族投资，并非其亲自建造的。

武康路上的国富门公寓、密丹公寓、美杜公寓，乃至武康大楼，为什么地盘局促？武康路所在的徐汇区为什么有这么多小公寓？这些著名建筑师，把建造在局促基地上的房子，却布置得井井有条，与周边环境严丝合缝，做到了小而美，与他们在外滩打造的“高大上”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有的还成为了市优秀历史建筑。没有哪一位业主或建筑师喜欢在不规则的小块地上建房子。原来那和法租界的道路走向有关系，法国人喜欢在城区建造放射状的道路系统，就像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十二条放射状大街撺掇起埃菲尔塔、卢浮宫、老佛爷、蒙马特和拉德芳斯等标志性景点。

同样，受法国城市道路规划风格的影响，武康路南端也有一个放射状路口，由淮海西路、武康路、兴国路、天平路、余庆路五条马路构成。放射状路口看上去很气派，但造好后会生出一些不规则的地块来，住房需求旺盛时才会被人刨出来建造房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武康路地区就处在这样的时期。

法租界第三次扩张以前的越界筑路是利用原有的乡间小路或沿着河浜修筑的，呈现不规则的道路走向。英国人霍华德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倡导城市与郊区结合，规避了因为工业和人口集聚造成的城市问题。显然兴建武康路是受到了这种理论的影响。这里道路自然弯曲，造成沿线大多数地块是梯形的，大多采用竹篱笆围墙，独立式住宅与道路“斜”对的特点明显，使得建筑与街道之间的关系更加含蓄。这也印证了坊间的一种说法：那个年代最牛的人，白天是在外滩公共建筑里上班，晚上居住在法租界西区的乡间别墅。

“到福开森路去！”电影《色戒》里，李安导演把两个人的爱巢筑在武康路99号刘靖基旧居这座花园洋房中，但张爱玲的小说里，明明说的是愚园路，这反映了导演心中的武康路花园洋房情结：山墙和外墙上有半裸木构架，红砖勒脚，屋顶高大而且坡度比较陡，用红瓦铺屋顶，黄色或白色粉刷墙面，墙角有的用红砖镶嵌。这类房子通常占地面积较大，庭院开阔，花园草木丰富。武康路上英国乡村别墅式花园洋房著名的还有莫觞清旧居、王元化旧居、颜福庆旧居等。用郑振铎的话来说：“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静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

这里还有著名的公寓式建筑武康大楼、密丹公寓、国富门公寓、美杜公寓、开普敦公寓等。上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四十年代初期，有两种风格的花园洋房在上海富豪之中流行：一种是西班牙式，造价比较便宜；另一种则是现代派，受到喜欢赶潮流的人青睐。西班牙式建筑著名的有周作民旧居、唐绍仪旧居、周璇旧居、孔令侃旧居等。现代装饰派建筑著名的有郑洞国旧居、国富门公寓等。此外，袁氏家族的仿文艺复兴式别墅、叶恭绰的巴洛克式别墅、尼隆私邸的地中海风格别墅等也精彩纷呈。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地被生产出来的，建筑风格往往能够彰显主人的品位和社会风尚。

叶恭绰

西班牙式建筑的一般特点为缓坡屋顶，红陶筒瓦，螺旋立柱，浅色墙，墙顶饰波纹线等。钱宗灏教授在研究安福路322号孔令侃花园时还发现，楼梯侧面的马赛克至今仍色泽鲜艳，他在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地区曾经见到过，还有早期西班牙式住宅的八边形塔楼。西班牙和中东、北非曾经是伊斯兰世界的组成部分，通过这幢西班牙花园住宅可以看到早期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大批量建造的西班牙住宅，仅秉承了一些外观上的主要特征。因此，他纠正了这一建筑建于1932年的说法，足足把时间向前推了四年，这也印证了“《建筑十书》里传达了古希腊人的一些观念”的说法，透过建筑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响。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处典型的西班牙建筑的屋顶上，居然被后人竖立起两座大烟囱，与西班牙建筑形式不符，在武康路280弄“老宅基”内64号老红军林道生的西班牙住宅上，也看不出原先的柱式与墙面特征，外墙被水泥砂浆抹层。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国际社会就信奉“修旧如旧”的古建筑修缮原则：“加固胜于修补，修补胜于修复，修复胜于重建，重建胜于装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随意进行添加。最为重要的是，决不能擅自去除任何东西。”可以说，衰朽是古迹的必然，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建筑人性的一面。

亚里斯多德说，一种艺术的成熟，总是或多或少需要程式化。古希腊有多立克和爱奥尼亚两种柱式，到古罗马发展成五种。通常底层为塔斯干，二层为爱奥尼亚，顶层为科林斯。罗马大斗兽场第四层，用的是科林斯方壁柱，越往上越轻快华丽，符合力学的原理。文艺复兴时期把它作为弘扬人文精神的武器，又使用了五百年。二十世纪初，柱式才退出了统治地位，但有时还会回潮。有着思想史、宗教史、上海史学术背景的李天纲教授，在研究武康路392号甲这幢别墅时指出，这幢建于1912年的“仿文艺复兴式”柱式建筑，是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上海外滩流行的欧洲大都市公共建筑在建造豪强巨富私家住宅上的仿照。显然，这种变异的爱奥尼亚柱式建筑，符合袁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一如唐绍仪家后门由董大酉设计的完全西化的螺旋形立柱，非常适合主人的生活方式，而上海大隆机器厂创办人严裕棠不会有兴趣建造武康路212号这种纯粹的外国式花园住宅，位于平凉路25号的建筑古朴庄重，倒是很符合他的身份。武康路上的柱式建筑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395号叶恭绰别墅的塔司干柱廊。钱宗灏教授对这幢建筑的风格有一个经典表达，在古典的框架上极尽装饰之能事便是巴洛克建筑的最重要特征。

晚期装饰艺术派建筑百富门公寓也值得一提。它使用了现代派建筑喜欢用的平屋顶，大晒台周遭没有女儿墙围护，为用户提供了一处开放的、安全的室外活动空间。横线条钢管栏杆的做法也体现了现代派的特征，大开扇钢门窗是建筑标准化、工厂化的特征。楼内居然还安装有壁炉和水汀双重供暖系统，是为了能让住户生活在传统和现代双重感觉的诗意中。优秀历史建筑具有艺术的、科学的和历史的三种价值，国富门公寓一个都不少。

大楼转角是特别能够设计出神来之笔的地方。上海的马路普遍都是两条相交呈九十度的形态，而武康路和淮海中路的夹角小于三十度，反而使得邬达克设计的武康大楼有了独特的外形，半圆形造型设计得十分得体，显得亭亭玉立。武康大楼户型以一室三户为主，转角处的房屋面积最大，是大楼的精华所在。开普敦公寓的业主是大名鼎鼎的公和洋行，其主要建筑师威尔逊与邬达克齐名。因该公寓是自己的甲方，建筑师们可以尽情挥洒，把三棱体船形建筑打造得形态生动，局部小窗以突出的圆框勾边，令人想起轮船上的舷窗。南端的锐角外形作了弧形处理，巧妙地契合了三棱体的地形。它除了可以减低风切变对建筑的影响外，开设在转角端部的小窗还能产生风洞效果。整套公寓只有这一小间是朝向正南的，夏季凉爽的东南风可以从打开的窗户中长驱直人，而冬天寒冷的西北风则被挡在窗外，冬至前后的几天里温暖的阳光还会洒满房间。

城市的街道和建筑是有生命的，充满了那些年代的细枝末节，是故事，也是历史。

武康路40弄1号曾经发生过惊天命案。1938年9月30日，中华民国首位内阁总理唐绍仪被国民党“蓝衣社”的刺客杀害于福开森路寓所。唐绍仪的资历、能力和声望都属一流，是最早受到日方关注的。倘若他一旦附敌，“汪伪”岂不变成“唐伪”了？后来看起来完全没有证据。蒋介石自己下了暗杀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此贼不除，汉奸更多”，却又惺惺作态地发去唁电说：“惊闻少川先生在沪遇变逝世，痛悼何极。老成邃殒，顿失瞻依。”行政院长孔祥熙还发布《唐绍仪褒奖令》，拨付丧葬费五千元。唐绍仪娶了年轻的东吴大学毕业生上海小姐吴维翘，却死于非命，他一生的得意和临终的不幸，都在上海。

作家惜珍笔下的《华美晚报》总经理朱作同，晚上不管到武康路63号的家有多晚，他一定会把熟睡着的孩子们叫起来吃他带回来的零食点心，如糖炒栗子、小笼包子、生煎馒头、法式面包等，可谓慈父情深。可在政治立场上，朱作同积极反蒋，拥护孙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蒋介石借故将他逮捕监禁，并判处十八年徒刑，被大赦出狱后继续投身爱国进步事业，不久在城市的中心地带泥城桥畔，被汪伪特工枪杀致死，年仅四十四岁。他的妻子黄桂珍是武康路上有名的美人，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寡妻，不得不一人撑起这六口之家！

与此同时，一箭之遥的湖南别墅，大汉奸周佛海的宅第却“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这位汪伪政府的大人物入住后，还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1942年至1945年，郑振铎蛰居的高邮路5弄25号正对着湖南别墅后门：“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的在做菜烧汤。”解放后，被安排住在这里的陈毅市长（还有邓小平一家），曾经坚决不同意入住，认为住大汉奸的房子不但心里别扭，还会被老百姓骂娘。毛泽东妻子贺子珍也长期在此修养，直到孤独地离开人世。

武康路上还居住过不同颜色的政治人物，比如辛亥革命的先驱黄兴，抗战英雄、正直的国民党将领郑洞国，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等。

上海是近代丝绸业的诞生地，特别是家住武康路2号、有着丝绸大王之称的久成丝厂业主莫觞清，移重资开设美亚绸厂，意义深长。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特别研究了与其同住一处的女婿蔡声白。蔡留美的理海大学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那里正是“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大力推动过科学管理实验的地方。显然，这段留学经历对蔡声白日后执掌美亚产生了影响。他提议由厂方与全体工人各出资一半，资方和劳方共同参与工厂的管理，还在八十多年前开创了类似今天自贸区模式的尝试，将美亚第十厂改组为关栈厂，从国外进口的人造丝经海关检验后运入关栈厂，织成绸缎后再由海关派人监督装箱，直接运送出口。而且其广告宣传的理念新意迭出，组织时装模特表演，调入从事过电影工作的陈惟中专门从事影片《中华之丝绸》的拍摄，可谓中国现代管理的先驱者。

张伟研究员是唯一泛览过该馆近代几乎所有文献的资深学者。茅盾小说《子夜》以江南丝厂和上海交易所作为小说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舞台，与他出生在浙江乌镇，以后又长期生活于上海，以及拥有很多实业界的亲戚朋友是分不开的。张伟对茅盾《子夜》中的人物与其亲友卢学溥、莫觞清、蔡声白等人的关系分析鞭辟入里，堪称名著如何改编影视作品的教科书。

或投身革命，或潜心学问，或谈经论道，或大隐于世。武康路上集聚着各式人等，其中不乏英才。

1927年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时，李石曾提议同时设立一个地方性的北平研究院，并出任院长。当时福开森路395号的业主是交通银行帮理叶恭绰，他闻此消息后，慨然以屋相赠。叶恭绰缘何如此大方？与李石曾素有交情自是一个理由。更重要的是，这位北大国学馆和交通大学的创办人热心公益文化事业，一生花了大量精力、财力，收藏了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和敦煌卷子一百余卷等传世珍宝，将九千两百四十五册善本图书捐给上海合众图书馆。这样一位耆老，行此壮举，不足为怪。他也因此在离世之后，能够独享与中山先生合葬于中山陵的殊荣。

在这座著名的巴洛克建筑内，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吴有训、中国X射线晶体学创始人陆学善、中国药用植物化学先驱者赵承嘏等一流科学家，曾经居住工作过。赵承嘏就像一个苦行僧，整天扎在这幢楼里搞研究，在晨钟暮鼓的伴随下度过了一生。解放前夕，为了拒绝去台湾，吴有训带着全家“隐居”四楼。“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国民党电台日日播报，共一百四十六天。可见这位科学家的价值之大。

李石曾是近代中国少数能与蔡元培比肩的教育家。他1906年参与发起组织了“世界社”，主要代表中国参与世界的教育文化会议，办理中国学子赴西方国家“勤工俭学”，先后创办里昂“中法学院”、北京“中法大学”、上海“中国药学专科学校”、“世界学校”等。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高锟曾于1941年入世界学校就读。黄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曾短暂居住在武康路393号。黄兴家族迁出后，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和世界中学先后入驻。占地十余亩，北面紧挨着福开森路，南面到宝昌路，二层砖木混合结构，英国乡村别墅风格。

武康路上还有两位赫赫有名的医学家，那就是居住在40弄4号的颜福庆和321号的汤于翰。前者为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北平协和医院院长，上海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和上海医学院创办人；后者为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伦敦和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中山医院院长。

全上海都知道颜福庆为了医院，“有钱必钻”。霞飞路上的有轨电车车厢分几等，他总是坐在最后一等，手拿算盘和账本，衣着简朴，他要省每个铜板。所以得了个雅号“犹太人”。为了方便上班，他放弃了条件优裕的武康路住宅，把家搬到枫林桥中山医院附近的新宅里。

有一天，颜福庆告诉哥哥，他“想把房子售给（曹）润田”。颜氏兄弟在曹汝霖担任总经理的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有过投资，和他熟识。但有一段时间弄口铭牌云：“1943至1950年，颜福庆在此居住。”有人认为这是谬误，抗战期间，颜福庆将此屋卖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用作副账办事处，该行创办者陈光甫常寓于此。我们不知道曹汝霖是否最后的买家，或者又转手给了哪一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武康路是旧时银行家们喜欢居住的地方，中国银行总裁孙多森、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金融巨子均在此居住过，而本书却忽略了对他们的介绍，令人略感遗憾。

在武康路，一大批知名学者、作家在此居住生活过。1949年初，顾颉刚就曾居住于武康路“老宅基”280弄9号，黄永年等历史学者经常来此聚谈，这使人不免联想到居住在此的几个著名的文人客厅。

淮海中路1754弄（今1768弄）俗称“外国弄堂”（后门开在武康路），弄内17号是诗人、翻译家、出版家邵洵美的寓所，他家的文艺沙龙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上海的作家翻译家就三三两两地聚集在那里，施蛰存、徐訏、林徽因、孙大雨、徐迟、钱锺书、许国璋、章克标等是这里的常客，几乎占据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坛的半壁江山。

武康路100弄1号王元化寓所的客厅，是文人雅士经常出入的地方。他的夫人张可自称“温情主义”的女人，品味不俗又极度浪漫，1949年以后居然自动放弃党籍，去上海戏剧学院做老师，教莎士比亚戏剧。王元化和客人们常常在客厅或阳台上天南地北地聊天，晚上边享用张可烹制的美味佳肴边继续他们的话题，直至深夜。张可始终笑盈盈的，没有丝毫不悦。她还喜欢用香醇浓郁的罗宋汤招待客人。

武康路113号巴金家的客厅，到访的客人个个都是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萨特、波伏娃这对情侣来过，龟井胜一郎和井上靖也是这里的座上宾。尤其是法国作家艾坚尔伯来此作客时，对巴金家宴赞不绝口，巴金说：“我不便说明那天是大三元送来的菜，外国人不易了解。”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博士说起巴金家的花花草草、藏书特点和个性爱好，如数家珍。巴金不喜欢公寓房子，喜欢住靠近土地的弄堂房子或小洋房，特地栽种了成都老家有过的玉兰树和樱花。他特别喜欢楼下花园里那块草地和葡萄架，在这里还能听到篱笆外面响起的过路青年男女的快乐的歌声……那段时间巴金经常感慨：“在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我觉得全身充满幸福的感觉。”

巴金客厅曾有门庭若市的热闹，也有门可罗雀的冷清。1974年，他被定性为“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书房会透露出主人心灵的秘密。在他的书房里珍藏着一尊托尔斯泰的头像，托尔斯泰的书不计其数，常常是一种作品数种版本。

武康大楼底楼是商铺，紫罗兰理发厅，还有咖啡厅及茶餐厅。咖啡厅成了剧组修改剧本、切磋表演的场所。为了邀请美丽活泼、思想进步的王人美出演《风云儿女》，德清籍著名导演沈西苓一有空就到这里的咖啡厅请王人美喝咖啡，在德清外婆家长大的夏衍也会参加进来，绘声绘色地描述“长桥逆鱼”有多么好吃，诱得王人美非要他俩立即带她上德清美餐一顿。武康大楼的咖啡厅里时常洋溢着这些文化界名流的欢声笑语。

王人美家住七楼，经常在家中弹奏聂耳作曲、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5月24日晚，《风云儿女》正式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埔剧场）上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传遍了全中国。

无独有偶。上海抗战孤岛时期，红得发紫的两栖明星周璇就住在附近的福开森路391弄1号三楼，也时常练声，美妙的歌声不时飘散在武康路上。这个时期，她接连拍了《渔家女》《鸾凤和鸣》《红楼梦》《凤凰于飞》四部影片，百代唱片公司还为周璇灌注了全部插曲，也在金城大戏院举办了连续三天的专场歌唱会。票价高达三千元，但仍抢购一空。周璇是旧上海老唱片里最华美的音符，身世却十分凄苦，婚姻不幸，1957年突发急性脑炎与世长辞，走完了她短短三十七年的一生。

武康路上的另外两位电影明星则有着美满婚姻和幸福家庭。

陈云裳与当时影坛明星胡蝶、周璇齐名，从1938年至1943年告别影坛止，在上海一共拍摄了《一夜皇后》、《风流大姐》、《牡丹花下》等二十多部电影，成为第三届“中国电影皇后”。据文化官员宋浩杰介绍，当时有很多商店都以“云裳”为名：云裳时装公司、云裳舞厅、云裳咖啡馆等。陈云裳从小就有成为演员和将来嫁给医生的梦想，竟然一一梦想成真！

她的爱人汤于翰是当时医学界著名的癌症专家，婚后他们在武康路321号外国弄堂内居住。两人于1943年在花园饭店举行婚礼，发出了五百张请帖，但“慕名而来”的宾客远不止这个数目。有人甚至伪造请帖，连婚礼蛋糕都被瓜分一空。幸福甜蜜的陈云裳也在婚礼上宣布告别影坛，全心全意做一名家庭主妇。她常说：“我在当演员的时候，力求做一个好演员；结婚以后，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做一个好妻子；生儿育女以后，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个好母亲。”陈云裳育有一子二女，2016年她在香港家中安睡去世，终年九十七岁。

武康大楼新楼404室还住着一对神仙伴侣：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和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他们的家正是当年孔二小姐的闺房。王文娟和孙道临的结合被喻为是一首舒伯特与林黛玉合写的诗，在这条路上居住的时间最长。他们谈恋爱晚上在静僻的马路上散步，那时孙道临住在武康路上的密丹公寓，王文娟住在华山路上的枕流公寓，沿着武康路送来送去好似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十八相送”，当然，每次都是孙道临最后送王文娟到枕流公寓。其时孙道临四十一岁，王文娟三十六岁。燕京大学哲学系出生的孙道临崇尚文化，家中几座顶天立地的书橱沿墙而立，他让王文娟有空多看看书，读读外国小说，还亲自为他开列了一份详细的书单。武康大楼的他们家里，经常会有轻柔的越剧声飘出。

中国银行总裁贝祖诒与蒋廷黻之女蒋士云的家，在福开森路278号。贝祖诒丧妻以后，精神委靡不振，随团赴英国考察期间，在泰晤士河畔邂逅蒋士云，当时，贝祖诒四十岁，蒋士云二十一岁。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学良夫人赵四小姐、贝祖诒夫人蒋士云、实业家沈天梦夫人刘丽梅与宋子文夫人张乐怡，被北京人称为“北京四美人”。可是蒋士云要求他与前妻生育的子女分开居住，只能周末在新家团聚。对贝聿铭来说，丧母之后还得与父亲分开居住，这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害，以至于整天待在国际饭店工地，看国际饭店一层一层地造起来，兴许这段经历激发了他对建筑的好奇，为这个世界催生了一位建筑大师也未可知。

这世上的家，其实可以被分解为房子（House）、家庭（Family）和家（Home）。房子是物质的，家庭也是一种实体，但家不是。很多人有房子，有家庭，却不曾拥有家。对此，武康路的故事可以作证。《武康路》好似一艘载满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巨轮，见证了这座城市千万家庭的喜乐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