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兰:流动儿童的多重弱势与社会融合

王川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2017-11-06 14:5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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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0-17岁儿童总量为27891万,其中流动儿童数量已达3581万,在每100个儿童中就有13个流动儿童。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过程中,0-17岁流动儿童规模呈现出数量持续和快速增长的特点。这部分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居住生活,面临着学习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消费娱乐等各方面的现实需求,也面临着城市融入方面的实际问题,亟需我们加以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和介入,以防形成更大的城市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团结与和谐。
首先,城市流动儿童困境问题的解决缺乏一个全面、系统和连贯的调查数据的支撑,制约了解决方案的落地与落实。
关注并解决流动儿童的现实困境与权益保障问题需要建立在对这一群体全面准确的信息了解和情况把握基础之上。然而,无论是全国性普查数据,还是散落于各省市人口普查资料年鉴、各地方教育部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以及研究文献之中的关于流动儿童的相关数据,都仅仅只是反映了流动儿童的数量规模、区域分布、年龄、性别结构、流动特征和受教育情况等最基础信息。从目前这些关于流动儿童数据的数量、质量和可行性的检查来看,要全面了解城市流动儿童的困境或弱势等现象是非常困难的。它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流动儿童官方数据的碎片化,某些地区相关数据记录的缺乏;缺乏数据间的交叉参照与连贯性;对数据收集的下移和不同安排,使得在不同部门之间或者在各省市或地区之间比较的难度增加以及缺乏历史性数据等等。
由此可见,目前在关于城市流动儿童等弱势群体社会服务的政策制定与项目落实方面,并没有掌握准确完整的经验数据作为其科学依据。一些关涉城市流动儿童的社会问题日益显现,但却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来准确反映这一问题的分布情况和严重程度。以流动儿童照顾和保护服务为例,国内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流动儿童伤害或非正常死亡现象,虽然社会关注与讨论越来越多,但大家仅仅是从新闻中了解到存在很多虐童或儿童伤亡事件,却并没有来自官方或第三方的准确权威的统计数据。与此同时,相关儿童福利与服务部门也没有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其中很大的一个困难就在于这些解决路径、方案与政策缺乏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数据、案例和调查的支撑。
第二,不同的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的弱势是存在差别的,城市流动儿童的弱势也具有多重性。
当前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理论界大多集中于从倡导提供更为均等的公共教育、公益组织的非正式教育及服务的思路来探讨解决流动儿童困境的问题,缺乏对该群体复杂、多样需求及其原因的关注与回应。而现有的普查数据、地方数据或研究数据等如前文所述也仅仅是关于流动儿童群体数量、年龄、性别、流入流出地区以及就学情况等简单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却无法全面科学地反映该群体的多样性特征及差异化服务需求。
事实上,我们通过实际调研发现,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贫困、家庭结构、父母关系、家庭教养方式、流入地的环境排斥以及户籍性差别待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流动儿童群体所获得的父母和社区邻里的关注尤其缺乏,降低了其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在城市融入方面面临着多重弱势。具体而言,很大比例的城市流动儿童个体可能同时遭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利境遇,例如性别歧视和贫困,疾病或者和单亲照顾等。而这些交叉多重弱势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联和作用机制,对个体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而这些状况如果仅仅是通过教育平权或者某些单一性的公益项目是无法有效解决的。因此,必然会对社会服务和社会政策提出更为复合型的需求。
基于此,需要进一步建立更为细分的流动儿童的指标体系与数据分析系统,在调查数据和实证资料基础之上展开一份该群体的多重、交叉弱势,即社会不利因素的综合分析,从而为相关社会政策制定与社会服务项目落实提供更为详实深入的事实依据。
具体而言,不利系数是指在当前流动儿童人口普查测量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户籍等)被控制以后,与城市儿童相比较仍然存在着的社会群体差值及其具体表现 。因此,不利系数是一种在关于城市流动儿童多重社会弱势的比较准确的测度。该系数包含了诸如社会歧视、自我效能感、社会资本与社会支持,家庭亲子关系、价值观、历史因素或文化偏好等更多因素的测量与分析。这一交叉分析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的观察面,从而发现流动儿童群体中的哪些或哪类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可能或者应该成为某些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的优先对象。
第三,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保护,需要依据多样性需求评估确立特定的政策主题和服务类别,促进城市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与生活福祉。
当前,各国的政策实践大都认可以人的基本需求为基础的分配原则,强调个体有权获得他们保证一定生活质量之上所缺乏或有需要拥有的最基本事物。这种主张在确保结果公平的情况下,对人们进行区别对待。但是,如何界定需求依然是一个颇具管理难度和科学难度的问题。
一方面,在宏观制度性层面,从兼顾流动儿童需求多样性和服务有效性的目标出发,应该建立包括所有城市流动儿童在内的社会服务需求评估系统,建立按照家庭贫穷状况、家庭照顾责任,亲子关系模式,民族和宗教信仰、心理健康状况、社会关系网络等按照社会不利因素来划分的更为细分的需求评估体系与分析系统,从而科学反映城市流动儿童群体的多样性特征及差异化服务需求。在此基础上,确定分类化的社会服务政策主题与社会服务项目,满足流动儿童的多样化和差别化需求,通过政社合作的方式,运用政府服务购买对接机构专业化服务等模式进行输出落地,提高其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合的能力。
另一方面,在实务操作层面,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流动儿童提供各类别的临床服务、权益保护和社会支持,促进其城市融入。例如,针对城市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利用心理量表等方法和工具测量分析流动儿童的焦虑、孤独和自我意识等情绪,通过心理或行为修正个案工作模式改变其负面、消极的状态。而在流动儿童与城市环境融入问题方面,可以发挥流动儿童及其系统优势的服务取向,强调流动儿童参与和赋权的综合服务方法,加强其与居住地社区及其同伴之间的交往与整合,提升其社会功能从而能更好地实现城市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和生活福祉。
[本文是作者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五届(2017年)学术年会“超大城市主题专场”的发言,经作者授权发表。]
责任编辑:田春玲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流动儿童,城市化,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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