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字路口的“一带一路”倡议：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路线图

正值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十九大，努力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际，复旦大学举行“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论坛，并成立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具，值得祝贺。

在这里，我愿以“‘一带一路’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为题，谈三点看法，就教于各位。

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与“一带一路”倡议

第一，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处于重大转折的十字路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或逆转，而是意味着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经过近四十年发展，正呼唤一个重大新阶段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这就是“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得以“应运而生”的历史起点。

当前，我们面临一个矛盾交织、冲突频发、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全球范围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滞后的矛盾产物。

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来看，发端于上一世纪70年代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至今40年。这轮经济全球化的广度、深度以及由于矛盾积聚而产生新动能的力度，都是空前的。

一方面，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全球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科技革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新兴经济体进入世界市场体系而释放出巨大能量，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的财富集中导致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失控、宏观调控失灵、公共品严重短缺，全球治理机制跟不上全球化步伐的问题凸显。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经济大发展；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问题大积累。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如何对待经济全球化矛盾运动的两重性，反映在大国战略选择中，呈现出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倒退的、封闭的、排外主义的逆全球化路线，一条是前进的、开放的，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使经济全球化经由一个过渡期而推向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路线。

当前某些发达国家陷入困境，如增长停滞、债台高筑、种族冲突、政治动荡，从表面上看与外部因素有关，实质上是这些国家的改革发展长期停滞，甚至抱着冷战时期内外政策不思进取的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看不到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反而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外来人口增多，归咎于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他们企图从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中去寻找政策工具，从意识形态对抗、军事遏制战略中寻找出路。这不但不可能找到出路，反而只能是走向绝路。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演讲中所指出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还指出：“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正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倡导一条促进而不是促退、开放而不是封闭、包容而不是排外的全球化路线。主张通过社会生产力包括存量和创新的合理布局，通过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合理结合，通过全球治理优化和经济政治秩序的系统改革，这样一整套“三通过”，来深化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全方位利益共同体，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

由此而来的，“应运而生”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与“一带一路”的时代条件

第二，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带来的重心转移，意味着共同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将以新动能，并愿与发达国家一道，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新阶段。这又是“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得以“应运而兴”的时代条件。

“一带一路”提出不过四年，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参与。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一带一路”的支点，而且一些发达国家也积极参与。这种盛况由何而来，考察一下当今世界经济变动的总图景就可以理解了。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呈现了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和平崛起的新现象。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已经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6年已经达到80%。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金砖+”构想，还将推动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合作中进一步加快发展。

可以预期，21世纪第一个10年启动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将在21世纪第二个、第三个以至第四个10年的世界经济长周期大变动进程中，打开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和平崛起更加广阔的道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历史作用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通过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结纽带；二是引导全球资金向实体经济方向流动，改变全球资金的流向；三是促进全球产业链的均衡化，促使国际分工体系更加均衡、更加合理，并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由严重失衡转变为相对平衡。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说，“世界经济长周期大变动进程中的新动能”，应当既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大发展，也包括发达经济体再发展。

总之，“一带一路”的宏大构想，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通过长周期，通过新动能，通过大变动，并且通过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新协调，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的历史要求。

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东中西联动+海陆经济联通

第三，“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根本历史特点，就中国国内而言，标志着中国的东中西部经济联动发展；就世界而言，标志着经济全球化将由海洋经济全球化，大步迈向海陆经济全面打通的，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

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基本上都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是海洋经济的全球化。现在则不一样，内陆经济将在打开“一带一路”的奋斗中，以巨大体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又一主体。“一带一路”整合了集装箱海运、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空运、互联网、现代网络金融产品等等新老工具，全方位打通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从而带动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直至联通非、美大陆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最大历史特点就在这里。

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全面带动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跃升。过去四十年，中国在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尽管我们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后，中西部也起来了，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特别在开放度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将要给并且正在给中西部地区各省区市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本质是“合作”，是利益交汇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时代潮流而提出的“合作共建”战略构想。

倡和不等于没有矛盾。关键在于经过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一整套有利于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机制。而这正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所绝对不可更或缺的制度条件。党的十九大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作为关心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一带一路”不断推进的中国学者，义不容辞地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向世界阐述中国人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向党和政府提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建议和方案，贡献我们的智慧。

当然，各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这件大事，并非轻而易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确立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应对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

中国40年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一定要把事情建立在我们自己力量（生产力、国防力、文化力、社会凝聚力）不断加强的基点上，同时一定要坚持同国际范围相关各方长期合作的清醒方针。在此基础上，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为特点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就一定能够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提供强劲动力。

复旦大学建立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是把“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这两个大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又是利用复旦大学的多学科综合优势开展协同研究，而且是利用复旦大学的国际交流网络进行合作研究。我感到仅就这一点而论，就很有创新价值，完全可能走出一条大学智库发展的新路径。在“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结合的过程中，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使研究视角更加开阔，问题分析更加深入，对策建议更加可行，实在大有希望，大有可为。我愿衷心预祝，这样一个新型智库为国家也为世界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高层论坛暨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成立仪式上所做的主旨发言，内容有删节，原标题为《“一带一路”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现标题及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