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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学者:中国引领国际新秩序,美国反对亚投行损害自己利益

澎湃新闻记者 王俊
2017-11-07 07:3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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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的创立也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成熟的标志。”

《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一书中,巴西学者奥利弗·施廷克尔(Oliver Stuenkel)在介绍了一个关于亚投行的国际政治博弈的小插曲之后这样评论说。

作为在2016年出版的“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一书的中文版,《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今年10月出版,作者为巴西学者奥利弗。

奥利弗现为圣保罗热图力奥·瓦加斯基金会(FGV)国际关系副教授,其研究集中在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出版有《金砖国家和全球秩序的未来》等著作。

《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共有八个章节和一个注释,而注释部分占据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无疑说明该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与作者的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研究员等身份相符。

奥利弗在书中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世界格局,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之治终结了西方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也获得了新兴市场国家一些政要的力荐。譬如,巴西前外交部长和前国防部长塞尔索·阿莫林评价说,“对于想了解一个多极世界秩序的面貌及其如何能有效地实现的人而言,本书是必读书目。”

华盛顿反对亚投行的举动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一书的第4、5章,奥利弗分别从金融、贸易、投资、安全、外交等角度重点介绍了中国引领国际新秩序的二十多种倡议,“(这些倡议)大多数由中国发起,少数由其他新兴势力牵头。这些倡议作为一个整体,打造了一种平行结构,可减少几个西方领导的机构无所不在的身影。”

这些倡议就包括被认为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成熟的标志”的亚投行创立。奥利弗在介绍亚投行创立时,还花费笔墨写了一个体现国际政治博弈的小插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提出建设一个中国倡议的地区性发展银行。当时在2013年10月,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仅仅设计了银行的少量基本构架和指导方针。亚洲大陆需要额外资本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需求毋庸置疑,亚投行的建立恰是这种趋势的一角……同时,北京正在寻求巨大外汇储备战略布局的方法,使得创建一家新银行成为诱人之选。

“此后一年,美国和日本展开了区域外交攻势,说服印尼、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拒绝中国加入亚投行的邀请,希望以此降低这家新机构的公信力,使其看似一家中国中心主义的机构:这恰恰是北京希望避免的。美国的动机很明晰:得到广泛区域强力支持的亚投行会降低分别由华盛顿和东京领导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

“美国政策制定者使用的论据大多难以令人信服,印尼、澳大利亚和韩国因强大的外交压力最初才决定不加入亚投行。然而,上述三个国家内部,有重要人物发声称拒绝中国的邀请将使他们丧失影响一家核心区域机构运转方式的机会。之后不久,批评者赢得了胜利,日本成为地区内重要玩家中唯一未加入这家新机构的国家。

“华盛顿反对亚投行的举动不仅是无用的,而且还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亚洲各国民众意识到美国试图维持其地区影响力,对亚洲的贫穷状况置之不理。认为亚投行一下子无法达到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坚守的环保和管理水准或许还有一些道理,但是以此为理由拒绝这家机构就显得很不恰当了。另外还有一种条理清晰的响应方式:可以积极接纳这项新倡议,但与此同时对会员提供激励政策(其中很多为美国的盟友),促使推行更加严格的标准。矛盾的是,华盛顿施压首尔和堪培拉当局置身新机构之外,却失去了两个可以直接影响亚投行的机会……几个月之后,过去数十年里几乎在所有重要外交政策问题上保持同盟关系的伦敦和华盛顿当局少有地出现一次公开分歧,英国成为第一个申请中国倡议的亚投行会员身份的主要西方国家……德国、法国和巴西等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很快追随了英国的脚步。

“2015年6月下旬,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齐聚北京,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议书签约仪式。这是一项对亚洲和全球秩序都意义非凡的事件,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介绍完这个插曲之后,奥利弗指出,亚投行的创立是个好消息,“亚投行的创立也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成熟的标志。”

事实上,亚投行的创立只是中国引领国际新秩序的二十多种倡议之一。

中国所构建的大多数机构都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补充

奥利弗在书中写道,“在全球若干地区,比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中国倡议的机构都已经开始运转,由此提升了其影响力(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和货币互换等领域)。虽然很难想象亚洲博鳌论坛会比年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影响力更大,但是当中国能够给予切实的利益时——比如更易获得的基础设施信贷融资,对全球南方特别有吸引力——就注定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他认为,“(他在书中的)评述更加中立: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应该会继续投资西方统治的结构并推动改革。然而与此同时,它们还会扩张很多不同领域的网络,随时准备吸引那些感觉现有机构无法满足自身需求的国家,或那些寻求摆脱美国获得更多自主权的国家。”

奥利弗认为,“中国并没有公开非议现有秩序。它所构建的大多数机构都是对现有秩序的补充或与其平行,很少会正面发起挑战。他们发起的倡议遍布各个领域,如金融、货币、基础设施、外交对话、贸易和投资、安全等方面。建立平行机构的主要目标就是逐步增强战略自主性,减少中国对西方控制机构的依赖。强化中国货币的作用,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支付体系就是其中一例。但是,中国不愿冒险且对自身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因此继续积极支持现有构架,使西方更难指责中国意图破坏现有秩序。此外,若干核心架构已经在现有的自由逻辑下初步或许永久地建立起来,比如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二者都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系中……随着权力向新兴势力迁移,这些构架可看作一种尝试,将他们成长的体量制度化,投射他们的实力,通过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而提升软实力。”

上述这些评述是《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一书的五个核心论点之一。作者奥利弗在总结说,“本书第三个核心论点认为,以中国为先导的新兴国家不会直接挑战现有制度,而是会韬光养晦,默默地打造所谓‘平行秩序’的基本模块,最初只是对当今的国际制度进行补充完善,或许某一天会对其发起挑战……这些机构组织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有了解决全球挑战的变革性新思想,也不是因为他们试图改变全球秩序和规范;他们创建这些组织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影响力,和先行的西方行为体当年的做法是一样的。”

“立足现在,展望未来,一个问题隐约浮现出来:中国会接过引领全球的角色吗?”奥利弗在书中自问自答说,“毫无疑问,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将是艰巨的。中国要做的并不是独自应对世界上最复杂的挑战,而是要建立起维持尽可能包容的秩序,避免别人担心中国的崛起。”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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