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斯福：欧洲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塑造

“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有哪些不同？”“不同文明中的现代国家在塑造国家认同时，使用何种不同的方式？”上周，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场题为“欧洲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形塑与文化工程”的报告中，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给出了他的答案。他从历史流变、宗教传统、建筑特色等出发，试图区分中国塑造现代国家的文化工程所使用的话语与欧洲形塑其民族-国家的文化工程所使用的话语。

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帝国统治

他首先回顾并拓展了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对于文明的定义，强调文明是比较稳定且多中心的，文明的特点即是传达一个包容性的宇宙观，而文化是包含在某个文明之中且多元多样的。

王斯福认为中国与欧洲文明的差异主要在于国家合法性的权威来源以及理念不同。欧洲文明经历了从多神教到一神教再到基督教统治的时期，在基督教统治时期，它的终极权威是罗马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大大小小的君主和教皇，以及东正教的牧首。教皇和牧首这两个神圣权威都代表造物主的意志和《圣经》，并且互相对抗。各个基督教王国根据各自理解的教义而发动信仰战争，一再分裂。

欧洲的战争引出一系列的治理变动，其结果便是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来自神或不单单来自神，而是来自大众（public）和法律。普世主权统治的合法性在于公义和社会共识。国家主权亦依赖于法律的“想象性统一”。在欧洲文明中，人们争论神的同一性，但争论的基石即公义却不受挑战。

而中国历史上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强调的是道德榜样和文明教化，君主是圣人，通过仪式协调天地人的关系，以实现单一的天理之治，世俗和宗教权威是合一的。在漫长历史中，有多次转型。罗马帝国后来崩溃就再未统一起来，中国的皇帝虽然遭受内部的农民起义和外部夺权，但经历元明清等变动始终统一。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一般有多个政治中心，像中国这样只有一个政治中心的殊为罕见。

饱受压力的中国“天下观”

王斯福认为，中国商周时期曾有多国尝试使各自的政治统治成为一个普世性的治理术（cosmocracy），力图成为宇宙和文明的中心，最终便造就一个单一的帝国王朝。从宋代开始，原来普天之下圣人以其道德榜样而治的天下观，因商业化进程及科技进步遭受各种压力，尤其十八世纪以后来自欧洲的工业化和贸易的压力，基于天命的统治合法性开始遭受质疑，继而导致一系列的变动。包括帝国朝贡体系边界的固化，以及版图之内儒家经典学统的强化。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入侵，变化更是加速，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开始讨论变法，以对抗欧洲文明之下的“国家标准”。王斯福再次强调两者的区别主要是基督教文明遵从十诫，个体臣民效忠主权的特点显著，但中国皇帝的旨令以教化、诚信，以及德行的表现更为重要。

王斯福引用李蕾（Leigh Jenco）2015年《变法：中西方跨时空的学习》一书对变法的研究，把“法”理解为“制度”。讨论的要点在于引进西方的制度会不会完全丧失中国制度的精髓。譬如，谭嗣同用晚明学者王夫之对《易经》的评论，即道和器是不可分的，来反对区分体用，他认为要全盘西化才有意义。其后梁启超和严复追随谭嗣同，提出 “群学”。王斯福认为，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辩论中，中国思想家们对普世统治标准的理解渐渐改变，他们以新方式使用经典的中国概念，来生产自己的理论，其中就包括他们如何重新思考天下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们也开始运用道德世界来置换中国王朝时代的天象和命理。换言之，清末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并试图不断重述道德危机来塑造国家的连续性。

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建设都经历同样的进程：神圣王朝不再有效，转而需要公义来论证支撑，继而要求有共同的文化以形塑现代国家。这个过程与王朝时代的教化传统一脉相承，并着眼于重建与复兴，成为文明和世界体系的中心。这就需要学校教育，政府机构等共同塑造这个“文化工程”。

关于王斯福：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兼职教授。曾经担任过英国中国研究学会会长（1999—2002），1996年至今为《人类学批判》（Critique of Anthropology）杂志主编之一。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理论与中国民宗教、各文明之比较研究与历史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