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国际流行的“本地校餐”在中国发展艰难

蒋亦凡/谷声Gusheng主编

2017-11-08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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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送餐服务、食堂外包和原材料联合招标成为国内中小学、幼儿园校餐流行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所民办学校,却坚持自己完全把控校餐品质——从食材采购,到食谱开发,再到食物的烹制,追求每一份校餐的健康和美味。
这种向本地农民直接采购原材料的“本地校餐”(Home Grown School Feeding)模式,不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生态环境和农村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流行的社会发展政策工具,或许也有助于小农户走上一条绿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而相关制度,应该如何促进,而非阻碍它的发生?
启明星的明星食堂
叶香吟是台南人,在美国生活过十七年,2006年和先生、女儿移居北京,开了间南达面包房(Boulangerie Nanda),制作无添加剂的正宗欧式面包,在京城手工匠人烘焙界小有名气。店名里的“南达”是女儿的名字,起初正是为了让南达在国内也能吃上健康、美味的面包,她才开始自己搞烘焙的。
去年9月,因为对匠心的坚持与烘焙行业的商业逻辑格格不入,主流销售渠道也没有给小规模经营留出友善的生存空间,叶香吟关闭了经营八年的南达面包房,引来圈内一阵惋惜。今年年初,她成了女儿所就读的启明星双语学校的餐饮顾问。
启明星双语学校,是一座位于北京顺义的民办国际学校,创办于2002年,目前幼儿园到中学加教职员工一共约750人。叶香吟回忆,在2010年女儿入校之前,学校食堂的肉类和蔬菜都是在一般菜场买的。这一年,学校请来了较早在国内传播有机农业的专栏作家张映辉当食堂的餐饮顾问,随后大幅调整食谱,推行有机午餐,所有食材都是有机的,而且菜肴口味偏向清淡,几乎无盐无油。对有机的要求限制了食材来源,口味再一清淡,结果一些学生反映吃不饱,家长就不干了——“生态好,有机好,我要我的孩子先吃饱!”
2011年,学校请厨师出身、Timeout饮食专栏作者美籍华人周瑞婷来当餐饮顾问。周瑞婷也是个有机农业的支持者,经常自己实地考察有机农场。她来了之后,不再坚持完全有机,但仍把“吃当地,吃当季”作为食材采购的优先原则,把一批考察过的中小型生态农场与学校对接,向它们采购蔬菜、猪肉、牛肉、禽肉、鸡蛋,蔬菜保证每周至少20种。西餐使用的番茄酱、白酱不用罐头,而是自己熬。酱油、豆瓣酱、醋、味增、乳制品等少数实在找不到理想的本地生产者的,才选择口碑良好的厂商的产品。烹饪,则以少油、少盐为原则。
启明星的孩子每年都在增加,向中小型农场直接采购,就得不断增加新的农场。但是到了去年,家长群里又开始讨论“肉不够吃”的问题,一些家长甚至开始拉微信群打算一起订送餐——不在食堂吃了。周瑞婷一人的精力有限,叶香吟主动向校长请缨,担任兼职餐饮顾问。
半年多来,叶香吟一方面继续增加新农场,另一方面开始和南达面包房曾经长期参加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洽谈合作,希望借助这家开办6年,拥有40多家北京周边各种类型的生态小农场的市集来整合供需信息、协调供应。市集本来就有一套成熟的农场质量监督机制,通过例行的多方参与式考察确保农场生产的透明可信,可以基本确保农产品的健康、生态。有了市集的整合协调,学校与农场接洽的负担就会减轻许多。
在设法增加食材来源的同时,叶香吟也和食堂团队一起丰富菜式,尽可能通过精进厨艺增加孩子们的满足感。启明星的午餐,每天一中一西两道主菜,每两周换一轮,每一轮就是20道菜。就餐有个小规矩:一次只能打一道主菜,要么中式、要么西式,吃完再去换。这样既能避免浪费,又能使孩子们专心品味菜肴滋味,食堂工作人员也就更有动力认真地开发和优化每一道菜,比如为每一个节气推出一道时令新菜。
今年食堂还开展了名为“铁人大厨”的家校共建活动,隔周的周三午餐都会有一道新菜是由一位厨艺不凡的家长教食堂厨师们做的。这样,不仅午餐食谱能得到持续的扩充,而且食堂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一套启明星午餐:牛肉酱意面、牛腩萝卜饭、紫菜蛋花汤。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来自作者。
另一套启明星午餐:越南香茅猪排三明治、家常肉末豆腐饭、胡萝卜姜汤。

徐光今年40岁,从事烹饪20年,在启明星食堂干了10年,现在是这支13名全职和6名兼职成员的队伍的负责人。他为人稳重、精明、干练,餐饮顾问换了几轮,是他始终在一线将种种想法落实,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握食堂略显复杂的供应链。
目前给启明星供菜的农场有十几家,大多数是小型家庭农场,最小的仅十几亩。徐光说:向这些小农场直接采购,要求厨房有良好的规划和应变能力。生态农场的蔬果,一方面品种随季节变化大,另一方面每个单品的产量都不太大,而且也不太稳定,因此需要提前和农场做好沟通,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有多少。要是交货出状况,厨房还得知道拿什么来替换,得做二手、三手的准备,因此厨师们发明出很多新菜式。
既是家长又是餐饮顾问的叶香吟说,自己为厨房团队感到骄傲——勤奋、好学,人员流动率也很低。而每当看到孩子们在享用美味的午餐,或者一见到自己就问今天午饭吃什么时,她都会感到由衷地自豪。生态、健康、美味的校餐,已经成了启明星招生的一个筹码。
启明星的伙食费是根据成本估算收取,没有利润成分,一顿午饭加两顿加餐(上午是水果,下午有现烤面包、胡萝卜蛋糕、司康饼、烤麦片配酸奶等)的费用,根据孩子的年龄,约为38-44元/天。固然显著高于北京普通公办学校每天20元以内的餐费标准,但对启明星比较中产的家长们来说,也完全可以接受。
启明星厨房部分团队成员,后排左一为徐光、左四为叶香吟。
本地学校订单:生态农场的稳定器
而在供应链的另一端,对供货的生态农场们来说,来自启明星的学校订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位于北京昌平的平人农场占地47.2亩,全部有机方式耕作,这不仅是不使用农药、化肥这么简单,更在于改良土壤条件,培育生物多样性,利用生态系统本身的力量来抵御病虫害,通过堆肥对农场资源进行循环利用。
平人从2014年起向启明星供菜。曾负责平人销售工作的任盈盈说,给学校的菜拿去都是直接下锅的,所以对品相的要求不像在市集上和店堂里卖的菜那样高。太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有伤痕的,学校照单全收,库存太大的也收,减少了农场很多的损耗。而农场也乐于给学校便宜的价格,相当于零售价的一半,根茎类在4~5元/斤,差不多刚好覆盖成本,果菜类在5~8元,还略低于成本。
去年9月,任盈盈和先生从平人辞职,去追求两人长已有之的返乡梦。他们来到承德,租下25亩耕地和20亩林地创办了恋乡农场,也成为启明星的供应商。除了启明星,恋乡目前每周还向昌平的另一所民办学校——南山华德福学校供应100斤西红柿。在起步阶段就能和学校对接,对农场来说是一种依靠,这样可以先专注于几样产品,而不用急着吸引家庭订户而发展产品丰富性。目前恋乡的主要产品是西红柿和几种蘑菇,之后会拓展到红薯、土豆、胡萝卜、大白菜等适合储存运输的根茎类产品。
任盈盈希望未来农场的产品中有30%是供应学校的,其余可以供应给一些生态餐厅和商店。这样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能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任盈盈和先生,与他们在北京领养的狗在恋乡农场。
学校订单不仅对小农场有意义,对大农场也一样。承诺采用“全天敌昆虫防治”的自然乐章也是一家生态农场,但规模要比平人和恋乡大得多,在北京朝阳有400亩蔬菜基地,在张家口的张北有两万亩,有一支30多人的年轻创业团队。即便有这样的规模,它在市场上的处境也并不顺遂。
自然乐章这几年主要的销售渠道是生鲜电商。但电商倾向于把风险转嫁给农场。比如让产品先入库再给农场下单,让农场承担库存损耗,验收标准随着需求量的减少而升高,有时造成农场大量的积压。利润率固然相对较高,但是风险也大。
2015年初,自然乐章主动与启明星接洽,并开始向其供菜。这既能避免浪费,又能挽回部分损失,而且可以通过其中众多的消费者来获得新的市场机会,比如家庭订菜。给启明星的产品都属于“二等品”,品相不那么好看,但品质不差,而且价格低于直接生产成本。对食堂来说,价格远比品相来得重要。
除了启明星,自然乐章的创办人王冕还接触过几家民办国际学校,但都还没谈成。这些学校为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切割责任,把食堂都外包了。在承包者眼里,生态农产品一个是贵,另一个是不够标准化,比如有很多弯黄瓜,加工麻烦。此外,王冕也在争取医院、银行等其他类型的机构订单,但暂时都还没有结果。
王冕希望农场未来的销售中,至少占目前产量30%~40%的“二等品”能有直供机构。他又补充道:“如果生产者不能横向合作,形成话语权的话,必然在纵向利益链中受到压迫。如果多个生产者可以联合起来向学校食堂直接供菜,那就是一种比依赖电商更好的生存状态。”
虽然这话从一位“大农场主”的口中说出让人略感意外,但也确实反映出当前生态农业创业者普遍的艰难。
必须承认,目前生态农产品的价格对公办学校来说是不太好接受的。但是启明星的经验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因为即便不追求高标准的生态、有机,公办学校同样可以找到合适的本地农场,约定生产标准,实现“看得见”的新鲜、安全和健康,并协商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实现互惠双赢。校餐的巨大市场,对帮助本地农业走向绿色的意义不容小觑。而随着供应的增加和配套服务体系的完善,生态农业的价格也会逐步降低。
联合招标、外供餐与食堂外包
近年来,有三种趋势让这种学校本地采购和直营食堂的模式变得越来越像特例。这分别是:公办学校食材采购的联合招标制度、同时流行于公办和民办学校中的“外供餐”和食堂外包。
联合招标什么样?是谁在竞逐这些标的?
今年7月2日,南京10个区联合为区内60万师生校餐大宗食材进行招标,结果入围企业125家,其中蔬菜供应商仅38家。即便最终它们全都拿到合同,那么平均每家也要至少为近1万6千师生同时供菜。粮、油、肉、豆制品等类别的入围企业更少。从这些企业的名字看,绝大多数为经销商和代理商。
同月,江苏南通某区11所中小学校为一万余名师生的校餐进行了联合招标。公告中,对猪肉和米油竞标者的注册资本要求为不低于500万元;禽类、牛肉和豆制品的不低于200万元。而且,猪肉和禽类只设一名中标户,其余最多两名。这意味着本地中小型种养户和加工商是没有机会参与的。
南京的那场盛大招标会同时也招送餐企业,这就是“外供餐”模式。查阅关于外供餐的过往新闻,不乏对外供餐质量的批评,最常见的就是孩子抱怨不好吃,吃不饱。《新京报》在10月23日的一篇报道中援引一位餐饮服务公司负责人的话说:“营养餐公司基本都在四环外,考虑到交通情况,为确保营养餐中午能准时送达学校,基本早上8、9点就出发送餐,等饭菜发到学生手里时,色香味已难以保证”。
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同时向多所学校供餐,远离师生和家长的送餐公司,固然不想出食品安全新闻,但有多大意愿追求食物的品质?正如启明星的故事所呈现的,对食物品质的追求离不开厨师团队的责任感、荣誉感和匠心。这些,是采用工业化设备和标准化流程的中央厨房所不具备的。恰恰在对南京那场招标会的报道中,一款“炒饭机器人”博得了不少关注。
至于“食堂外包”模式,它的问题同样是:同时服务多所学校的承包者,缺乏动力来承担建立和维护这种供应链的额外投入。正如王冕告诉我们的,这些公司往往非常关注成本控制。
有了农村校餐,但要从城里采购
离开城市,放眼乡村。在农村中小学校餐中,政府对供应商资质、证照的要求,也让面向本地小农采购变得难以操作。
张雄是云南曲靖一家生态农业企业的创办人。在2009年开始做农业之前,他长期在一家国企任职,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2011年,云南省人大组织各地经济界别人大代表帮扶偏远山区,张雄一行来到滇西北的一个村子。这里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一所70名学生的村小离乡镇12公里,采购农产品非常不便。一家在当地开展留守人口服务的国际NGO建议村委会发展村中留守老人做生态农业生产,直接供应村小,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学校食材采购难题,另一方面也给老人带来收入,孩子们可以课余去田里帮忙,与老人交流,了解农耕。张雄觉得是个好主意,帮忙推动。第一个学期,村里的六名留守老人开始向学校供应自产蔬菜。菜非常新鲜,镇上白菜一公斤3.5元,学校给老人4元,大家都非常满意。
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学期结束,项目被县教育局叫停,理由是“老人没有资质”、“有安全隐患”,万一出了事情“没地方找”,并质疑学校在村中采购有“利益输送的嫌疑”。结果项目中辍,县教育局根据当时刚刚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通常称作“农村营养校餐”)的要求,重新组织招标,在150多公里外的州府找了一家蔬菜批发门市作为供应商。门市的菜从州府运到县城,从县城运到乡镇,最后再运到村里,需要转两次车,全程160多公里,几乎全是山路,运到的时候,菜都是两天以前的了。
政府给这家门市的价格是连运费每公斤5元。张雄说,批发商从规模化种植基地收这些菜的价格还不到1元,其余都是中间环节的利润和各种成本。一公斤不到1元的菜价便宜到令人乍舌,体现出大规模化学农业的“效率”,当然,没算上环境和健康代价,和对小规模生产者的冲击。
2014年,云南搞产业扶贫,张雄受扶贫系统邀请,再次作为养殖专家到各地指导。在滇东的一个村,他认识了一位大姐,丈夫去世,子女在上大学,她和妹妹一起搞生态养鸡。张雄发现鸡蛋品质非常好,这种“林下经济”实践也特别值得扶持,于是撮合乡上几所小学一起向养鸡场采购鸡蛋。可好景又是不长。
县里官员知道后,先说养鸡场没注册,没资质。大姐马上去注册了合作社,但官员又说合作社不符合要求,必须是公司注册,即便《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生餐饮服务管理办法》中并无这样的规定,而只是说“采购食品原辅料时必须索取相关证照复印件、发票及票据。其中,采购畜禽肉类原料时,还应索取相关部门出具的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公司不仅注册麻烦、报税麻烦,而且还要交比合作社更多的税,大姐踌躇再三,最终作罢。
后来,县里通过招投标把鸡蛋的供货权授予了一家公司。再后来,有两个学生吃了公司的鸡蛋,抗生素中毒住了院。
张雄说,现在云南的学生营养餐食材采购普遍由县里安排招标,最低价者中标。但食品有其特殊性,品质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而不应该只盯着价格。作为人大代表,张雄在多个场合呼吁过,营养餐招标必须有明确的品质指标在先,竞标者必须先确保能满足这些要求,然后再参与竞标。而现在,招标书中对原材料质量的具体要求仅仅是关于量的,比如鸡蛋每枚不低于50克、面包每只不小于150克、牛奶每包不少于120毫升……
在食品安全事件的阴影中,对“资质”和“证照”的要求无疑是需要的,但是“资质”和“证照”既不体现对食材新鲜程度、健康程度、营养水平的要求,也不意味着实质性的监督,以至于有时连食品安全都保证不了。
今年5月,厦门多所学校上百名学生因为吃了“胜福兴”公司供应的问题面包而导致沙门氏菌感染中毒,该公司供应全厦门高达60%学校的课间餐。据报道,这家公司并不缺少资质,但只要“资质”背后没有透明度,没有实质监督,大规模集中供应只会让风险也高度集中。
“资质”和“证照”不应该只属于大型生产者,和那些掌握着远程、多环节、低透明度供应链的大型经销商。它们也应该属于小型地方性生产者,让他们有机会对接学校。这既有利于农村发展,也有利于农业走向绿色生态可持续。这需要政府以一种远见和服务意识,帮助本地小生产者获得资质。
“本地校餐”:一场世界性的运动
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韩国从2000年起,尤其是到在2002年加入WTO的背景下,农民和市民团体共同大声呼吁在全国推广“亲环境校餐”,逐步提出校餐食材必须使用韩国本土亲环境(环境友好)产品、学校在当地采购食材、直接运营食堂等诉求。到了2014年,全国有95.5%的学生在校食用亲环境校餐。这场“亲环境校餐”运动的诉求,同时包括支持本地亲环境的农民农业,以及给下一代提供健康、营养的食物两个方面。
韩国小农的规模和中国小农差不多,也就一亩到十几亩,为了解决小农与学校对接的效率和成本问题,农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一方面开展质量监督,一方面整合货源、组织物流,既保证了产品质量,也极大提高了效率。
一份韩国亲环境校餐(图片来源:韩国生态和平亚洲,转载自盛江华的文章)
常被视作农业现代化典范的美国,其公众在上世纪末愈发意识到自己的下一代正深受肥胖症、糖尿病等本不该困扰青少年的病症的侵袭,究其原因,是深加工食品弥漫于整个食物体系。很多青少年吃着中央厨房配送的批萨长大,没有见过生肉和新鲜蔬菜长什么样。从1997年开始,农业大州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家长和学区餐饮负责人率先开始探讨尝试“从农场到学校”(Farm to School)的直供模式,然后很快扩散到各州。
美国很多学校没有自己的厨房,午餐的供应是整个学区多到二三十所、少到五六所学校共同对接一个中央厨房,餐食配送至学校。学校没有校餐自主权。
而这些民间自发的“从农场到学校”行动,先是在学校餐厅设立一个供应本地农场新鲜果蔬的沙拉吧,同时把食物教育、营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然后越来越多的学校有了自己的厨房,开始使用新鲜蔬菜和新鲜肉类烹制校餐。这些改变极大地改善了学生的营养状况,并增进了他们对健康饮食的理解。
美国食物教育家艾丽丝·沃特斯(Alice Waters)在加州发起的“可食校园”(Edible Schoolyard)计划尝试把农业和烹饪融入教育环境,是“学校到农场”运动的组成部分(图片来源:lexiconofsustainability.com)

“从农场到学校”逐渐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众多民间组织在其中提供对接服务,政府也开始提供资金支持。其目标上升为改革美国的过度工业化、集中化的食物体系,在确保校餐的新鲜和营养的同时,支持各地的家庭农场,使它们不被大型农业企业和高度集中化的经销商、餐饮服务商的世界淹没。
而我们,是否正在走上美国走错的老路呢?
巴西,一个同样有着广袤国土和众多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其校餐食材的定向公共采购(Targeted Public Procurement),更是将对下一代的营养投资与对本地家庭农业的扶持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众所周知,巴西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农业大国,大豆、咖啡、蔗糖、烟草、牛肉、植物乙醇等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从事这种生产的都是企业化的大型农场。这些为了出口而生产的产品并不能服务国内的食品消费需求。而真正为国内提供食品的,是巴西400多万个小规模、主要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的家庭农场。其中很多成员,正是在巴西半个世纪以来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被剥夺、被边缘化的人群。除了他们,巴西的城市贫民问题也举世闻名,大量城市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中。
因此, 2003年卢拉就任总统时启动的“零饥饿”(Fome Zero)项目,尝试将贫困人口营养改善和扶持家庭农业结合起来。具体的做法是各州、市政府通过“联邦食品收购计划”(PAA)和“校餐计划”(PNAE)两条渠道向本地家庭农场定向采购农产品,然后免费提供给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使用。
巴西规模宏大的“零饥饿”项目标志
提高小农收入,增强他们的市场营销能力是PAA的明确目标,因此它专门面向小农,以优价采购。这些产品会被免费提供给学校、社区中心、医院、日托中心、食物银行和低收入社区中的“补助餐厅”等公共服务机构,改善其中就餐者的营养状况。
与众多小农开展交易,如何保证效率是个重要的问题。为此,PAA要求农民组成协会或合作社来签订供货合同,这刺激了巴西农民组织的发展。组织起来的农民可以更好地实现技术升级,更好地开展加工、品控、物流和市场营销,因而有望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好的市场待遇。PAA还着力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向生态农产品支付额外的溢价,并向生产者提供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方面的技术服务。
PNAE,校餐计划,是专门为了满足全国4500多万公办学校学生的校餐需求而开展的采购项目。在2009年之前,它并不明确扶持小农,不一定面向小农采购。但是,2009年通过的《校餐法》将支持家庭农业发展列为PNAE目标。该法的营养导则要求学校菜谱必须优先考虑传统和本地饮食习惯,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并限制高盐高脂的加工食品。这对家庭农场来说无疑是个利好,因为从事符合传统饮食习惯的蔬果生产正是他们的强项。更为关键的是,该法还要求各地PNAE采购预算中的30%必须用来采购家庭农场的产品。
这两个项目为全国的家庭农场留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两者共同用于向家庭农场采购的公共资金规模,每年在10亿美元左右。
巴西免费校餐。图片来源:www.cachoeiro.es.gov.br
PAA和PNAE在操作中仍然面临很多问题,比如一些地方交易成本依然过高,农民品控和加工能力的薄弱限制他们提供更丰富的产品,仍有很高比例的学校未能达到30%的采购要求,等等。但是它已经被证明能够有效改善校餐营养结构,并改善了很多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减少了他们对非农收入的依赖。
事实上,这种用一项政策同时实现学生营养改善和乡村减贫双重目标的“本地校餐”(Home Grown School Feeding)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社会发展工具。
联合国粮农组织从2009年起就开始与巴西政府合作,把巴西在本地校餐方面的经验推广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国家。世界粮食计划署针对这一模式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向37个国家提供相关支持。
当然,“本地”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含义。在粮食自给率低的国家,这首先意味着用国产而非进口粮食喂养下一代;而在粮食自给率高、幅员辽阔的国家,则更侧重地区性短链采购。
反观国内,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追求小农户的现代化,奈何把小农户绑上高污染、高能耗、不生态、分配也不尽合理的工业化农业的战车?
反观国际经验,也许帮助小农户们组织起来,开展生态农业生产,对接本地学校、医院、敬老院等机构,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参考资料:
1.盛江华,韩国的“亲环境校餐”可贵在何处?谷声,2017年5月,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vLPCcfFNJXWWuxqwDK_J7g
2.Gail Feenstra and Jeri Ohmart, The Evolution of the School Food and Farm to School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necting Childhood Health, Farms, and Communities, Childhood Obesity, August 2012, Volume 8
3.Hannah Wittman and Jennifer Blesh, Food Sovereignty and Fome Zero: Connecting Public Food Procurement Programmes to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in Brazil,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1 No. 7 1, January 2017, pp. 8 1–105.
4.Francisco Espejo, Carmen Burbano and Elena Galliano, Home Grown School Feeding: a Framework to Link School Feeding with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orld Food Programme, 2009
5.Kei Otsuki and Alberto Arce, Brazil: A Desk Review of the National School Feeding Programme, World Food Programme, July 2007

(本文首发谷声,经授权转载。谷声是一个关于农业与食物的写作平台,关注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的生态永续、社会公正和文化多元。微信公众号“谷声GUSHENG”。作者邮箱:yifaan@gmail.com)
责任编辑:冯婧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本地校餐,北京,食堂外包,小农,生态农场,巴西,韩国,美国,外供餐,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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