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现在正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好时机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以一本《邓小平时代》为广大中国普通读者所知。而近两年，他早年两本研究日本社会的著作也陆续在中国出版，分别是解析日本黄金时代奇迹崛起的经验和教训的《日本第一》和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新中产阶级”的变与不变的《日本新中产阶级》，这两本书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近日，87岁高龄的傅高义携新书来到上海，11月5日和6日连续出席两场讲座，就中日关系与中国读者分享与交流。

11月6日晚，在上海的活动上，傅高义在现场告诉读者，他从事中国与日本研究多年， 在两个国家结交了很多朋友，因此看到中日两国繁荣发展、和谐共处成为了他的心愿。他希望尽到自己作为一名学者的责任，帮助中日两国人加深对彼此的了解，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问题症结，并寻求解决之道。

邓小平对中日关系改善有重大贡献

曾深入研究邓小平十年的傅高义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的良好状况可归功于当时邓小平付出的努力。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赴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换文仪式，并对日本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成为了首位访日的新中国领导人。当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心中正在勾画着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脑中思考着中国将来如何富强。傅高义推测，当时邓小平已经意识到了日本在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上的支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关重要。

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邓小平在日本参观了钢铁厂、汽车厂和松下电子公司，以学习日本的工业和技术；他乘坐了新干线，为中国日后研发高铁埋下了伏笔；同时，他也将日本的电影电视引入中国，帮助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化。这一系列举措得到了日本的回应和支持，中日关系也因此迅速升温。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之所以能够促进中日关系，并以此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背后有一定的原因。“邓小平那一代人跟日本打过仗，所以当他跟日本改善关系时，不会有人认为他软弱，不会有人质疑他的爱国心。这跟尼克松访华同理。”

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下一个关键节点则在1992年。傅高义指出，1992年日本天皇访问中国，是中日关系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在古代史上，中国皇帝从未访问过日本，而日本天皇也没有访问过中国，因此这次访问非常难得。

然而此后，中日之间的良好关系并没有继续保持。据傅高义分析，这属于苏联解体的连锁反应之一。过去中苏交恶时，日本和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而向中国示好，但苏联解体后与中国的合作变得不再如此重要。另一层原因则是李登辉，傅高义认为这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此外，日本企图占据钓鱼岛也对中日关系的恶化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也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力量平衡。傅高义解释说，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一直占上风，也欺凌过国力薄弱的中国；但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开始显示出有望超越日本的态势。日本也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它的国际地位，中日关系愈加复杂。

“现在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好时机”

尽管近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傅高义认为，现在正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好时机。两国稳定的政局为发展中日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改善中日关系，对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的中国也至关重要。

当然，改善中日关系并非易事，需要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傅高义提出，其实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最近几年日本接待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去年超过了600万，我觉得是好事；但很多中国人一方面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一方面又对日本这个国家表示反感，这种矛盾的感情也是存在的。”傅高义认为，这种复杂矛盾的情感说明，一方面中日的交流和理解正在加深，一方面这种理解仍不充分，中日双方的了解中依然存在很多误区。而作为中国与日本的长期观察者与研究者，傅高义希望能帮助中日两国人民消除偏见与误解，增进友谊。

日本对于二战时期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一直饱受东亚社会的诟病，但傅高义指出，中日之间历史遗留问题长期未得到妥善解决，是因为中日在战后有23年（1949-1972）的时间完全没有往来；而相比之下，德国对二战罪行的充分反思，则是出于战后德国与欧洲密切合作的需要。“等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社会主流已经不是经历了战争的那一代人了。日本的年轻人觉得自己没经历过战争，上一辈的罪行与自己无关，但中国人又非要自己道歉，日本人并不理解，”说到这里，傅高义又强调说，“当然我认为日本的年轻人也应该好好学习历史，了解二战。这些话我也同样会在日本说，不会有所偏颇，这是我作为学者的本分。”

目前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警惕与担忧，但傅高义说：“我1958年第一次去日本，此后一直与日本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在我与日本人的长期接触中，我觉得他们已经全然拒绝了二战时期及以前盛行的军国主义精神。日本应该坚持走和平之路，这已经成了日本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国人的判断基于的是二战时的日本，而不是当今的日本社会。”而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傅高义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说：“中国和日本的中产阶级家庭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社会学出身的傅高义对日本社会颇为欣赏。他的《日本第一》一书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对日本经济的赞赏，但傅高义解释说，经济数字的变化并不能反映社会全貌，他在《日本第一》一书中更多是赞扬日本社会的优越之处。“日本教育普及率高，医疗水平也很高，人们普遍长寿；贫富差距也不大，这些方面比中国和美国都好。”同时他也指出，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如今经济的低迷状况对日本社会有种种负面影响，这对于中国也是宝贵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