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扎尔巴耶夫的哈萨克斯坦:威权引领的世俗化

杨健/资深媒体人

2017-11-09 13:3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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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是毋庸置疑的经济优等生。图为当地时间2017年6月9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视觉中国 图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
1991年12月8日,白俄罗斯、俄罗斯与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西部风景宜人的别洛韦日签署《别洛韦日协定》(Belavezha Accords),正式宣告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的解体。八天之后,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内陆国家诞生了。
26年来,哈萨克斯坦过得怎么样?这个新兴的独立国家是如何克服“自由的失重”,如何避免其他前苏联国家因政权终结而导致的经济崩盘、政治动荡和意识形态真空的?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既是答题者,又是答案本身。因为纳扎尔巴耶夫是哈萨克斯坦第一任总统,也是该国迄今为止唯一的总统。事实上,哈萨克斯坦的建国史,由纳扎尔巴耶夫的五选五任所标注。
前苏联最后的告别者,中亚经济的优等生
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评估它们独立之后的发展道路,一个说法颇为有趣:急着离开的过得最糟,最后告别的过得最好。前者说的是乌克兰,后者说的是哈萨克斯坦。
可引为参照的是,2013年,哈萨克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2319亿美元)已大幅甩开乌克兰(1833亿美元),成为原苏联地区第二大经济体。哈萨克斯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1512美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12276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所有突厥语族国家中排名第一。2015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其官方货币坚戈(tenge)高台跳水,令其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滑到一万美元以下,但仍遥遥领先于中亚其他四位“斯坦”兄弟,与土耳其不相上下。
二十一世纪开局十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年均增速近8%,加上在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有鉴于此,该国与中国、印度一同被认为是由“亚心地区”分别向西、东、南驶发的三列经济高速火车。
而这一切,建筑于苏联解体后的废墟之上。念及此,不得不对这个地处中亚腹地的国家刮目相看,称之为被动和逆境中的崛起,毫不为过。
在克里姆林宫高层的地理认知层面,哈萨克斯坦历来是布满矿井和洲际导弹发射井的南部边陲。值得玩味的是,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其签署者分别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主流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叶利钦(Boris Yeltsin,1931—2007)、舒什克维奇(Stanislav Shushkevich,1934—)和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1934—)。纳扎尔巴耶夫被挡在重要决策门外,哈萨克斯坦没有资格出席决定自己命运的仪式。
回顾往事,就性质而言,哈萨克斯坦的独立是一种被强迫的自由,一份突如其来塞到手中的大礼。这也就解释了,哈萨克斯坦何以是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后一个宣告独立的国家,她离开那个庞大帝国的脚步何以会犹疑不决、踌躇不前。
与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们的观感不同,在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哈萨克其实是与俄罗斯融合度最高、对前苏联依附性最强的非斯拉夫民族共和国。在目前的中亚五国里,哈萨克斯坦是唯一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同属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格局。无论苏联解体前后,哈萨克与俄罗斯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前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的后三年,哈萨克提供了最多的兵源;前苏联意识形态对哈萨克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许多哈萨克老人也对红色年代念念不忘。
正因为如此,当独立猝不及防到来时,哈萨克斯坦所经历的痛苦就更为明显。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继承了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然而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经贸纽带却被切断了,其经济安全和领土完整都面临严峻挑战。独立后第一年,哈萨克斯坦就遭遇了恶性通货膨胀,通胀率达到了将近3000%,之前通用的苏联卢布彻底沦为废纸,预算赤字飞速增长。直到1993年,哈萨克斯坦才推出了自己的货币坚戈。随后又接连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冲击。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哈萨克斯坦都在疾风骤雨中度过,也在手忙脚乱地进行调整。
为重振经济,让废弃的工厂和矿山复工,1994年,哈萨克斯坦启动大规模经济改革,艰难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之路,扶植私营企业,吸引外来投资。其经济真正实现腾飞,始于石油价格较低的世纪之交,石油的大量出口强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2004年后,随着石油价格上涨,政府参与经济越来越多,积累的石油财富用以回购早些年出售的涉及国计民生的核心企业;“国家基金”的设立,使石油收入在富余年景能储备起来,以便在萧条时期平衡收支。
如今,在整个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是毋庸置疑的经济优等生。当然,她也面临众多问题。譬如,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过度依赖石油出口;再譬如,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投入不足。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也成为影响哈萨克斯坦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不过,哈萨克斯坦虽立国不久,民众似乎已习惯于纳扎尔巴耶夫带给他们的一切,不论是繁荣抑或与繁荣伴生的危机。正如该国一位媒体观察家所言,纳扎尔巴耶夫常常能在最黯淡最绝望的时刻,找到扭转局面的钥匙。善意理解,这是自信;悲观看待,这是迷信。但无论如何,都源自纳扎尔巴耶夫强大的性格力量:审慎、务实而坚韧。
最有前途的少数民族干部,哈萨克斯坦之父
1991年12月1日,在宣布独立之前两周,哈萨克斯坦举行了史上首次总统选举。对纳扎尔巴耶夫来说,本次选举的竞争对手是空气,他的得票率98.78%说明了一切。在完成这个必要的过场之前,纳扎尔巴耶夫的身份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在中亚地区,纳扎尔巴耶夫的角色转型具有标本价值,即从前苏联的党政官员,摇身一变为新兴独立国家的开国元首。纳扎尔巴耶夫的同僚还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 ,1938—2016)、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1940 —2006)、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yev,1944—)和塔吉克斯坦首任总统拉赫蒙(Emomali Rahmon,1952—)。
以上五位,虽然年龄有差异,学历有高低,出身背景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其一,都是前苏联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又在苏联解体后以本民族利益代言者的面目示人;
其二,都对前苏联体制都抱有复杂的情感,简单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其三,都为前苏联中亚信奉伊斯兰教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又都在苏联解体后重拾了伊斯兰教信仰;
其四,都有相当长时间基层具体业务部门的工作履历,具有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与此相关,他们性格中都有现实主义倾向,在应对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时,谨慎多于率性,理智多于情感。
比起其他四位,纳扎尔巴耶夫也有得天独厚之处:
首先,纳扎尔巴耶夫在前苏联体制内,有更高的甚至称得上是非常高的职务。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他就被认为是苏联“最有前途的少数民族干部”。1990年,他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全联盟仅次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第三号实权人物。
其次,纳扎尔巴耶夫在苏联解体前便深耕哈萨克斯坦,深得民心。1986年冷处理“阿拉木图事件”,体现了他善于调解矛盾冲突的才干,令其政治威望迅速上升。而正因为此事,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问题唯一调停人”的地位得以一举奠定。(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共和国首都。1986年12月,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下令解除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的职位,一些哈萨克族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示威,遭到军警袭击,酿成流血冲突。整个事件中有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编注)
再次,纳扎尔巴耶夫有更强大的身体素质、思考能力和精神力量,这使得他能在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中亚政坛游刃有余、屹立不倒。时至今日,卡里莫夫、尼亚佐夫已经病逝,阿卡耶夫已经下野,拉赫蒙几经沉浮,纳扎尔巴耶夫却一以贯之,大权独揽。那些在苏联解体前就活跃于高层的政治人物中,至今仍活跃于政坛乃至执掌江山的,纳扎尔巴耶夫算得上是极为罕见的特例。
当今的西方政治家称纳扎尔巴耶夫是一名“柔性独裁者”,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培育“独裁者”的政治土壤是一片渴望巨型坐标的草原。在哈萨克斯坦国内,早在本世纪初,西方政治家口中的“柔性独裁者”便已赢得了“哈萨克斯坦之父”的称号。
1940年7月6日,纳扎尔巴耶夫出生于阿拉木图附近切莫千村(Chemolgan)的一个普通哈萨克族牧民家庭。由于二战及旱灾的影响,哈萨克斯坦经常发生饥荒。因此,纳扎尔巴耶夫对童年记忆最为深刻的便是经常饥肠辘辘,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什么是充足的、可尽情享受的呢?那就是阿拉套雪峰顶上的蓝天、灿烂的阳光和山中无与伦比的清新空气。”如此的童年生活和成长背景,其所孕育的人物,坚韧是必备的性格。
1958年,纳扎尔巴耶夫来到乌克兰钢铁之都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第八技工学校学习,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哈萨克去看外面的世界。两年后,他回到哈萨克共和国参加工作,在卡拉干达冶金联合企业里当过铸铁工、高炉工、调度员、工长。整整七年冶金工人的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上世纪七十年代,纳扎尔巴耶夫涉足政坛,1989年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0年任哈萨克共和国总统。在党政两条线都成为哈萨克共和国一把手的时刻,苏联解体,时势成全了这位政治强人:在最具备经营能力的年代,他得到了一笔从天而降的政治遗产。尽管,这份政治遗产也伴随着风险。
实用主义缔造哈萨克斯坦模式
苏联解体,纳扎尔巴耶夫继承了一笔政治遗产,但这笔遗产必须审慎对待。所谓遗产,是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人口、资源等硬件,以及最重要的元素——权力。而与之伴生的风险是:权力的源头已荡然无存,行使权力的环境也大为改变。
如若将哈萨克斯坦比喻为一艘航船,那么在1991年之前,她属于一支舰队,而1991年之后,她则独自航行。船长依然是纳扎尔巴耶夫,但于他而言,原来的航道不复存在,而新的方向有待探索。
1991年4月,也就是苏共已丧失法定领导地位而苏联尚未解体之时,纳扎尔巴耶夫的第一部政论著作《不右也不左》出版,书中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何谓“不右也不左”?就是既反对苏联贯彻了几十年的斯大林模式,也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依据当时的语境,纳扎尔巴耶夫的“不右也不左”还是从全联盟的格局来思考问题。(《不右也不左》系俄文版书名。1995年8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的中译本,在征得作者同意后, 改名为 《探索之路》。——作者原注)
不过,鉴于当时的政治局面,苏联已不可能成为纳扎尔巴耶夫思想的试验场,他的“自己的路”是在故乡哈萨克斯坦开辟的。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探索和开辟的这条道路,即人们今日所熟知的哈萨克斯坦模式,具体而言,就是由威权引领的国家治理模式。应该说,哈萨克斯坦模式带有鲜明的经验主义色彩,是一位政治人物受命于危难之际所必然采取的实用主义应对。
其一,以“先经济后政治”为导向的发展方针。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将政治改革当作重点不同,哈萨克斯坦建国后,纳扎尔巴耶夫的兴国路线以经济为起点,他曾说过:“我们当然要发展民主政治,但也应该是先经济后政治。民主政治需要学习,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要求形成思想文明与行为文明。哈萨克斯坦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新模式,随着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崛起,社会力量的崛起,必然会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良性进程。”
显然,“先经济后政治”导向的确立,基于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深切反思和对哈萨克斯坦国情的深刻了解。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下降,社会保障收不抵支,养老金及医疗费用拖欠等现象时有发生,贫困问题有增无减。而“先经济后政治”明确了国家发展的路径,抓住了建国后二十多年的宝贵时间,有效振兴了国家经济,为改善民生构建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亚经济领头羊的成绩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导向的明智,也进一步提高了纳扎尔巴耶夫的个人威望。
其二,以“总统共和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哈萨克斯坦建国之初便搭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宪政体系初步确立,民选、多党制、三权分立、保障言论自由等民主要素一应俱全。与此同时,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权力格局也在不断强化。根据哈萨克斯坦宪法,哈萨克斯坦实行总统共和制,总统是整个政治系统的中枢,具有任免总理、解散议会的权力,而议会的权力仅限于起草与通过总理和政府提出的草案,总理几乎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此外,议会上院三分之一的议员由总统任命,军事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及重要成员也由总统任命。在政党制度上,纳扎尔巴耶夫所属的“祖国之光”党则在议会中处于独大地位。
不难发现,“强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拥有绝对的国家权力,并且这位“强总统”通过不断修宪为“终身强总统”奠定了合法性,这是哈萨克斯坦政治制度的实质。这种个人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又是在民主的壳体下运作。纳扎尔巴耶夫毫不掩饰他对新加坡模式的赞许,认为强有力的个人和政党长期领导国家同样具有民主的若干特征。西方政治家据此称纳扎尔巴耶夫为“独裁者”,可谁也无法否认,哈萨克斯坦政体是无可指摘的民主形式。纳扎尔巴耶夫和“祖国之光”党的长期执政,亦符合程序正义。纳扎尔巴耶夫的威权体系,整合了秩序,维持了稳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哈萨克斯坦没有出现过重大的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这为经济转型和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伊斯兰教为主体信仰的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不可动摇的个人权威,有效填补了原有意识形态消散所形成的真空,阻止了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具有天然的世俗化取向。哈萨克斯坦独立后颁布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原则。在此后的历次修宪中,这个原则被一再重申与不断细化。与之相应,在“可控民主”下,社会层面的高度秩序感,也防止了宗教极端思想在底层的传播。
考虑到近年来在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鼓动下所爆发的中东版“颜色革命”无一例外都最终结出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恶果,有理由说,纳扎尔巴耶夫的威权体系意外地构筑了一道阻止神权吞噬世俗政权及至人权的防波堤。此等效应,超越了“威权主义是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强大的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一种政治过渡形态”的理论假说,成为在未来很长时段内值得探讨的话题。进而言之,若将世俗化视作现代民主政治的首要指标,那么纳扎尔巴耶夫的威权统治就绝非权宜之计。
其三,以“大哈萨克主义”为前提的民族政策。前苏联时期,大俄罗斯主义的推行,曾严重伤害过包括哈萨克族在内其他各民族的感情,纳扎尔巴耶夫本人也是深受大俄罗斯主义伤害的代表人物。在政论《不右也不左》中,纳扎尔巴耶夫表达了自己的愤懑:“哈萨克斯坦的一个特点是, 它的主体居民虽是一个最大的民族集团,但却是不占共和国人口多数的唯一共和国。哈萨克人被有意识地贬损为二等人, 因此在他们心灵深处自然地就聚集起怨恨。”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认知,纳扎尔巴耶夫提出自己的民族政策:强调维护哈萨克民族利益、高扬哈萨克民族意识、复兴哈萨克民族文化和精神。政府又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哈萨克文化占“无可争议的优先地位”,主张哈萨克族为“尊贵民族”,连续召开世界哈萨克人大会,给予散居国外的哈萨克人“双重国籍”,并动员他们“回归祖国”。上述举措在非哈萨克族居民特别是俄罗斯族中造成了社会恐慌和人口流失。
纳扎尔巴耶夫要求复兴自己的民族文化,本无可非议。但在一个拥有125个民族(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2012年数据)、主体民族至今仍未超总人口数三分之二的国家,以“大哈萨克主义”取代“大俄罗斯主义”显然不可取。事实上,这种基于“势”的主体民族优先政策,有可能激起其他民族反弹,为纳扎尔巴耶夫一贯反对的“民族自决”提供口实。
好在纳扎尔巴耶夫还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哈萨克斯坦建国后,在公开场合,他还是倡导民族平等,强调民族团结,表示“哈萨克斯坦不仅是哈萨克族的,也是全体哈萨克斯坦人的”。不过,这种政治家的口号式语言若无法落实于行动,那自然流露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危及社会稳定。而民族问题一旦与经济社会甚至宗教问题捆绑,在特定时刻,会造成国家动荡。2011年12月爆发的“扎瑙津事件”即是一例,事件发生在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沿岸城市扎瑙津,由几个月前的工人罢工引发,最终导致16人死亡、百余人受伤,损失1200多万美元。
纳扎尔巴耶夫之后?
独立区区26年,对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来说实在太过短暂。从目前看,哈萨克斯坦必须仰赖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垂直领导。但当人们将目光投向她的未来,会有更多思考。
第一,前苏联体制的巨大惯性。纳扎尔巴耶夫是前苏联的高级党政官员,是前苏联体制内有见地的思考者,他深谙这个体制的弊端,但在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事风格上又被这个体制巨大的惯性所裹挟。哈萨克斯坦立国之初,纳扎尔巴耶夫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他对前苏联体制深刻反思的现实投射。不过,随着纳扎尔巴耶夫治国的深入、统治的稳固,前苏联体制强大的惯性逐步显现,那些具有鲜明前苏联体制色彩的元素回流渗入到了哈萨克斯坦模式当中。纳扎尔巴耶夫所批评和否定的东西,已悄然置换了他最初所秉持的东西。
第二,哈萨克斯坦的国情逻辑。哈萨克斯坦是一块“崇拜领袖”的政治土壤,普通百姓对以纳扎尔巴耶夫为核心的精英集团以及他们的一些非民主行为,已形成一定程度的默认。而在历次选举中,纳扎尔巴耶夫始终如一的高得票率,体现了国民对威权体系的巨大包容度。立国之初的镇痛,使民众对民主化进程持谨慎态度,推进民主化的动力不足。威权体系的统治基础,不仅是拥有权威者,更是威权之下的万千民众。这是哈萨克斯坦的国情逻辑。
第三,威权体系的未来。哈萨克民族很古老,但哈萨克斯坦很年轻。哈萨克斯坦模式,就性质而言是独立之初的应急选择,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关于未来,经验主义者往往不会提出什么是正确的,而是指出什么是错误的;不会告诉人们要去哪里,而是提示人们哪里不能去。有纳扎尔巴耶夫在,他能凭经验和智慧,在最黯淡最绝望的时刻,找到扭转局面的钥匙。问题是,当这个拥有巨大威望的人抽身而去,谁来填补他所留下的空白?人们很难预测纳扎尔巴耶夫之后的哈萨克斯坦会变成什么样,哪怕凭借纳扎尔巴耶夫的经验和智慧。
责任编辑:李旭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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