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诞生,翻译者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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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2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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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他曾仔细观看了纪念馆的一件重要展品——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之一。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当年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传播,就是从上海开始的。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版)
陈望道接受重任
近代上海,由于学术信息和出版条件等方面的优势,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的最早窗口。
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了系统讲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泰西民法志》(英国人克卡朴著,胡贻谷译),其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思(按即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是马克思的名字首次在我国出现。
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英国颉德(按:今译基德)所著《社会演化》前三章(出版单行本时书名译为《大同学》),其中谈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是在我国对《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界已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成舍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朱执信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它的相关章节。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李大钊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他摘译和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大部分内容。
在我国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的《万国公报》
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未拆除时的《星期评论》编辑部旧址。
1919年6月,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沪创办《星期评论》周刊,参与编辑的有李汉俊、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等。这本刊物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发行量曾达3万多份。数月后,《星期评论》编辑部深感尽快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急切希望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先进行连载,继而再设法出版单行本。这时,邵力子马上想到多次向自己主编的上海《国民日报》“觉悟”副刊投稿的陈望道,因为他不仅思想进步、精通日文和英文,而且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识。于是,邵力子在《星期评论》编辑部的讨论中提出:“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陈望道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译者。
真理的味道很甜
1920年早春的杭州,仍然比较冷。这天,陈望道正欲出门,邮递员寻到他暂住之处,递交一封上海来信。他拆开一看,是邵力子寄发的,以为又要让自己给上海《国民日报》“觉悟”副刊撰稿;细阅方知,这是代表《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自己翻译《共产党宣言》。他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小房间内的寒气似乎也一下子被驱散了。
年轻时的陈望道
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西北山区。在16岁时,他翻山越岭去义乌县城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随着眼界的扩大,他又来到申城补习英语,打算赴欧美留学,但限于经济条件等原因后未能如愿,遂前往日本。抵达东瀛后,他结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等。在阅读其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望道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1919年初夏,陈望道迎着“五四”的滚滚洪流返回杭州,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语文教师;他提倡白话文,传授注音字母,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曾遭顽固势力的围攻。他愤然离职不久,就收到了邵力子的函件。此刻,他非常激动:《共产党宣言》博大精深,不少人曾想全部译出未能如愿;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向世人奉献一个高质量的全译本,使之成为“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于是,陈望道回到了故里义乌。在分水塘村老宅,他根据《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英译本,并借助《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着手翻译。为了避免嘈杂干扰和防备敌人搜查,他整天躲在简陋的柴房里,凭借一盏油灯、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
有一次,母亲见陈望道累瘦了,特意裹糯米粽子并加一碟红糖端进来,离开前反复叮嘱趁热吃,他就一边吃粽子一边斟酌句子。隔了一会儿,母亲在外面问:“红糖够不够?”他随口回答:“够甜的了。”后来,母亲收拾碗筷时,竟看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碟中的红糖却一点没动,原来他是蘸着墨汁吃完了粽子,母子俩不禁相对大笑,这是“真理的味道”。
经过数十天的艰苦奋战,陈望道在4月底完成了翻译任务。很快,他接受《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赴沪,参与编刊;当他提着箱子赶到申城,寻抵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后为自忠路163弄17号,遗址位于今“翠湖天地”住宅小区),在三楼阳台上见到了李汉俊、沈玄庐,还有沈雁冰和李达。接到译稿后,李汉俊和陈独秀进行了校阅,再返由译者改定。谁知正准备进行连载时,《星期评论》周刊突然因“言论问题”被上海军阀当局查禁。面对这个意外情况,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后,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秘密出版此书。
创办又新印刷所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沪开会,决定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接着,陈独秀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帮助,在沪创办了一个小型印刷所,由郑佩刚具体负责。该印刷所设于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是一幢两层石库门房屋,郑佩刚曾回忆:“委我全权负责。我便在辣斐德路成裕里租一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即‘日日新又日新’之意),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版,封面有字排错)
原成裕里弄口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在上海问世。它竖排平装,略小于32开本,全书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封面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按即马克思)安格尔斯(按即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由于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的疏忽,封面上“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到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共产党宣言》推出第二版,并纠正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此后,别的书店也纷纷再版,有的出版机构甚至还先后重印了近20次。
又新印刷所旧址
当时,许多读者苦于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地址,纷纷写信给《星期评论》编辑部,询问发行处在哪里。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复信巧妙回答读者:“你们的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太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按即今金陵东路)大自鸣钟对面。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地译出过几本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中译本流传海外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国出版。为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陈望道后来在回忆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事时,说:“第一版印了千把本,奉送。”那时,陈望道曾赠送了一册给鲁迅;鲁迅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据考,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还流传到了海外,如1922年11月,朱德在欧洲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曾赠此书给他。随着岁月的流逝,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本存世仅数册。如今,凝视着那庄重的封面,更感受到它的重要意义。
后记:在即将迎来《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回眸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我国翻译出版的过程,令人心情无比激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证明,它的真理光芒会永远熠熠生辉!而上海作为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诞生地,是颇值得自豪的。 
(原题为《红色档案系列:《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诞生,翻译是他》)
责任编辑:蒋晨锐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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