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诞生，翻译者是他

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他曾仔细观看了纪念馆的一件重要展品——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之一。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当年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传播，就是从上海开始的。

陈望道接受重任

近代上海，由于学术信息和出版条件等方面的优势，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的最早窗口。

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了系统讲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泰西民法志》（英国人克卡朴著，胡贻谷译），其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思（按即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是马克思的名字首次在我国出现。

1899年２月至５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英国颉德（按：今译基德）所著《社会演化》前三章(出版单行本时书名译为《大同学》），其中谈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是在我国对《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界已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成舍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朱执信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它的相关章节。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李大钊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他摘译和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大部分内容。

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未拆除时的《星期评论》编辑部旧址。

1919年6月，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沪创办《星期评论》周刊，参与编辑的有李汉俊、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等。这本刊物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发行量曾达3万多份。数月后，《星期评论》编辑部深感尽快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急切希望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先进行连载，继而再设法出版单行本。这时，邵力子马上想到多次向自己主编的上海《国民日报》“觉悟”副刊投稿的陈望道，因为他不仅思想进步、精通日文和英文，而且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识。于是，邵力子在《星期评论》编辑部的讨论中提出：“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陈望道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译者。

真理的味道很甜

1920年早春的杭州，仍然比较冷。这天，陈望道正欲出门，邮递员寻到他暂住之处，递交一封上海来信。他拆开一看，是邵力子寄发的，以为又要让自己给上海《国民日报》“觉悟”副刊撰稿；细阅方知，这是代表《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自己翻译《共产党宣言》。他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小房间内的寒气似乎也一下子被驱散了。

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西北山区。在16岁时，他翻山越岭去义乌县城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随着眼界的扩大，他又来到申城补习英语，打算赴欧美留学，但限于经济条件等原因后未能如愿，遂前往日本。抵达东瀛后，他结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等。在阅读其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望道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1919年初夏，陈望道迎着“五四”的滚滚洪流返回杭州，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语文教师；他提倡白话文，传授注音字母，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曾遭顽固势力的围攻。他愤然离职不久，就收到了邵力子的函件。此刻，他非常激动：《共产党宣言》博大精深，不少人曾想全部译出未能如愿；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向世人奉献一个高质量的全译本，使之成为“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于是，陈望道回到了故里义乌。在分水塘村老宅，他根据《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英译本，并借助《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着手翻译。为了避免嘈杂干扰和防备敌人搜查，他整天躲在简陋的柴房里，凭借一盏油灯、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

有一次，母亲见陈望道累瘦了，特意裹糯米粽子并加一碟红糖端进来，离开前反复叮嘱趁热吃，他就一边吃粽子一边斟酌句子。隔了一会儿，母亲在外面问：“红糖够不够？”他随口回答：“够甜的了。”后来，母亲收拾碗筷时，竟看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碟中的红糖却一点没动，原来他是蘸着墨汁吃完了粽子，母子俩不禁相对大笑，这是“真理的味道”。

经过数十天的艰苦奋战，陈望道在4月底完成了翻译任务。很快，他接受《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赴沪，参与编刊；当他提着箱子赶到申城，寻抵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后为自忠路163弄17号，遗址位于今“翠湖天地”住宅小区），在三楼阳台上见到了李汉俊、沈玄庐，还有沈雁冰和李达。接到译稿后，李汉俊和陈独秀进行了校阅，再返由译者改定。谁知正准备进行连载时，《星期评论》周刊突然因“言论问题”被上海军阀当局查禁。面对这个意外情况，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后，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秘密出版此书。

创办又新印刷所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沪开会，决定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接着，陈独秀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帮助，在沪创办了一个小型印刷所，由郑佩刚具体负责。该印刷所设于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是一幢两层石库门房屋，郑佩刚曾回忆：“委我全权负责。我便在辣斐德路成裕里租一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即‘日日新又日新’之意），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原成裕里弄口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在上海问世。它竖排平装，略小于32开本，全书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封面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按即马克思）安格尔斯（按即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由于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的疏忽，封面上“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到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共产党宣言》推出第二版，并纠正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此后，别的书店也纷纷再版，有的出版机构甚至还先后重印了近20次。

当时，许多读者苦于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地址，纷纷写信给《星期评论》编辑部，询问发行处在哪里。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复信巧妙回答读者：“你们的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太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按即今金陵东路）大自鸣钟对面。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地译出过几本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中译本流传海外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国出版。为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陈望道后来在回忆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事时，说：“第一版印了千把本，奉送。”那时，陈望道曾赠送了一册给鲁迅；鲁迅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据考，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还流传到了海外，如1922年11月，朱德在欧洲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曾赠此书给他。随着岁月的流逝，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本存世仅数册。如今，凝视着那庄重的封面，更感受到它的重要意义。

后记：在即将迎来《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回眸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我国翻译出版的过程，令人心情无比激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证明，它的真理光芒会永远熠熠生辉！而上海作为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诞生地，是颇值得自豪的。 

（原题为《红色档案系列：《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诞生，翻译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