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上的“义理”与“事功”——读《衰世与西法》

沈洁

2017-11-14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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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史研究领域,杨国强先生的名字,大概已经成为一种独特文法的象征。自 1987 年发表《曾国藩简论》,在后来的近30年中,由曾文正,继而胡文忠、左文襄、李文忠、张文襄,及李越缦、王湘绮……,他沿着“千年徊徨”与“百年嬗蜕”的命题,探讨近世中国的历史变迁。他笔下的百年,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百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世道与人心,利益、主张与理想,思想状态、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经历了多少冲突和动荡。《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后文简称《衰世与西法》),是先生晚清史研究的第五本成果结集。在这本书中,他以庚申到甲午的变化为纲,铺写了中国人重造旧邦的种种努力,以及努力中的蹇踬、脱节和曲折多难。从捐纳、保举,讲到晚清的铨法与吏治;由丁戊奇荒,讲赈济,以至衰世里“官力”的步步竭蹶;由西国助赈,讲到条约制度下中西之间的改造与被改造;由兵工业起步,讲中国人借法自强,论及朝廷与疆吏之间的权变风势;经世之学、科举制度与儒学理路的千年变格,以及清流的重起与剧变……凡此等等,这些看似单另的题目,其实有一个内在统一的逻辑——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局推移里,历史的因、果是什么?
一、“内变之烈”甚于“外患之亟”
晚清中国身当激烈中西交冲,这几乎成为讨论近代中国的所有起点和唯一起点。《衰世与西法》一书讲近代变迁,虽以“外患”入手,着重的却是解释“内变”——在更长程的历史脉络与士林精神中讲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动。

若“东南”之崛起。“东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词汇,大多是从庚子强调的,北方接仗,东南官绅则联结互保。但上接庚申,“东南”的历史意义、历史线索,便得以拉长。鸦片战争及 20 年之后的英法联军之役,中国的读书人开始真正学习历史经验之外的东西,“师夷长技”,这是后人概括成“洋务运动”的历史时段。曾国藩设内军械所,李鸿章办西洋炮局,左宗棠在西湖里造轮船,这些在战场中亲炙西洋火器的人物,以考求西国机器制造为源,开始了一段“效西法”的历史过程。于是,庚申之后,东南成为以自强为中心这段历史发轫的地方。这个过程,除兵工业和洋务思想初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潜隐的重要影响,至少有以下三层:其一,经济力量的分化。东南由传统时代的财赋重心,变成了近代工业、商贸的发祥地。其二,地方力量崛起。疆吏办军工,都不是奉旨作为,而是事后奏报,疆吏能够自行其是,即在于手中已经具有支配地方财政的足够权力,之后,便是督抚力量的一再膨胀扩大。其三,国家治理模式的变动。洋务之兴起、兴办是依附于地方,而非朝廷。“造炮船不得不立机构”,疆吏从内战中获得权力和幕府制度从内战中获得张力,在国家官制以外提供了一个空间,而后是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一类名目与“局务”俱起,成了效西法以图自强的职责所在和权力所在。由此,咸同两朝十多年内战里形成的国家权力下移,庙堂管制地方的臂力在不断弱化中,西方人加给中国的义务“无异是在省自治权、内地税征收以及军队调配等这类重大问题上,要求帝国整个改组”,这些自条约制度、条约权力一路延伸出来的“干预”,在实际上,对中国的内政暨国家治理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洋务自开办之始,即伴随各种短绌。这与事务上“开新”,治理模式的变更却衔联不上,有莫大关系。创办兵工业,是一种没有经济利润的“经济”,是一个“收不回成本的经济过程”。这正是 19 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困境:它以自强为旨义,也以自强为名义,但作为一种观念,自强只能表达义理,却无力创造制器所需之财力与物力。财力的制约成为难以逾越的制约,在 30 年以洋务为中心的那段历史里,成为一种常态。因无力踵日新月异的西法而效之,自强便日益成为一种“走样了的东西和残缺了的东西”。
《衰世与西法》似由独立成篇的论题构成,但论题与论题之间却有极绵密的论述逻辑。由受制约的自强运动,延及国家权力下移。洋务以沪局、闽局、津局单个展开,所谓“地方专办”,每个机器局都在疆吏的自主之中。自主即意味着无法协作,李鸿章、张之洞们都在力谋自强,但他们的努力是分割和破碎的,彼此之间无法协作,甚至洞若观火。“在这些各立界限的守拒、纷争和纠葛里,原本贫弱的国家财政不能不因分割而趋于破碎化。”晚清的财政始终与无序相伴随,并始终不能以聚拢的方式支撑一种持续发展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所以,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这成为自强运动最大的内在矛盾:“下移的国家权力自主地促成了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也是下移的国家权力自发地分解了总体和全局,使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长久地成了一个没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过程。” 自强内含民族意识与整体意识,而疆臣所得仅为事权及作为权宜的职权,是地方的、局部的;因此,权变无法得到国家治理模式变革的配合,包括财政的、经济制度的以及有关官制与职权的林林总总,30 年洋务一路竭蹶,中国亦由变局一路走到了残局。
疆臣的权变由自强运动导源,与之关系更紧密的,则是那场打了14 年之久的内战——太平天国之役。这也是《衰世与西法》一书着力论述的,吏治、铨法与晚清绅权嬗易,实则皆以内战为起点。捐纳起自康熙一朝平定三藩度支不济,道光以前并不常开,且视为“秽政”。至粤事起,开捐成为常例,则铨选日益为度支所支配。与此同时,在军功的名义下,因保举得官的人也越来越多。“国家事事从权”,“从权”就是将就,随之是种种老规矩都失掉了约束力而罩不住彼时的官场世界。捐纳、保举使得晚清吏治失范,这便是“由内战开始的过程一路留下的乱象” 。
与之联结的,是绅权廓展。在中西交冲的剧变之日,绅权这一中国社会中的古老传统为时势所挟,“在主动和被动的交杂之中改变了自己的古老”。内战之后数十年,先是预备立宪成为时潮,继而又因预备立宪而倡地方自治,因地方自治而立谘议局;“同时是各省绅界以主权为名义向外人争矿权,以地方为名义向朝廷争路权,并由此一路撼动天下。”最后演为革命,帝制崩坍。从历史中推因果,正是以内战中地方官扶植绅权为起点,并在数十年绅权伸张中累积的。
李鸿章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二、“义理”与“事功”
从中国历史的内因推展过程与结果,是自孟森、萧一山这些清史研究的老辈便极注意的一种理路。而在这辈学人之后,因受到种种分析框架影响,这种非常“中国式”的历史解读渐渐在历史研究中(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消隐了。《衰世与西法》一书,从这一理路上讲,是直接民国、延延古代中国的。他的历史书写,有着赓续于传统且疏离于时潮的独特性。而这种赓续与疏离,正是缘于作者对“中国”及士林精神的深切体认。
在早年曾国藩、李鸿章论中,作者就分析过,曾国藩以学问建立事功,理势并审,体用兼备,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而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却又是一个“没有义理的洋务巨擘”。两者的区别,曾公一生汇融汉宋,以富有个人体验和学理深度的经世之学换来众多士人的服膺;李鸿章则因匮于学殖,他的洋务只能以利害动人心,显示出来的便是一种短视和短气。质言之,晚清中国的危局中,从洋务到戊戌到新政,“事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没有了义理的事功,“中国”不仅不将成其为中国,一个危局的解决则将导致另一簇危局的创生。
这也是《衰世与西法》一书在形景不一的问题揭示中,一以贯之的思路。庚申之变逼出 30 年的自强运动,以及由“自强”派生出的“富强”,其要务皆是以习得彼邦之长技守护中国自身和中国之固有。然而甲午来了,清流重起并经历剧变,他们的自强要义已不在“守”,而在“变”;继而,李鸿章的“取新卫旧”变成了康有为的“除旧布新”。与之相伴的,便是“取向变,本位变,理路变”。新学中人往往因推陈出新而流于离奇古怪,他们不但不再讲求“义理”,就连“事功”也大半是没有具体性的东西。论及科举改革,废八股试策论,八股陈腐,但策论“无涉于身心”,讲实用、利害,却不讲是非、义理,“取舍之间便简单明了而不容易掀动心底波澜”。士林便弥漫于自强、富强的一路急迫,“仅有风气”而无学理,以至于越走越远,进入持续的激进化。在“西潮与回澜”一节,讲严复、章太炎、章士钊、陈三立、王国维、杨荫杭,他们也都曾是一时的开新之人,然而新潮扑来,“新潮面前甘做旧人”。深论历史,则西潮与新法恣肆泛滥,但终究不能“罩住中国”,如严复所说“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在历史与文化的更深切浸染中,他们对新学作翻耕、反思,由此,对于富强的关注更多移向了对于“治道”的关注。进而,作者说,这种由维新到守旧的转向大悖于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但就因果而论,维新、守旧都由近代化的变迁而起,并始终与近代化的变迁相依存,若由这个意义作阐说,则他们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近代化历史过程里的一部分。
从“自强”和“富强”,作者又一路论及民本和民生。儒学民本主义把不扰民当成通例,但救亡以国家为旨归,其守定的旨义里自始就没有留出足够的余地,以包纳与国家和民族联为一体的“黎民”。而后,便是“富强”常常因四顾困厄而急切,又常常因急切而湮没二千年儒学一脉传承的民本主义和民生主义。在以国家为本位的富强立论下,对应着“小民救死不瞻”,儒学“天矜下民”的立教一变再变,作为观念的“富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矛盾。
1840 至今,不过百多年,这里面所包括的社会变动,千百万人的死亡,几亿人生活方式和心灵秩序的变化,这一切变化和时势演变的过程皆有内在的、长时段的因果。《衰世与西法》一书,论近代变迁,立足和放眼的,却是一个二千年的中国。也因此,作者在事功之外,更关注义理,在富强之外,亦用心民本。从这些原因和背景出发,找回遗落的“中国”。这是晚清民国以降,读书人始终致力之事。我们在这个脉络里,看杨国强先生的史作,衔联他身历的 1980 年代至今“一路独亢”的现代化,便可理解他对于义理、对于内圣的执着。可体验习近代史者,阅读胡文忠公见长江铁甲怆然呕血的悲恸。
或有闻,国强先生的学问“旧”、“文人趣”。“旧”,若不从“陈旧”理解,则我以为,这正落实了作者讲历史的个性和气象。在对近代中国“义理”——“事功”表象的陈述中,实则是他所体念的儒学脉络里“内圣”——“外王”理路的延展与开新。
曾国藩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三、知识的学问与解释的学问
从这里看去,《衰世与西法》一书和他的作者,都非常的“中国”。从文法,到理路。中国的史学,纪传与编年体例之外,还有史论一路。强调的,都是叙事,以及在叙事过程中解释历史。这不同于西方那个“讲故事”的传统,更不同于社会科学规范化、理论化之后的史学。它着重于在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中,找出历史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因、缘、际、会,起、承、转、合。《衰世与西法》以专题为形式,类于史论做法,所提出的问题,无一本于外铄理论,皆从历史本身中来。而解释,亦皆持议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
《衰世与西法》一书,并没有新生代学人眼中最大程度的“新史料”。但作者的史识与史观,见于提问,形于文字,由深读产生的力透纸背的厚度,却是那些无温度的资料万万无法企及。作者的文字与行文结构,有着很强的“辩证性”,这不是玩文字游戏,亦非上下左右、罗包万象的“全面”,而是植根于历史事实和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解释基础之上的周密。因周密,则对历史的解释更加深刻。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中说过,20 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一评说,正契合了本书对于晚清中国“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的种种论述。再以工笔与写意比方,前者细密描摹一个静物、一处景,后者则以水墨勾写一个场面、一处境;一则形象,一则传神,这完全不同。因之,世代在变化,文风与文法是多元的,我们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欣赏趣味。历史书写也在这些差异中,收获更多的知识、审美,世事迁衍的痕迹,与古人同悲欢的温凉。每一个世代的写作者,也都会立于他的时代,怀抱某种孤怀隐衷。所有这些,汇聚的,便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长久的时段中,用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加上玄黄与苍生,对世事、人性做出深浅不一探知的努力。
文末,如果求全责备,本书的未尽之处在于,着重以政治、社会和思想解释历史,论及财政与经济,亦以观念与社会为基底,于“数目字”上的经济一层,则几乎是缺位的。作者论及办警察、开学堂,清查户口、地方自治,罗掘百姓,是清廷王气已尽、民心全失的历史处境。这是表层的,更深层处,种种新政举办,意味着国家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向现代国家转型。但治理需要的成本、费用,却没能跟上。帝制最后解纽,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而清廷之所以行官制改革,设农工商部、度支部,亦与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治理转型相关。历史看上去由浮表的言论搅动,但非显性的经济、制度,则从本根处牵动历史变局。

本文原载于《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作者沈洁,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熊丰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晚清史,杨国强,曾国藩,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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