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丨这一句“不恨”，颠覆了多少中国人的爱恨情仇观

让法律的归法律。冷静之余，最近的两起极端案例传递出来的迥异反应，却让我们思考另外一个话题：中国人的爱恨情仇观，到底向何处去？

11月12日，湖南沅江市三中16岁的学生罗某因与班主任鲍某发生争执，持刀将其刺伤致死。目前罗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拘。

对于这起案件，与犯罪嫌疑人罗某“尖子生”的身份相比，与他同班的被害人女儿的一番话，更发人感慨。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她说：我不恨他（罗某），一命抵一命没有用，希望他不再伤害别人。

亲人惨遭杀害，这种略显冷静的表态，很容易让人咀嚼出一丝别样的滋味。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留日学生江歌被杀案件中，作为母亲的江秋莲悲愤不已，对所谓“见死不救”的刘鑫“决不原谅”，并在网上发起“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目前征集人数超过150万。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江母在痛失爱女时表现出来的这种爱恨观，是一个亲人最正常不过的表现。所以，面对另一起凶案受害者女儿“我不恨凶手”的话语时，难免会有些不解，甚至难以接受。

翻看网上评论，一位网友便当起了训导者：“你还小，你的大度略带一点‘是非不明’，或许你还没从这个恶性事件中走出来，亦或者你还没有真正‘走进去’，你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失去父亲是一种什么滋味，对于作恶者你还停留在‘同学’的印象中，善良是好事，但要注意把握是非尺度。”

或许，在他的眼中，为亲人遇害而悲痛，因愤怒而仇恨，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决不能打半点折扣的原则问题。但是，这位网友，以及持此观念的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是，还有一种观念，叫作“不恨”；还有一种做法，叫作“宽恕”。

已故学者余虹，2007年写过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曾引起很大反响。文中，余教授引用当年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园枪击案等事件，就中美两国民众对刑事案件的反应，做了对比和分析。

“一名凶手开枪打死了32个人，凶手本人饮弹自尽。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燃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当那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

其实，1991年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卢刚事件，也是如此。这位留学美国的华人博士开枪射杀6人后，选择饮弹自绝。爱荷华大学副校长安妮·柯莱瑞遇害后，她的亲人给卢刚家人写信：“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

这些异国民众表达出来的宽恕与和解，在中国语境下，是难以置信的。或许，这种“爱”中，混同着宗教、文明等因素。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根深蒂固的“爱”“恨”观念，几乎成为国人的本能。现实中，江歌的母亲如此，亲人遇害后，在法院面前拉横幅、甚至上访要求判凶手死刑的人们，也是如此。

这当然无可指摘。今天的我们，不必过于纠结究竟何种观念更加理性，更加优越，只是还要明白，“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在尊重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少新一代的认知与心态，已悄悄发生了变化。坚守自己的信念，不等于非得干预别人的想法。不了解，不懂得，不明白的事物，没有必要一棒子打死。

诚然，年少的罗某是犯罪嫌疑人，是涉嫌杀害老师的凶手，却也是被害人孩子的同学，也曾是成绩优异的尖子生。被害人女儿选择“不恨”，认为“一命抵一命没有用”，虽然让人不是滋味，却也是大实话：即便判处了凶手死刑，又怎能挽回逝者的生命？

再说，我国刑法明确，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希望他不再伤害别人”，更体现了一位女孩的善良与希望，何错之有？

在江歌遇害案中，日方律师坦言，凶手至多被判处20年徒刑。事实上，日本虽有死刑，却受到了严格限制。据统计，从1991年至2015年的25年间，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死刑的共197人，平均每年不到8人，实际执行的更少。被害人家属的恳求，并不能影响或者左右日本司法审判。

我国是至今保留死刑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死刑罪名也在明显减少。《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刑法》中仅有46个死刑罪名。罪名条文的改革，死刑核准权的上收，勾勒出“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新轮廓，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一样，见证了文明的趋势。

时代大潮，滚滚向前。从熟悉、面对和接受“不恨”开始，中国人的爱恨情仇观，或许也应该有一些改变。尽管，这种“不恨”我们还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