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新型政商关系，要在“亲”上下功夫

【编者按】

11月16日，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出席了由财新传媒主办的第八届财新峰会“企业家的权与责”分论坛，在该分论坛上，王石阐释了自己对十九大之后新型政商关系的理解。

王石表示，中央这几年从反贪、反腐到提倡营造更好的企业家精神， 政商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其中他最欣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清”和“亲”，他们“清”做到了，“亲”做得不好，下一步还要改进，在“亲”上下功夫。

“什么是理想的政商关系呢？我们发现很多企业的企业展览馆，基本就是和领导的合影大照片。你认为有必要吗？你到万科的企业室去看看，没有领导的照片，但是并不代表你没有来参观， 没有跟他们建立正常的联络渠道，我是想说这样一个‘亲’，我是非常欣赏‘亲’和‘清’这两个字的。我不抽烟，也不喝酒，这样一见面来讲就很难套近乎，我现在力图在‘亲’上下功夫，比如说送礼不如送健康，我现在就是送健康，我觉得这个就简单的多，要多锻炼，锻炼身体。”王石说。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王石发言的整理：

“企业家的权与责”这个主题，我讲两点，第一，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十九大精神，我们也在学。我刚从国外回来，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大会是2009年，到现在是9年时间，没想到一不小心参加了七次。这是我们企业家的一种责任，不仅仅对自己的企业，还是对行业、社会甚至国际上气候变化的一种责任。

2009年我们组织代表团，一共三个人，其中有两个企业家代表，代表中国将近100个企业家在会上宣布了哥本哈根宣言，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当时国内对如何碳减排、碳排放的观念不是很清晰，更多的是觉得西方国家碳排放300年，我们才排放30年你就让我们承担责任，对我们不公平。这个时候一部分企业家先起来支持这个宣言了，我记得这当中就包括SOHO。到今年我们代表了多少企业呢？代表了50万家企业。所以就责任来讲，我说，改革开放我们先富起来了，又是有资源的企业家，应该做到责任和权利是相匹配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想讲一下体会，中央这几年从反贪、反腐到提倡营造更好的企业家精神，我想讲一下“清”和“亲”。我讲一个故事，十年前，一家高科技企业从北京搬到苏州开发区，我劝他去深圳。他说我们和深圳政府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你很有名，能不能给我介绍政府关系？我说，我和政府关系不熟。他很意外，你在深圳起家的，怎么跟政府关系不熟？我说真的不熟。他说去深圳你能给我介绍什么呢？我说我们万科在深圳起家，我们不需要跟深圳政府有关系，有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这就好了，全国知名的40%的品牌是在深圳起家的。后来这家企业就去了深圳，果然现在发展得非常好。

我就这样说吧，我现在在深圳要请深圳书记、市长可能要通过华大的董事长，他们说你不能约吗？当然能约，但是约的时间都是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但是华大的老板，人家就有这个关系，跟书记直接通电话就可以了。在中国谈到“亲”是和政府的关系，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反过来也是一样。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很有身份的领导，他说根据他的情报，你王石是不和政府打交道的，我说不会啊。他说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到哪个省里，和哪个省长见面？我说怎么可能呢？是见面的，但是不报道的。所以我检讨来讲，习主席说的“清”和“亲”，我们“清”做到了，“亲”做得不好，下一步我们还要改进，在“亲”上做文章。

什么是理想的政商关系呢？我们发现很多企业的企业展览馆，基本就是和领导的合影大照片。你认为有必要吗？你到万科的企业室去看看，没有领导的照片，但是并不代表你没有来参观， 没有跟他们建立正常的联络渠道，我是想说这样一个“亲”，我是非常欣赏“亲”和“清”这两个字的。我不抽烟，也不喝酒，这样一见面来讲就很难套近乎，我现在力图在“亲”上下功夫，你比如说送礼不如送健康，我现在就是送健康，我觉得这个就简单得多，要多锻炼身体。

我相信未来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比较讲规则、讲法治的。现在作为万科，作为我个人是非常愉快的。实际上我们执政党有很多制约的，我们民营企业当中，我们本身自我的约束机制还是不够。我在2004年参加了阿拉善，阿拉善是企业家一起搞环保和生态的组织，重要的来讲就是如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来为社会服务，你说到权利一定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的体会。

另一方面，谈到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实际上我们万科本身就是脱胎于一个小的国有房地产企业，我们原本是这家国有房地产公司下面的一个分公司，虽然是分公司，脱离的时候还是有一番搏斗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刚才讲过和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我们第一次做改造就遭到了“爷爷”公司的坚决反对，我就没有办法做了，只好找了当时的市委书记。

当时那位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一个桌子，一个沙发，现在市委书记的办公环境应该比那时候好很多。我就讲遇到了困难，当时他在练毛笔字，我想就这20分钟，你能不能把笔放下来？你能不能不练。我就说我怎么怎么着急。我说完了，他就把毛笔放下了。他说，年轻人，你太着急，你告你上级公司的状，让政府干预，你想我政府怎么运作的，我通过部委局，局才管公司，你是公司下面的公司，我政府直接介入，这盘棋就乱了。所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

万科本身脱胎于国营公司，当时改革第一次四六开，国家占60%，我们团队占40%，但是我放弃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再来讲这个关系，最后慢慢才发现，很多我们股东不同意，因为他不愿意再拿钱，这个斗争之间很痛苦，但是痛苦是改革成功的时候。

之后再往前走，我们又引进了新股东，还是国营公司。其实我们可以选择私有化，也可以选择跨国的，有名的企业，但是我们选择了国企，我觉得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应该说我们和华润经历了万科的黄金发展期，这当中，我们又遇到了股份阻击的情况。大股东有不同意见，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抱怨，但是我已经没有抱怨，我们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

在我们换第三个大股东的时候，我们的选择还是国营公司，只不过是央企变成地方企业，所以说到这儿，随着中国国情的发展，混合所有制这是我个人选择的道路，也是万科选择的道路，我们只有感谢。

什么叫合作？合作就是矛盾重重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成分，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两口子还吵架呢，更何况两个不同的主体，从混合到国有，到混合，从混合到混合，从混合再到混合，我对中国未来的混合所有制抱着非常大的希望，而混合所有当中国营的成分会占相当大的比重。我们从学术角度去谈什么是企业家，我们发现西方很多的学术在我们国家不适用，我们需要重新认知。所以我觉得央企和地方企业是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像傅成玉等等，像我们刚引进的深圳地铁的董事长、总经理我都是很佩服的，因为在国营企业、在央企，同样执行中央政策，执行很多政策性的任务之外，他要盈利。

（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演讲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