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梦

北京大学 李零

2017-11-22 09: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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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文史大家、北京大学杰出校友张政烺先生诞辰一〇五周年。为纪念张先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华书局将于2017年11月22日举办“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会”,并于11月23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办“张政烺先生学行”专题展。
本文系李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静园学术讲座”第五十二讲的讲稿。
张政烺先生在寓所庭园
天地君亲师,师很重要
鲁迅的第一个师父是个姓龙的和尚。他说,龙师父的屋里供着块金字牌位,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我的第一个师父》)
什么叫“天地君亲师”?这个说法很古老,如《荀子·礼论》就有类似说法。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天、地、人,中国叫三才。天地之间人为贵。君、亲、师都是人,不是神。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他发现,中国人家家都拜“天地君亲师”。礼仪之争争什么?关键就在,这种拜拜算不算宗教。罗马教廷裁决说,算,中国人不放弃这个教,就不能信他们的教。中国皇帝说,那好,请你们离开中国。
中国传统,只有国家大一统,没有宗教大一统,只取经,不传教,宗教束缚小,人文精神强。中国革命,无需宗教改革,只要把皇帝打倒,就算齐活。这跟欧洲很不一样。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天地君亲师”被“天地国亲师”代替,国还在,亲还在,师还在。师在中国,仍然很重要。
顺便说个问题,有一种碑刻或牌位,龟趺驮着八个字,“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元代很流行。这八个字,包含天、地、君、亲,但没有师,这是为什么?
我是坏孩子,想当好老师
我有一个梦,当小学生时就有的梦。我的梦想是当老师。
我为什么想当老师,说起来,臊得慌。原来我是坏孩子,经常被围剿,经常被制裁,就跟美国定义的流氓国家或邪恶轴心一样。我想当老师,只是想当个从来不整人的老师。
当老师,很难。老师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工作,我最不擅长此道。我在农村教过小学,教过中学,语文、算术、绘画、音乐、体育,什么都教,大孩小孩都教。我发现,我很失败,我比我认为最坏的老师都不如。
命运真会捉弄人,几十年过去,我这个从没上过大学的人,连小学都教不好的人,居然站在大学的讲堂里,给你们这些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高材生讲课。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做梦呀。我在梦里,经常为此而困惑,分不清梦与现实。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老师,什么样的老师叫好老师。
前一阵儿,校领导把我叫去,要我跟其他几位老师讨论师德师风建设,我说,现在的道德宣传太虚伪。我不是好老师,但我有个好老师,他的名字叫张政烺。张政烺不是现在标准下的好老师,但我佩服的是这种老师,这种古风犹存的老师。
最近,北大文研院打算办个展览,张政烺先生的展览。渠敬东老师跟我说,这是讲北大校史,讲中国学术史。我不是北大出身,但我的老师是北大的学生,也是北大的老师,而且是好多北大著名教授的老师,这个展览当然值得办。五十七年前,他离开了北大,这是他一生最伤心的事情。办这个展览意味着什么?我说,这是接老师回家。
这里,我想拿张先生当个例子,讲讲我对老师二字的理解。
张政烺先生同蔡美彪、周一良、何兹全等先生在某次会场,约1980年代。前排左起:蔡美彪、张政烺、何兹全、周一良。
什么是老师?
什么叫老师?韩愈早就讲过了,传道、授业、解惑(《师说》)
传道是传大道。道这个词,先秦很流行,有点相当主义,至少是大是大非大道理。但越是大道理,大家的理解可能越不一样。古人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那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现在,私有神圣,市场万能,赌神就是上帝,发财才是硬道理。传什么道,对现在的老师是个难题。
最近参加一个会,湖南省博物馆要办一个春秋战国文物展。春秋出了孔子,战国有百家争鸣。搞中国思想史的人喜欢说,这是圣人辈出的“枢轴时代”,知识分子的春天,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认为。第一,当时的领导很不满意,觉得思想混乱,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定黑白于一尊。第二,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不满意,觉得其他派别挡了自己的道。更何况,这是个率兽食人、杀人盈野的时代,当时的老百姓更不会说,这是什么黄金时代。当时,大家没有共识,唯一的共识是“天下无道”,正是因为“天下无道”,大家才各讲各的道。《庄子·天下篇》不是讲了吗?“道术将为天下裂”。现在的世界不正是这样吗?
授业是传授知识。这条好像简单一点。问题是学了本事干什么。孔子教学生,主要是教诗书礼乐,这些都是人文学术。他的培养目标是干禄。干禄,现在叫跑官。当时,只有当大官才叫成功人士,不像现在,只有发大财才叫成功人士。孔子很清楚,官场是粪坑,但不做官,无法施展其抱负,也就是他的道。他至少知道,《微子篇》里那些嘲笑他的人才是高洁之士。从《微子篇》到《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什么?《微子篇》讲得很清楚,是隐士。隐士以逃避做抵抗,很难,基本是个梦。《儒林外史》开头的王冕,第五十五回的四大奇人,就是讲这个梦。第五十六回是个常见的俗套,被埋没的人得到皇上旌表。我是目睹了我身边的《儒林外史》,所以才说,大学是培养人材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我心中的人材是老北大的革命家和学问家。
解惑就是启蒙,从糊涂到明白。我说,当老师难。我口才不好,不喜欢讲课,从来不是优秀讲师。我更喜欢写字,但讲课逼我说话,也有一点好处。我的书,很多都是从课堂上来的,课堂是锻炼思想的地方。一次讲不明白,改;两次讲不明白,再改;直到讲明白。我认为,一个大学老师,首先应该是个学者。学者不是头衔,而是起码要求,你得读书,你得学习,你得做学问,有这种资格,才能教人。有人以为,能把简单的事情越讲越复杂,才叫学问大,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能把复杂的事情讲得明明白白,那才叫本事大。把话说明白并不容易。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不读书,你损什么?其实,读书越多,才越要概括、提炼、总结,只有经过概括、提炼、总结,才能把复杂的事情讲明白。老师,不光是嘴皮子上的功夫。不学无术,何以教人。
1973年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三排中为张政烺,照片中文字为启功标注。
什么样的老师叫好老师?
过去,吃教书这碗饭的都奉孔子为师。他在曲阜办学,办的是私学。所谓上课,不过是找几个学生上家里聊天,或带他们上舞雩台遛弯,不需要对谁负责。
现在的大学,学校是为教委办学,院系是为学校办学,老师是为院系办学。教委负责撒钱,钱分到学校,要变成项目,落实到岗位,一层层往下发包,定指标,收租子,这就叫办教育。所谓双一流也好,国际化也好,新体制代替旧体制也好,都是在这套机制下运行。一句话,本末倒置。我们批判过这种倒行逆施,一点儿用都没有。
现在,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学校是干什么的,老师是干什么的,学生是干什么的,确实让我很糊涂。
第一,我想说的是,老师不是父母。
第二,我想说的是,老师不是老板。
第三,我想说的是,老师不是表演艺术家。
我有个故事。有一回,我去美国,有个在大学教中文的老师,他跟他的美国学生说,以后不管上哪儿,你都不要忘记你的老师,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身父母”,这个学生光眨眼,不吭声。我想,这不是难为他吗。人家美国,哪有什么“终身父母”,撑死了也就十来年。我们的传统,老师喜欢学生,不但传衣钵,就连女儿都嫁给他。现在,学生找工作难,我们当老师的,应该帮他们,但你要托人家安排你的学生,你就得帮人家安排人家的学生。平时不来往,人脉不行,谁理你呀。我不认为,老师跟学生是互为工具,你给学生办事,学生给你办事,学生靠老师出名,老师靠学生出名,桃李满天下,看谁学生多。就我所知,只要当年在北大听过张先生的课,愿意认他为老师的就是他的学生,他是我们大家的老师,不是哪个学生的老师。
现在,学校的一切都是按理工设计,人文萎缩,好像印第安保留地,聋子的耳朵——摆设。什么都靠项目,什么都靠团队,一刀切。学校领导是大老板,院系领导是小老板,教授是包工头。有个领导说,理工科,我不担心,担心的只是文科跟不上。其实,我们的评价机制全是跟着理科走,早就没什么化外之地。以后,成果署名,好像电影,最后有个名单,上下滚动,从制片人、编剧、导演、主要演员到各种小土豆。我怀疑,也许不久,个人学术将无存身之地。人类把山林几乎砍光,把老虎几乎杀光,不砍不杀还想不起救。什么时候,人才会想起,除了人的地盘,也给老虎留点地方?
我的老师,他们那个时代,没有这一套。那时没钱,除了政治任务,没什么项目。张先生是干历史这行的,1950年代,历史是政治教育,教大家爱国,有一套邮票,叫“伟大的中国”。他想用考古、文物讲历史,一辈子就立过一个项,《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结果还被停了,废了。只是后来,心疼先生的人,有人出来张罗,这个项目才被恢复。最近,《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终于出版,先生还是挂名主编,但他老人家早就不在了。
张先生怎么讲课,你们没见过,他是背对学生,脸朝黑板,自言自语,语速很慢,口音很重,想不起来,就使劲敲脑瓜,脑瓜里装的东西太多,有时敲不出来。他跟易中天、于丹这样的老师大不一样,口才并不好。现在的中国,什么都是表演,什么都是行为艺术,演讲都是演着讲,我不习惯这么讲。
子张说,孔子什么都学,学无常师(《论语·子张》),这点很重要。老师传学,把学生当老师的复制品,学生瓜分老师,各得夫子之一体,分而又分,说是光大师门,格局越来越小。我一向认为,只跟一个老师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同样,只把学生当私属,靠学生延续学术生命的老师也不是好老师。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做学问,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你是为自己读书,为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读书——不是为了混学历,不是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博学界喝彩,不是为了讨大众欢心,更不是为了跟同行较劲,炫博耀奇,显摆自己学问大。
我理解,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不能混为一谈。你们到北大,不是为老师学,是为自己学。老师带学生,不是为了传衣钵,而是为了成就他们的愿望。我说,成人一愿,胜造七级浮屠。因为这可能彻底改变人的一生,如同再造生命。
我的老师,只是用他献身学术的榜样,示范于我们,鼓励我们赶紧读书,多出成果,就像老虎妈妈教小老虎打猎,身教胜于言教。他不传衣钵,不拉山头,没有子弟兵。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我认为,能够成就学生愿望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张先生就是这样的老师。
中国考古访美代表团在美国加州旧金山,1980年6月10日。左起:张政烺、张长寿、夏鼐、马承源。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中国古代,几千年大一统,官就是公,公就是官,私人的一切都归它管。公当然不可或缺,但只有公,没有私,那就过分了。现代西方,历史上有自治传统,主分不主合,个人是自治的极限,解放个人是解放商业,私是主体,公是附庸,公是不得已而为之,顶多起点调剂作用,但只有私,没有公,照样不行。
现在,你们写论文,有一套学术规范。这套规范从哪儿来,是不是什么都好,你们想过没有?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学这套规范,用这套规范,琢磨这套规范,也反思这套规范。
比如西方学生好辩,argument是论文少不了的作料。我行,我牛,现在的广告净这么吆喝,争强好胜才吃得开。我一直在想,这种风气从哪儿来?
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真理在我,你没有,你是错误的化身,我当然得批你,否则让你乱了正声,那怎么行。这种专制主义,每个知识分子,骨子里都有,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宗教关乎信仰,最重辩论,西方有宗教传统,当然好这一口儿。他们喜欢打官司,法庭辩论也是西方传统,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关键还在,学术规范,背后是知识产权。学术也讲私有化。
然而,研究学术史,你会明白,饭要大家吃,学问靠大家做,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一门一派某个老师某个学生所得而私也。
现在,大家喜欢说,“文革”是文化浩劫。红卫兵,“破四旧”,砸了一些庙,毁了一批像,但博物馆无恙,考古遗址无恙,当时没有地毯式的盗墓,没有文物买卖,没有全民收藏热。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中国的考古发现,里程碑式的发现,都是因此而发现,参加发掘的经常是解放军,大干快上,谁都不讲个人,当时也不能讲。当时,有个红楼整理组,把全国最好的专家集中在一起,整理新出土的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和睡虎地秦简。每本书都是集体讨论、集体写作,集思广益,水平很高。张先生是此役的主要参与者。我觉得红楼精神,今天也有意义。这种基础工作,每人都单干,重复着干,实在没必要。
现在,古文字考释,一个字,考上几万字,同一篇东西,所有人都在抢注发明权。论文全是集释,脚注密密麻麻,有用没用一箩筐。这么干,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脚注套脚注,叠床架屋,重复著录,烦琐到一塌糊涂,已经没法写文章。李学勤先生讲,清华简,不能这么搞,注释要简化,不注发明权。
发明权,现在叫知识产权,这个权,其实是个经不起追问的问题。《世本·作篇》给人类最早的发明定发明权,所有发明权,几乎都被归黄帝君臣,也就是古代的成功人士。
全世界,最早的成功人士是两种人,一曰僧侣,二曰武士,一文一武。信仰和知识归僧侣管,打仗和政务归武士管。中国传统不一样,读书做官才是成功人士,和尚道士在四民之外,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除了乱世,武人无用武之地。现代成功人士,又不一样,美国六大利益集团,犹太、金融、军工、科技、情报、传媒,这些集团中的人才是人上人,名利都归他们。
我们看博物馆,看祖宗留下的东西,器物那么美,壁画那么美,书法那么美,绝大多数都出于无名氏之手。我们吃的每一粒粮食,我们穿的每一件衣裳,我们用的每一件东西,究竟是谁创造,是谁发明,我们看到的只是老板的商标,老板的Logo,工人不留名,农民不留名,很多战士,也是打死就打死了,葬在无名烈士墓。
老师的本色是学生。作者的本色是读者。谁都是先当学生,后当老师,先当读者,后当作者。学生要读书,老师更得读书。我特别喜欢读者这个身份。我的文章,很多都是以“读”字开头,越来越多。读,当然首先是捡好东西读,有意思的东西读。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现在怎么讲?别人在前面铺路,全是你的靶子,对吗?你把自己弄成一个错误吸尘器,累不累?
1979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立留影。前排左起:王毓铨、白寿彝、邓广铭、侯外庐、尹达、翁独健、胡厚宣、张政烺;后排左起:郦家驹、梁寒冰、孙毓棠、李学勤、田昌五、林英、熊德基、杨向奎、牟安世、黄烈、林甘泉。
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
我们古文字这一行,写文章有个套路,甲这么说,乙这么说,丙这么说,最后说,案众说皆非。是不是天下的学问都这么做?
古文字,对象是简单事实,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不是这个字,就不是这个字,没什么讨论余地,用不着饶费口舌。太多口舌,都是用来纠谬订错批同行,不然没事干。这是小道。古人说,小道可观,致远恐泥。你不能认为,天下之道,就这么一个道。
比如考古,大家是在考古文化的谱系下认识问题,今天这么讲,明天那么讲,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很正常。我们对谱系的认识要反复调整。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何止一役?有些问题,一辈子都解决不了。
好恶深,则偏见生。当学者,人要厚道,不能太刻薄,成天招猫逗狗,批这批那。对学生,尤其要宽容,多从正面引导,鼓励他们。有人以为,消灭错误,就是真理,不犯错误的学生就是好学生。训练学生,就跟军营或戏班子似的,站不直了就踹一脚。其实,小人物有千虑一得,大人物有百密一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部学术史,真理和错误总是互为依存,消灭了错误,也就消灭了真理。
有人说,真理越辩越明。我看未必,你说我是傻子,我说你是笨蛋,只能越辩越乱。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基于事实,事实不是辩出来的。摆事实,讲道理,首先是摆事实,然后才是讲道理。讲道理是还原真相,包括还原错误,把错误变成可以理解的东西,即一种不成功的探索。大家都在探索,尊重对手很重要。
学术不是竞技体育。有人说,拳台之上,只有输赢,你不服,我就踢馆。这种理解太狭隘。我认为,学术更像写诗、画画、做文章,追求的只是最好。最好的表达就一种,你得反复琢磨反复找,也许找不到,找到哪儿算哪儿。张先生喜欢孟子的“尽心”说(《孟子·梁惠王上》)。做学问,你只是自己跟你自己较劲,不是跟别人打架。成天跟别人较劲,不是狂妄,就是没有自信。
张先生有个最大特点,不与人争,不与人辩,即使受了天大委曲,也只是躲进书房,独自伤心,就像鲁迅说的那样,野兽受了伤,一头扎入草丛,自己舔自己的伤口(《鲁迅书信》330618:《致曹聚仁》)
张先生爱惜人才,乐于助人,这是有口皆碑。他是有问必答,不问不答。很多人都回忆过,他甚至把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送给别人写文章。
比如当年,他因在北大讲魏晋封建论,丢了饭碗。魏晋封建论,最讲马克思主义,最讲社会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最讲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但张政烺先生、尚钺先生,还有很多人,反而遭批判。二十多年后,俞伟超先生说,当年的学界中坚都是魏晋封建论。他跟郑昌淦先生约了很多学者,打算编个集子,为魏晋封建论翻案。他们请张先生挂帅,被张先生拒绝。张先生说,这是我一生最难过的事情,我再也不想提起它。多少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帮尚小媛出版他爸爸的遗作,但他并不打算拉一支队伍,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再比如,高明先生讲过一件事。1956年,故宫请一批古文字学家到故宫鉴定铜器,主持人是唐兰。有一件铜器,在座专家都说真,就他说假,有一位著名学者拿他打镲,说大家的看法都很一致,就你跟大家作对。他不善辩,显得很孤立。结果,有个故宫老技工站出来说,这东西,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好像是我师叔做的,结果证明,张先生是对的。张先生是唐兰先生的学生,高老师也是唐兰先生的学生,我自己也差点当了他的学生。我听过唐先生讲课,他辈分高,才气大,当年跟王国维都敢叫板。张先生跟这一行的很多人不同,学问大,但脾气不大。高老师说,古文字学界,风气不好,做人,你要学张先生。
张先生同李零合影,1996年4月15日。
最后,让我念一首诗吧。
鲁迅先生有一首诗,题目叫《桃花》(见《集外集》)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2017年10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2017年10月17日在北大二教102演讲
张政烺先生肖像,约摄于1970年代或1980年代。
李零撰写的“张政烺先生学行”展展板文字
前言
张政烺,一个生于海阔天空之地的人,一个温柔敦厚、襟怀坦荡、学识极为渊博的人。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是北京大学很多老师的老师,我们大家的老师。他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做学问。他的墓碑上刻着他手书的座右铭:“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他这一辈子,没有官职,没有头衔,没有门户,也没有子弟兵,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却赢得了北大师生和学界所有人的爱戴。什么叫老师?这是最好的答案。五十七年前,张先生离开北京大学,成为一生之痛。今天,我们接他回家。
1948年6月,北京大学史学系欢迎陈受颐主任回国,在沙滩红楼前合影。前排左起:邓广铭、陈受颐、毛子水、郑天挺、张政烺;后排左起:杨翼骧、胡钟达、杨人楩、万斯年、韩寿萱。张政烺先生于干面胡同旧寓前留影,约摄于1960年代初期。
生平简介
1912年,张政烺生于山东荣成,终其一生,乡音不改,为人木讷寡言,不与人争,不与人辩,但从不随波逐流,只要自己觉得对,决不轻言放弃,柔中有刚。
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十年,对史语所图书馆(今傅斯年图书馆)的建设和保护有大功。在他的回忆中,押解史语所图书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母校,在北大史学系任教,当过十四年教授,为北大培养过许多优秀学生,然而北大却是他的伤心之地。1960年,张先生因在北京大学讲授“魏晋封建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性,被迫从北京大学调出,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华书局。当时,很多从事古籍整理和外文翻译的专家都属于“有政治问题”的人,这种遭遇让他深陷痛苦。1963年2月5日,张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然而他却从未到任,而是躲在他长期兼职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和考古所建所之初,他就是这两个所的学术委员)。他酷爱摄影。他曾赌气说,他想到乡下开照相馆。1966年以来,他才成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对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各种史料都很熟悉。在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傅斯年、郭沫若、夏鼐等前辈都很赞赏他的学问。他上过北大,从马衡、唐兰学,深受清代金石学和罗王之学的影响;进过史语所,也继承了史语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的传统。解放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重社会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史学观点上,他一直坚持“魏晋封建论”,从未动摇。他特别重视古文字研究。“罗王之学”的传人,唐兰先生那一辈是第一代,他和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他在古文字学界是公认的泰斗级人物。张先生无官无职,不声不响,但却爱惜人才,奖掖后进。如裘锡圭先生就是经他推荐,脱颖而出,成为古文字学界的领军人物。
张政烺先生书法作品:书以气为主。
张政烺先生为赵俪生先生书
结语
张先生离我们而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里展出的遗著、文稿,只是他学术梦想的一鳞半爪,后学难以窥其堂奥。他有三个遗愿:第一,编一部《中国历史图谱》;第二,编一部商周铜器铭文的考释之作;第三,把他在红楼整理组整理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整理发表。这三件事,只有第三件事,留下遗稿。张先生的著作,涉猎广泛,其最大贡献,国际国内学术界公认的贡献,是他对商周“数字卦”的研究。尽管有人诋毁这一研究,但古人云:“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论语·子张》)最新发表的清华楚简《筮法》《別卦》再次证明,还是张先生站的高,看的远,说的对。
责任编辑:丁雄飞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张政烺,老师,北京大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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